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与街亭之役——读《三国演义》札记之三

《三国演义》的作者在街亭之役的描写中,受了英雄传奇小说的某些不良影响,对诸葛亮处处加以歌颂,而对其缺点则千方百计地予以回护,企图把他写得更高大更完美,从而背离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出现了一些难以原宥的疏漏和败笔     

试论《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之义”

《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之义”的特点是：平民性；实用性；纯洁性；政治性；集团性。这些特点，是在《三国演义》世代累积的创作过程中，由那些时代的作用合力而形成的。是时使之然，势使之然。桃园之义的进步意义，首先体现在传统的民本思想。其二表现在刘、关、张患难相扶、忠贞不渝的情操。其三它体现了一种新型的理想的君臣之义。总之，其实质是把“仁、“信”、“悌”等传统道德相当程度地人民化、理想化了。使之升华到一种崇高的境界，达到为后世楷模的效果。在《三国演义》中，既有顺应历史潮流之“义”，又有违背时代趋向之“义”，义的价值、层次高低不同，具有多元化的性质和驳杂的特点，它是多项“义”的混杂体，其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是不能忽略的。刘、关、张兴于桃园之义，袤于桃园之义；蜀汉之业成于桃园之义，败于桃园之义。桃园之义前期是团结、胜利的旗帜，后期成了走向衰亡的路标。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中的“义”之比较

追溯义的源流，并以此指导分析两部小说仪的内涵与发展。探讨义在集团生活、集团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集团内仁义、忠义风范的展现，求证两部小说的共同性。同时，探讨义在集团内部发展上所起的不同作用以及义与忠、仁、孝等结合上所处的不同地位。评价义在两部小说中所体现出的不同性质和局限性，兼之分析作者的创作思想问题。     

论刘勰对“知音”层次之疏略——读《文心雕龙》札记之一

人之才力有大小,识见有广狭,情趣有雅俗,学养有高下,故“知音”有不同层次之分;然人之进化发展,又可致“知音”层次发生位移,是亦为“知音其难”一大成因,此乃刘勰一疏略之处,斯文仅作补充。     

论《三国演义》之“义”与情节的关系

"义"是《三国演义》的一条贯串始终的线索,与情节的关系十分密切。它是情节发展的依据,为情节的发展埋下伏笔,并在"义"的对比和前后照应中推进情节的发展,显示情节发展的结果。"义"与情节在小说结构上浑然一体。     

说“南府”——读陶札记之一

陶渊明《与殷晋安别》一诗,前有小序: “殷先作晋安南府长史掾,因居浔阳,后作太尉参军,移家东下,作此以赠。” 殷景仁作太尉参军事,见《宋书殷景仁传》及《通鉴》晋纪三十七。其作晋安南府长史掾,史籍失载。丁福保《陶渊明诗笺注》引程移衡《陶诗程传》:“殷晋安,字景仁,名铁,以字行。晋安,东汉属会稽郡,置都尉。此为南郡,三国吴属建安郡。晋太康三年,析置晋安郡。刘宋改晋平。今为福州。”“《汉官仪》:‘每郡置太守一人,丞一人;郡当边戍者,     

谈《诗经》之“兴”义

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无论是在形式体裁、语言技巧,还是在艺术形象和表现手法上,都显示出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其中赋、比、兴手法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关于赋、比、兴的含义,历来学者说法众多,而尤以“兴”义最为复杂,这也给《诗经》作品的赏鉴增添了无穷的韵味。     

《乞食》诗琐议——读陶诗札记之一

陶渊明在他穷困的晚年,写了一首题曰《乞食》的短诗,五言十四句,共七十字,明白剀切,读了实在令人同情。“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不兜圈子,落笔直叙:为受饥饿所迫,于遑遽中离开家门,竟不知该向何处,漫无目的地走呀走呀,忽而来至一户人家门首。到该向主人求食之时,却又开口语塞,一个能     

谈“阿宝笔法”——读《聊斋志异·阿宝》札记

中国古代小说,无论是从艺术手法亦或是文体成就,都可以上溯到史传文学,从那里找寻到其"根"之所在。"春秋笔法"不仅让我们引以为豪,也足以震起我们的反思之心,让我们体察到当今文学     

论《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义”

探讨了《三国演义》《水浒传》所歌颂的“义”的成因,阐释了其内涵,认为这里的“义”虽系从旧的统治阶级道德体系中的“义”脱化而来,但已属平民道德范畴。文章辩证分析了“义”在二书中的同异,肯定了其历史的进步性,展示了其局限性。     

“义”与《三国演义》的人物刻画

《三国演义》采用了外貌、语言、行动等古典小说习见的方法塑造人物形象,人物性格具有类型化的特点。“义”是个道德范畴,也是小说中人物性格的要素,把“义”和人物塑造的方法结合起来就能发现“义”对人物刻画所起的作用。     

浅谈《三国演义》中关羽的“义”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反映封建社会政治生活的优秀长篇历史小说,书中所涉及的"忠义"观相当复杂,表现忠义的地方也很多。"桃园结义"成为全书的开端,从而确定了人物的关系和全书内容的重点。     

辛亥革命的形象总结——读《呐喊》札记之一

今年,是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和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家知道,鲁迅是辛亥革命的积极支持者和参加者。他早在东京时,就经常“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与邹容、秋瑾、徐锡麟、陶成章等皆交往甚密。辛亥革命前     

盖世神勇 义贯千古——谈《三国演义》中的关羽

关羽并非《三国演义》中的主角,但从小说问世以来,关羽却越来越受封建统治者重视,越来越受民间尊崇,甚至被抬高到“关圣”、“关帝”的地位。究其原因,是关羽的“义”既符合封建统治者以“义”迷惑、驾驭民众的需要,又符合百姓间交往重义轻利的心理。     

叶燮论“识”——读《原诗》札记

叶燮论“识”可谓详而备，他关于“识”的见解揭示了如下创作规律：１．唯物主义创作基础论；２．关于创作规律的深入阐述；３．重视作家的主观修养；４．文学贵在独创；５．创作自由论     

“创作准备”谈——读《文心雕龙·神思》篇札记

文学创作必须有充分准备,它不是作家凭空设想的产物。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大师茅盾曾指出:“这样一个重要的题目,决不是我能够解说得圆满的。世界文学史上的巨人们遗留给我们的不朽的著作,以及他们毕生的文学事业的经历,就是这个题目——‘创作的准备’的最完美的解答。理论家们从这些文学巨人们的业迹研究分析解释,写了很多论文,数十万言一厚册,也就是给这个题目以注脚。”把这个问题看得何等重要！可     

江永《礼记训义择言》校读札记

自东汉郑玄遍注《三礼》后,《三礼》实为“郑学”,而江永常常搜罗百家之说而立以己意,忠于经文而颇有见道,或从或否,择善而从,择疵而否,于深奥芜杂处阐发旷世之说。今以江永晚年所成《礼记训义择言》一书,探求江永治礼之道与清初《礼记》学渊源。     

读《字诂义府合按》札记

《字诂》、《义府》,清黄生所撰,分别采入《四库全书》之“小学类”与“杂家类”.后其族孙黄承吉加上按语,合刊为《字诂义府合按》.黄生,字扶孟,别号白山,生于明朝天启年间,差不多与顾炎武同时,而比高邮王氏早一百多年.其名气虽远不及顾、王二氏,然观其书,不觉叹为观止,正如黄承吉后序中所说“乃实有见于声与义之相因而起,为从来先儒之所未明”,“其于声音之道,为汉、晋以来诸家所无通贯之造境.”于是细读此书,写下这篇札记,先述其学术成就,再论及其治学方法.     

谈“义隔相通”——读注札记

古人注释古书时,十分谨慎认真。每位注家都力求使其注释成为一家之言,表现出他的学术见解。从《诗经》“毛传”起,汉唐以来的注家都不同程度上遵守和发展从“毛传”以来相沿成习的注释条例。既做到因文考义,又不随便立训。在谨严之中体现出灵活性,灵活又不失准绳。换句话说,灵活也有条例。“义隔相通”就是体现灵活性的条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