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征史笔洞察深邃--说说俞明的人物散文

读到《中国图书评论》今年第一期陈四益的书评《他勾勒出了我们难以忘却的时代——读俞明(故雨新知)》后,我作为俞明作品的一个老读者,也有些话要说说。陈四益说读《故雨新知》最好能同读俞明的另一本散文集《姑苏烟水集》,这是很有见地的。因为这两本文集,反映了俞明散文的成就与特色。这两本书     

《历史的天空》另外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一个人民文学出版社老编辑想写的。他叫黄伊,他向我借了两部书的相关档案,一部是《尘埃落定》,一部是《历史的天空》,他说他想写本书,类似“好书的故事”。我知道,他当编辑几十年,编过《红岩》那样的好书,他该是有些心得的。那天还和他谈过一些书事,看他劲头十足兴奋异常。几个月后,看到社报栏朴素的讣     

全媒体时代新闻人的责任与操守

去年3月在《青年记者》发表的《新闻领域弄虚作假现象探析》,获得了第二十二届中国新闻奖论文三等奖。责任编辑来电话让谈体会,我欣然接受。作为一名从业近30年的老新闻工作者,获中国新闻奖不是第一次,但是,新闻论文获奖却是第一次。我由衷地感谢《青年记者》给我提供了发表见解的机会,让我在新闻领域探索方面又迈进了一步。     

“我被骗了!”——一篇通讯引起的风波

老记者徐熊在《我是怎样学步走的?》一文中讲他写一篇通讯引起的风波:我的第一篇通讯在《新华日报》(华中版)上发表后闹了笑话,当时一些读者竟把我当成蒋帮特务。     

愿更多的专栏作家脱颖而出

我很赞赏《经济日报》扩大版开辟以个人命名的评论专栏。国内报纸上,专人执笔的评论专栏并不罕见,如《新民晚报》上林放(赵超构)的《未晚谈》,《羊城晚报》上微音(许实)的《街谈巷议》等等;但是将作者真名实姓作为栏名,《经济日报》可能是第一家。从这一点来说,《经济日报》是作了一次比较大胆的尝试。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我想,最大的好处是有利于培养专栏作家。早在50年代,乔木同志就多次提出要培养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名专栏作家。几十年来,名记者,名评论员倒是出了一些,名专栏作家却出得太少了。依我看,不是缺少人才,而是缺少“舞台”。比如梅兰芳,天赋再高,如果不给他舞     

编之初

我是1984年7月大学毕业分配到出版社工作的。第一年没有发稿权,由老编辑带着“学徒”,跟着老编辑看稿,但没有署名权。我做编辑从事的第一项工作是给我的“师傅”编辑的一本名为《通俗(资本论)》的书稿核对原文。这是一本字数约30多万字的学术专著,既然是解读无产阶级“圣经”《资本论》的图书,引文和注释自然是少不了的,几乎每一页都有引文和注     

胡道静及其《农书·农史论集》

几年前就听说胡道静先生正在着手整理编辑一部农史著作,最近,当我收到渴望已久的精装本《农书·农史论集》(农业出版社出版)时,真是无限欣慰额手称贺。胡先生现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他的文史根底很深,具有广博的古籍知识。他自称是学术上的“两栖动物”,因为他既从事农     

我与《街谈巷议》

我与《街谈巷议》微音羊城晚报１９８０年复刊至今，我撰写《街谈巷议》达１５载。其中离休后这几年，亦未辍笔。我已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街谈》可以没有我，我却离不开《街谈》。这些年来，我把自己的有限精力，都倾注到那里去了，它成为我的精神载体，给我以活力和朝...     

三谈图书定价问题——答复朱希同志

读了朱希同志的文章《从书价问题谈出版业的改革》(见《出版工作》1989年第6期)之后,感到有些话不能不说。不是为了论争,主要是为我自己辩解。朱希这篇文章是针对我的《再谈图书定价问题》(以下简称《再谈》)一文写的,或者说由《再谈》引起的。朱文指责我编造“子虚乌有”的故事。如果我不声不响,将被当作默认。我说不是为了论争,不等于对他文章中除此之外的论说都同意。有些问题可以保持不同观点,不必急于讨论,或不必展开争     

我写《苦恼》的前前后后

《人民日报》曾先后发表了我的《也谈记者的苦恼》和《再谈记者的苦恼》(简称《苦恼》)。事情过去了多年,但还不对有人问我是怎样写《苦恼》的。为回答同志们对一个记者的关切,我就说一说。群众流泪我也流泪《苦恼》披露的是原铜川矿务局鸭口煤矿党委书记王福顺。平时,他吃饭不下楼(通讯员端饭),理发不下楼(理发员到办公室),看病不下楼(医务人员送医送药),企业管理搞得一塌糊涂。使人不能     

抉隐探微发掘真相

黄永年先生是著名的古籍版本和文献学家,也是研究唐史卓有成绩的学者,同时还精于篆刻。他治学勤奋,在许多领域都有建树。近年来,前后结集出版了《文史探微》(中华书局,2000年)、《文史存稿》(三秦出版社,2004年)、《古籍整理概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唐史史料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古文献学四讲》(鹭江出版社,2003年)等。《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是他在一系列相关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撰写的一部讨论北齐、北周至中唐政治发展演变的著作。     

办报圣手张友鸾

友鸾先生生于1904年11月10日,卒于1990年7月23日,享年86岁,是20世纪中国新闻史上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代大学新闻系毕业生,是他那一代的老报人当中,为数不多的几个曾经受过正规新闻教育的人。他从1921年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文     

声气相投一段缘——一个编辑、一位作家和一本书的故事

由于职业的缘故,我和汪曾祺先生有过一段不浅的交往。十余年间书信往还数十次,并有书画酬酢。回想起来,这段交往有声有色,值得铭记心中。 1985年我调漓江出版社任文艺编辑室副主任。次年夏天,我设计了一套“名家自选集”的选题,第一部就是《汪曾祺自选集》。大约是7月下旬,我给汪先生发出了一封约稿信,内容有三:一是表达我对他的敬慕之情,二是谈了我对《受戒》《大淖纪事》等作品的印象,三是谈了组稿意图。信寄北京京剧院汪曾祺先生收。我从一份资料中得知,汪先生供职于此,写过一些剧本,包括《沙家浜》。 8月27日,汪先生即给我回信,客气地表示荣幸,并说明选辑的意向。     

跟形势跟出的第一篇

我见报第一篇是600字的消息，看似有些偶然，其实是我紧跟形势、选好题材、有的放矢的结果。初写报道时，有位老报道员给我传经，说写报道要跟准形势，才能提高见稿率。老报道员的话时常提醒我看报学习，掌握了解当前形势。1990年底，《军事设施保护法》颁布实施已快半年了，我从几家报纸中看到这方面的报道很少，f是注意留心收集这方面的素材，经过近半个多月的反复酝酿、琢磨，我采写的第一篇《河南省保护军事设施有成绩》的60D字综合消息，投书不到10天，就被《河南日报》、《法制日报》、《河南广播电台》采用。自此，我得到启发：要想…     

样报样刊还要寄

日前,收到人民日报评论部寄来的样报,未看心先热,因为我断定是4月2日头版发表的《今日谈》小文。这不禁使我想起1985年春天,我第一次收到人民日报评论部寄给我的样报,也是《今日谈》栏目上有小文发表,整整20年了,原先通过投稿认识的评论部主任、副主任都离开了,可这种和作者保持密切联系的好作风没有丢。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是《人民日报·今日谈》栏目的忠实读者和作者,后来因为忙,久未动笔了。前些日子又开始向我喜欢的栏目投稿,没想到他们还照样给我寄样报,真让我激动!我给全国众多媒体写稿,但至今仍给我寄样报样刊的,除了《人民日报》,…     

谈《今日谈》

人民日报从1980年1月起,在第一版上开辟了一个新栏目——《今日谈》,专门发表小言论。这个栏目,由于地位显著,反映现实及时,篇幅短小,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有些读者每天拿到报纸后,首先就要读读这个栏目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今日谈》的影响下,有些地方报纸也相继开辟了类似的栏目。一年多来,《今日谈》已经发表了三百多篇文章。这些文章我都看了,有些还反复地读过。现在我想谈谈一些读后感。《今日谈》中的一些文章,给人突出的印象是:新鲜。李大钊同志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今》,其中有几句话:“我以为世间最可宝贵的就是‘今’,最容易丧失的也是‘今’。因为最     

我的作者，我的邻人

本书是杨葵告别出版界后的第一本书。此书由几个看似没有关联却密不可分的篇章组成。《虎坊路甲十五号》讲的是曾经住在文联老楼里的老人们,比如舒群、陈企霞。《我和我的作者们》,讲述他十几年图书编辑生涯中记忆深刻的作者,包括王安忆、冰心、石康等等。独家记忆,独家视角,也算是私家分享。     

拾遗补阙标新立异——蒋路和他的新著《俄国文史漫笔》

拾遗补阙　　标新立异──蒋路和他的新著《俄国文史漫笔》吴道弘尤开元同志推荐我读一本关于俄国文史的新著,作者蒋路先生是资深的翻译家和编辑家,长期从事外国文学书刊的编辑工作,翻译过车尔尼雪夫斯基、屠格涅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著作。早在５０年代,我就读过他...     

也为感谢而编

正1989年,人民日报出版社主任(社长)姜德明兄要我编一本老作家孙犁先生的小说集,此前他对我说过:"你的几十首诗和散文,都是孙犁经手编发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的,那时我写书话挨批,你用笔名写作还得奖。"我找出当年《天津日报》剪报,粗略一数,竟有二十五篇之多,孙犁先生要付出多少心力!     

法理与人心——《非法出版活动研究》述评

张志强在报刊上发表有关出版科学方面的文章,我读过不少,其中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他对新问题有一种敏锐的感受力和独到的分析能力,故而提笔撰文,总能引发读者的思考。他也喜欢谈出版史,特别是民国出版史,并以当下的眼光观照之,故历史便时时散溢着生命的气息,《江苏图书印刷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即是一例证。而近年出版的《非法出版活动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版),似乎表明了张志强研究视角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