陈独秀晚年政治思想述评

陈独秀晚年的政治思想变化主要表现在：“九·一八”事变后由从事托派活动而转入抗日反蒋斗争；由诬蔑红军是游民、土匪、溃兵所组成转而承认红军是国民党所不能消灭的革命力量，从而提出了把抗日反帝斗争与国内人民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１９３２年被捕后，不论在牢狱中或在法庭上，揭露了国民党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欺压人民的反动行径，表明了自己为民主而斗争的坚强信念。“七·七”抗战全面爆发获释出狱后，由反蒋抗日转变到拥蒋抗日，并提出了个人对抗日救国的基本观点和主张     

刘少奇与抗日民主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抗战爆发后,新四军开赴华中敌后战场,由于国民党借“合法”、“统一”等名义压制人民抗战力量的发展,以及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不良影响,广大干部群众对“合法性”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敢放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刘少奇到达华中后,全面论述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指出了建立和巩固合法政权的具体步骤,使华中抗日民主政权普遍建立起来,虽然刘少奇忽略了一定条件下合法形式的必要,但他的思想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贡献是巨大的,在我党统一战线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心态

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心态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心理基础。为了避免社会振荡，新政权在解放初期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凡是没有明显反动行为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被新政权的文教、科技、新闻和政府部门所雇用，对于有影响的、年纪较大的知识分子则给以闲职“养起来”。同时安排知识分子参加土地改革等社会改造运动，在社会运动中接受教育。经历了抗战和内战双重打击的知识分子群体．不仅在经济上陷入贫困，而且对国民党政权的政治腐败极端厌恶，面对建国初期新政权的“清明政治”和自身经济状况的改善，大部分知识分子认同新政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政策。对自己没有参加革命，却享受了革命果实，知识分子有一种“自责、愧疚、摘了桃子”的心态．他们希望积极配合新政权的知识分子改造政策，成为新政权信赖的建设性力量。少数知识分子对新政权虽然存有“同情了解”的期待，但是他们采取了“观望与沉默”的态度，并不无条件地拥护新政权的政策和主张。总体而言，参与、配合知识分子改造，力图融入新政权是知识分子群体在建国初期的基本心态。     

谈李大钊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贡献

李大别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革命家,也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他短短的光辉一生中,把主要精力和时间都献给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而文学活动仅是他整个革命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虽然不是专业的文学家、文艺理论家,但是他对“五四”文学革命所做出的贡献却是重大的、不可低估的。首先,他通过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介绍共产主义思想到中国,为我国“五四”文学革命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五四’运动爆发前夕,他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新…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权主张的演变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对新民主主义政权模式的探讨，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完善的过程。从土地革命时期建立苏维埃政权到抗战胜利前夕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创造性地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权学说。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学说的新发展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中,十分重视革命政权建设。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整套关于中国革命政权建设的思想和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政权学说。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关于革命政权建设的思想和理论,对于推进我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批判胡适的反动政治思想

胡适的政治思想的实质,是帝国主义同中国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反动同盟的集中表现。胡适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言论以及政治活动,充分说明了他政治思想的反动实质。一、胡适的政治主张是改(?)主义的,彻头彻尾是反人民的胡适的反动政治思想,是美国资产阶级反动哲学实用主义(胡适叫做“实验主义”)在政治方面的应用。胡适自己说过:“我谈政治,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胡适:“我的歧路”) 实用主义哲学是主观唯心论的哲学,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相反,它不承认客观世界和     

革命文艺审美特性和革命作家主体作用——学习毛泽东美学思想

毛泽东有没有美学思想呢?回答是肯定的。毛泽东对自然美和社会美都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但他审美的注意中心却放在文艺上,这不仅因为他深知优秀的文艺作品的价值,而且因为他了解革命文艺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斗争中,是一种“有力的武器”,起着别的“武器”所不能代替的作用。所以,他十分赞同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的观点,把革命文艺看作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革     

国民党政府对天津敌伪产业的接收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与日伪合流,军事上抢占战略要地的同时,在经济上则派大批官员到收复区接收敌伪产业,抢劫人民财产。他们在发“国难财”之后又大发“胜利财”。天津是敌伪产业较为集中的城市,国民党政府接收天津敌伪产业的过程,不仅体现了其对收复区人民的掠夺政策以及各接收机构、接收人员贪污腐败行为,而且进一步暴露出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政权的反动性、腐朽性,加速了其反动统治的崩溃。     

抗战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及其实现路径

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伟大抗战中产生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其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是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思想资源.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观背景下,应该充分弘扬抗战精神,加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理想信念以及艰苦奋斗教育.将抗战精神寓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要有效利用把抗战精神寓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把抗战精神寓于高校校园文化环境建设以及把抗战精神寓于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开展中的“三位一体”路径.     

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抗战后国民党政权迅速崩溃的历史考证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政权迅速走向崩溃是历史的必然。国民党在和平、民主、民生等方面迅速失去了民心,让人民彻底失望,人民最终抛弃了它。考察这段历史,不难得出"人心是革命成败和政党兴衰的根本"的历史结论,更应该记取"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的历史启示。     

论两西西里归并的历史必然性

对于加里波第不在两西西里建立政权，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统一意大利，而是同意将西西西里也并撤了王国，把政权“拱手”交予加富尔问题，我国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翻译和出版的几部大学世界近代史教材的看法一直是：加里波第“本可以依靠广大群众，在那不勒斯确立革命民主专政，建立共和国，在共和国的旗帜下统一整个意大利。”’“在这个关场时刻，政治上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就在资产阶级革命家加里波第身上暴露出来了，他不敢放手发动人民起来反对损丁王国的君主政体．”②“作为一个革命家，他有很大的局限性。”③就是九十年代出版的《…     

晚年陈独秀政治思想之我见

在探讨陈独秀思想的发展变化时,国内研究者一般都把他从“一九二九年开除党籍至一九四二年病死这段时间”,看作为他一生政治思想经历的最后一个阶段,名之曰“陈独秀后期”,并称这个时期的陈独秀为“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背叛者”。这样笼而统之地为后     

民主革命时期施复亮政治思想述论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处于一个思潮激荡、人才辈出的社会转型时期,出生于19与20世纪之交的施复亮以其非同寻常的丰富政治经历见证了那个时代的发展与变迁。因为,从尊孔到反孔,从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积极改组国民党、呼吁民主抗战一直到倡导中间路线,都留有他为之不懈奋斗的足迹。施复亮经历与思想的演变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变幻的世事和党派聚散离合等诸多历史事件的一个浓重缩影。这种政治活动的多样性,既是他探求救国救民真理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他政治思想的独特性和活跃性。施复亮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可分为早期政治思想、国民革命思想、“革命的三民主义”思想、抗战思想和中间路线思想等五个部分。施复亮的政治思想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恩来从“城市中心”到“乡村中心”思想转变历程

毛泽东关于“乡村中心”的思想是1930年1月提出的。而在此前后周恩来也提出了“乡村中心”思想，用词还更明确。从1927年底到1930年八九月间，周恩来从提出“农民割据”是中国革命的“特殊方式”，到提出“农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到明确提出“现在中心是在苏维埃区域，不仅党是[有]政权的党，而且有红军、赤卫队，而且是要发展及于全国”。同时他倡议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统一领导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斗争，并主动提出自己愿意到中央局工作，从而完成了他从思想到实践、由“城市中心”到“乡村中心”的思想转变历程。而且他从党中央领导的角度开始党的工作中心转变，因此更具有全党性的意义。     

孔孟之道和四大反动绳索

毛主席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这一教导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统治权力和封建伦理思想的反动实质。这四种权力是历代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实行统治的工具,它们之间各有侧重,但又互相渗透和补充,从经济、政治、思想、人身各方面迫害和禁锢中国人民。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在这四权的束缚下,受尽了剥削和奴役,为摧毁这些反动权力进行了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     

黄兴政治近代化思想及其实践

黄兴政治近代化思想与时跟进,他投身革命初期的卓识,丰富与发展了武力推翻反动政权的思想宝库;依据国情提出的建立责任内阁制见解,实践证明是有远见的;创兴大党维持思想,首倡宏大党德学说,实力推行政党政治收到效果,其思想与实践无可非议。     

陶行知的抗战教育实践和理论

陶行知是抗战教育实践家和理论家。他创办晓庄师范和育才学校的政治目的都是为了把日本从中国赶出去，把学生培养成抗日救国的小战士。他组织“国难教育”和“战时教育”以及出游欧羡二十八国都是在宣传抗日救国。他把“生活教育理论”运用在“抗战教育”上就是战时教育理论，即“过抗战的生活，受抗战的教育”，“民族解放大学校”，“抗战教学做”三个方面，并使这三个方面为中华民族的中心政治任务——抗日战争服务。     

试论周恩来早期建军思想

周恩来在早期革命活动中初步阐述了建军与革命、建军与群众、建军与政权以及建军与建党等一系列理论问题，提出了建军是实施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先决条件和前提，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工具及革命军队是为人民利益而战的基本思想。他的这些思想，为中国人民军队的创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谈王充重实践的唯物主义教育观

王充是汉代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是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重要著作《论衡》,不仅对先秦以来儒家的反动哲学观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而且对儒家的反动教育观也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两汉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董仲舒,继承并发挥了孔孟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把儒家学说宗教化神学化,建立了一套以“天人感应”说为核心的神学思想体系。他在教育领域里,抛出了所谓“性三品”的反动观点,把人性分为三等:“圣人之性”、“中人之性”、“斗筲之性”。胡说什么“圣人”是天生具有知识和智慧的上等人;“中人”是可以在“圣人”教化下变善的中等人,而“斗筲之性”的劳动人民,则是“天生愚蠢”、不堪造就的下等人。这实质上是孔老二的“生而知之”和“上智与下愚不移”反动谬论的翻版。董仲舒鼓吹这套反动教育观的目的,是妄图把知识神化,剥夺广大劳动人民受教育的权利,实行反动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在“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反动思想体系统治的情况下,王充继承先秦法家荀子、韩非子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以勇敢的反潮流精神,提出了重实践的唯物主义教育观,与孔孟和董仲舒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及其反动教育思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发展了先秦法家的进步教育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