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情势与狂狷诗风：1930-1937年间的左翼诗歌（下）

社会现实尤其是政治情势的急遽变化,推动1930-1937年间的左翼诗歌开启了新的抒情和叙事道路。出于对日寇的国恨家仇,左翼诗人很自然地把无能的国民党及其党羽推向了专制统治者和卖国贼的位置。左翼诗歌描述了无产阶级的生活之苦和生命之悲。在凄清绝望的时代氛围和战争阴影下,左翼诗人开辟了“诗歌大众化”和“抗战总动员”的文艺阵地。左翼诗歌依凭自身的狂狷之风和强力之美构建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诗坛最为刚劲有力的诗风与品格。     

“战斗的力的美”与激扬的人生境界——左翼诗歌演变的一种精神轨迹(下)

左翼诗人如火如荼地抒写着反抗斗争和革命生活,这使得他们将令人恐惧的"血与火"转化成了充满强力之美的审美对象。通过"血与火"的锤炼,左翼诗人抒写了精神强者的"狂歌",也建构了斩头沥血的精魂。鼓励"以牙还牙"的做法和"以血洗血"的战法,令左翼诗歌产生了与革命意识和抗日精神相契合的粗犷风格与刚健风骨,也彰显了左翼诗人激扬的人生境界。     

潘汉年诗歌的悲剧特色及审美价值

潘汉年是２、３０年代我国文坛闻名遐迩的左翼作家,自２０年代起从事诗歌创作。由于他较早转入党的隐蔽战线及解放后被打为“内奸”、“特务”、“反革命分子”,他的诗长期鲜为人知。潘汉年中晚期的诗歌具体表现了他的婚恋之悲,朋友蒙冤入狱的“同室操戈”之悲,仕途从巅峰跌至低谷又无力回天以及由此导致夫妻离散之悲等等,具有哀婉凄切的悲剧色彩,成为他诗歌创作总的基调。诗人将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与现代象征手法相结合,反映了他的悲剧命运和特定时代的某个侧面,抒发了在独特逆境中的真实情感,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     

论郑珍与杜甫诗歌的悲剧意识

郑珍以忧国忧民之情融入诗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其诗被称为郑珍时代的"诗史"一点也不为过。郑珍诗与杜甫诗不仅在内容上具有相似性,诗歌所反映出的生命悲剧意识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表现在政治理想、社会理想及思乡孤独的个体之悲和社会之悲两大方面,体现了郑珍和杜甫两位诗人强烈的悲剧意识。     

“战斗的力的美”与激扬的人生境界——左翼诗歌演变的一种精神轨迹(上)

"血与火"是左翼作家历久弥新的艺术表现对象,它们潜隐着丰富的审美意蕴。左翼诗人依凭对"血与火"的书写建构了自己的艺术特色,也凸显出了鲜明的政治态度和"战斗的力的美"的审美趣味。激进的左翼诗人是站在革命潮头上的先锋者,他们要抒发反叛的时代情绪和造反的革命豪情,因此"血与火"的斗争成为他们最有效也是必不可少的革命催化剂。在抗战的大背景下,左翼诗人颂唱着抗日英雄枕戈泣血的铁血精神,也体味着革命先驱激情飞扬的人生经验。     

国防诗歌的拥趸与抗日战争的歌者(1936-1942)——客籍诗人蒲风诗歌创作论(下)

1936-1942年间,火热的爱国热情和强劲的抗日情绪促使蒲风响应"国防诗歌"的号召,相继创作并出版了《钢铁的歌唱》《抗战三部曲》等多部鼓吹抗日斗争的诗集,这些诗集抒写了诗人自我和民众的爱国热情,批判了日帝的凶残无耻,揭露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歌颂了抗日战士英勇斗争和不怕牺牲的精神。蒲风的诗歌也存在艺术上较为粗糙等不足之处,但其助推中国左翼诗歌大众化发展进程的功绩值得肯定。     

“平乐(lè)还是“平乐(yuè)

《将进酒》这首诗是我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代表作之一.它充分体现了李白诗歌的特点:想象丰富奇丽,情感奔放豪迈,语言清新而自然.诗中作者的感情是跌宕起伏的,吐露了诗人郁郁不平之志,表达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豪迈的信念.纵观全诗,你会发现:一条情感线索贯串诗篇,即“悲--欢--激情--狂放.……     

弗罗斯特诗歌的语言特色

罗伯特·弗罗斯特是二十世纪美国著名的诗人.他的诗歌语言简洁质朴,蕴涵着深刻的哲学思想,饱含着民众的智慧.弗罗斯特一生大都生活在新英格兰,过着"半个农民,半个教师,半个诗人"的平凡生活.自然.诗人时新英格兰农村的山水河川都非常地熟悉和热爱,对新英格兰的方言也是耳熟能详.他非常注重诗歌的音乐效果.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意义之音"这一独特的诗歌美学主张.     

论何逊诗歌的悲感意蕴

何逊的诗歌,其独特的悲感艺术风格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其诗歌展现了三种具体的悲感意识:与友分别之悲;宦游困顿下的思乡之悲;孤独守志之悲。而诗歌悲感意蕴的构造主要体现在诗歌悲感意象的选择和悲感意境两个方面,从而形成了何逊诗歌独特的悲感意蕴。     

人生失路行将何之——阮籍《咏怀诗》八十与屈原《悲回风》之比较

阮籍《咏怀诗》第八十首和《悲回风》一样,是诗人的绝命诗。其从诗歌营造的肃杀悲凉的意境氛围、诗人对时间意识的自觉和生命价值的探寻及卓而不群、风神潇洒的“佳人”形象三个方面袭取屈原《悲回风》旨意,表达诗人人生失路、不知行将何之的惶惧和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重新审视。     

中国近代诗歌中的忧患意识与尚武精神

反帝爱国、救亡图存是近代诗歌的鲜明主题。诗人们以诗泄愤,用诗排忧,借诗抒情,他们怒列强之入侵,愤清廷之腐败,悲国土之沦丧,忧民族之危亡,悯人民之疾苦。这种深深的忧患意识,使诗人们以诗歌为武器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开战,歌颂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崇尚宁死不屈的献身精神,鼓吹颂刀剑、乐从军、振国魂的尚武精神。     

《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悲歌与情怀

诗歌意象的选用和意境的打造,体现着诗人的功力几何。《古诗十九首》中的"飙尘"便是如此。抒情主人公通过练字、叠词、对比和反语的手法,寄寓"飙尘"以人生恍惚不定、急速逝去而又无可奈何之悲,同时又充满情怀地告慰览者抱定目标、努力餐饭,直而不野、悲而不伤,勉励古今读者砥砺奋进。     

杨骚新诗创作论研究

杨骚是中国诗歌会发起人之一,1930年代左翼诗歌的杰出代表。他的早期诗作偏于感伤抒情,后期诗作以写实见长。杨骚诗歌表现了现代精神,他用诗意的语言揭露时弊、感悟社会,展示了诗人由一个感伤的现代主义诗人升华为一名坚定的左翼斗士的心路历程。广泛多样的诗歌题材、鲜明生动的意象营造、现代口语的自然融入构成杨骚新诗的美学内蕴。     

“左联”东京分盟诗人群新诗现代性的域外实践

以左联东京分盟留日诗人诗歌创作活动为参照,将20世纪30年代左翼诗歌现代性追求放置在域外文化空间作初步梳理,从域外语境下的集体性想象、译诗与日文诗的艺术创化、诗学精神的域外延伸等方面,论证左联留日诗人新诗现代性建构所做出的实践探索。特别关注中日左翼诗人及东盟盟刊与日本左翼刊物的互动,由此对左翼新诗现代性的域外探索做出更为客观的理解,以全面认知左翼诗歌的整体风貌。     

陆游嘉州诗歌情感主调略论

陆游于南宋乾道九年（1173）至淳熙元年（1174）间,被命摄事嘉州,前后九个多月,创作了一百多首诗歌。在这些诗歌中弥漫着浓郁的悲郁感伤情愫。这份情愫是此时诗人报国无门的无奈心情的表现,是其人蜀经历促使其对唐代大诗人杜甫诗歌的忧愁忧思之情主动接受、产生共鸣的结果。     

痛苦是诗歌的源泉——从叶赛宁的人生悲剧探析“叶赛宁情调”

叶赛宁的一生充满了悲伤：乡村情结之悲,爱情未果之悲,信仰危机之悲,以及因信仰分歧而导致的友情之悲。这些具有悲剧性的经历直接导致了他的诗歌所特有的忧郁乃至悲观的基调,即＂叶赛宁情调＂。叶赛宁的人生与诗歌俨然是对费尔巴哈＂痛苦是诗歌的源泉＂的最好诠释。     

论刘希夷诗歌的悲剧意识

刘希夷是初唐时期一位重要诗人。他的诗歌词旨悲苦,充满悲慨之音,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悲剧意识。本文从三个层面：深沉的孤独意识,生命的悲剧意识;宇宙时空意识来阐述其诗歌中的悲剧意识。诗人在深沉的悲剧意识中表达了对生命对生存的焦虑和渴望,在探索中走向了生命的永恒。     

心随湖水共悠悠——从仕途起落看张说诗歌题材

被后世称之为"一代词宗"的张说,其诗歌是有着独特魅力的。他的诗歌具有明显的初唐风格,以酬唱应制为主要题材。张说曾经出将入相,有不少诗歌是他兼济天下的心声,即使在贬谪南荒、困居岳州的人生低谷时期,他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诗中往往有建功立业、恋阙思君之情。这都是初唐诗人所追求的人生理想,也是诗歌中最美好的情感,张说、张九龄等宰相诗人的探索无疑加速了诗坛上风气。     

“现在我是一棵植物,一株野草”——论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身份建构在其“植物诗歌”里的实现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终其一生处于痛苦的流亡状态,她总是在积极寻求自己的精神家园。她在其"植物诗歌"中积极建构自己的身份,缓解自己的身份焦虑。她的激情和焦虑被投射到对不同植物的细致描绘中。通过对植物的描写,诗人努力实现她的自我建构。在其"植物诗歌"中,一个充满了激情和焦虑的诗人形象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     

诗歌教学重在传递诗情

诗歌是表现诗人审美理想和激情的艺术形式,是激情奔涌的产儿。诗歌中的一切景物形象,都是感情的产物、感情的载体,是诗人感情的艺术表现。诗歌教学就是要把诗情传递给学生,让学生触摸诗的情怀、品尝诗的情味、领悟诗的情感。“情”,可谓诗的气脉,泱泱华夏的诗歌历史,就是盛开“情”之花的历史。因此,把准诗的“情”脉,也就成了阅读鉴赏诗歌的关键所在。那么,如何把准诗的“情”脉来传递诗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