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与山西大学堂

李提摩太是来华长达45年之久的英国传教士,由于他早年在山西赈灾中与山西官民结下较深的感情,因此,在20世纪初,乘来晋处理教案之机创办了山西大学堂,并按英国的教育模式去建设和管理西学专斋,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的三所大学之一,为山西高等教育乃至全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重塑现代大学精神

一大学是人类精神的家园,社会进步的杠杆。一所著名大学则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象征和文明的标志。中国若没有北大、清华、复旦、南大……博大的华夏文化就难以传承;西方世界如果没有剑桥、牛津、哥丁根、哥尼斯堡等著名学府,文艺复兴就不会出现,近、现代的欧洲文明也难以维继!在人类进入21世纪,社会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大学已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传递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因此,我们更应该解读大学,探究和重塑现代大学的精神。大学精神是指大学的一种办学理念和价值追求。它是一所大学所拥有的稳定的心理定…     

国际文化交流——现代大学的第四职能

大学的职能是社会需求与大学自身发展逻辑相结合的产物,伴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和发展。大学在近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先后形成了培养人才、发展科学、社会服务三大职能。在全球化与国际化的新形势下,国际文化交流逐渐成为大学的第四职能。现代大学行使国际文化交流职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但也应高度关注其潜在的问题。     

近现代中国私立大学成功融资的社会背景分析

私立大学是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快速发展得益于多元化融资,而多元融资的成功实施与当时社会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最息息相关。     

走向大众化的中国大学:从边缘到中心

最近十年，大众化是中国大学发展的最显著特点。中国现代大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注定了其在过去一直游离于社会的边缘。今天，大学向社会中心的迈进为其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但同时也充满了陷阱。我们不希望大学的“中心化”以牺牲有着近千年传统的大学精神为代价，这就要求中国大学拥有更多的“自律”意识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     

欢迎走进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创立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我国中央政府设立的第一所大学,为中国近代正式设大学之始,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开端,由此开创了中国的现代学制。北大成立之初即为中国最高学府,也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行使国家教育部的职能,统管全国教育事宜。北大传承着中华数千年国家最高学府——“太学”的学统,     

关于现代大学社会责任的再审视

大学的社会功能与社会责任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现代大学有效履行社会责任必须注意:不管自己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多么重要,所能履行的社会责任始终是有限的;现代高等教育系统承担的社会责任是多层次的,其中每所大学应当履行的社会责任只能由其自身发展定位所决定;现代大学社会责任的履行途径与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不是单一、固定的。正确认识和履行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是现代大学健康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     

中世纪大学自治的误读与重释北大核心CSSCI

在学术界,中世纪大学及其自治往往被视为大学的典范,这主要源于中世纪大学拥有的社团法人身份、特许状以及特权。但中世纪大学只是中世纪社会环境的产物,社团是中世纪特有的法律形式,其实质是特许法人。中世纪大学的特许状不是近现代意义上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契约,而是身份的认同协议,其权利的实质是特许权。研究中世纪大学,其意义不在于回到中世纪大学,而是为了更加客观而清晰地认识中西方大学的传统,从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改思路——以邵阳学院中文系为例

一中文系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支重要的学院派力量。而中文系这个崭新的事物,真正得其名也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中文系是伴随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而出现的,而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则是西学东渐、中体西用合力的共生体。虽然古人也有小学(即训诂、音韵、辞章之谓)一门,但其研究对象是古文,研究方法也是传统的。面对白话这种现代意义上的语体则需要另辟蹊径,于是自从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京师大学堂建立起,中文系就以不同的名目共生共存。     

克服障碍 实施大学国际性战略

二十世纪中后期,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的浪潮席卷而来,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如此地联系紧密、互动频繁,人类社会也从来没有如此地相互依赖、相互影响。教育的产生与发展始终是和人类社会经济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增强教育尤其是大学的国际性,不仅是世界物质与精神生产的国际性日益增强这一趋势的必然结果,而且也是大学发展内在需求的自然流露,是大学传统和特质与现代社会结合的必然要求。提升、增强国际性,已经成为现代大学谋求生存和发展必须面对的时代要求和挑战。一、增强国际性是我国大学发展的重要战略中国社会尽管在近现代有很长一段闭…     

论蔡元培的大学教育思想

蔡元培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总设计师,他汲取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精髓,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凝练成了其深邃而影响深远的大学教育思想:"学术至上"是大学办学宗旨;"大师"是大学发展的关键;"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大学精神的灵魂;基础学科是大学发展的根本;"教授治校"是现代大学制度的精髓。蔡元培的大学教育思想是中国教育史上宝贵的精神遗产。     

中国现代十项音乐之最

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具有两个不同的特点:一方面是在民间、群众中流传的传统音乐,朝着同新的时代要求和人民生活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变革和西欧音乐的输入而产生新的音乐。两者与中国固有的音乐传统相结合,构成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基本内容。现摘其十项“之最”于下——第一所音乐学院:中国第一所独立的高等音乐学府是上海音乐学院,     

现代大学文化学的基本框架

大学,特别是现代大学,既是令众多学子神往的学府,也是一门非常深奥的学问,真正懂得现代大学并非易事.现代大学和高等教育是既有深刻联系又有质的区别的两个事物.现代大学是实施高等教育的主要机构,培养社会所要求的高级专门人才是现代大学的根本任务.但是,现代大学除了培养社会所要求的高级专门人才这项根本任务以外,还承担着发展科学、直接为社会服务和引导社会前进的历史重任,在现代社会里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由此可见,教育的本质并不就是现代大学的本质.     

论蔡元培的大学教育思想简

蔡元培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总设计师,他汲取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精髓,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凝练成了其深邃而影响深远的大学教育思想：“学术至上”是大学办学宗旨;“大师”是大学发展的关键;“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大学精神的灵魂;基础学科是大学发展的根本;“教授治校”是现代大学制度的精髓.蔡元培的大学教育思想是中国教育史上宝贵的精神遗产.     

高校党委在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

建设具有国际水准的现代大学,不仅要有高深的学问,要有一批名师,要有对科技发展、社会进步具有重大影响的成果,同时也应有现代大学制度为支撑,包括现代大学的办学理念、管理体制和高效的运行机制。因此,认真研究高校党委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这也是完善执政党对高校领导和建设有中国特色并被国际公认的现代大学所必须回答的问题。一、现代大学的功能与高校党委的使命和作用现代大学通常被认为具有三种社会职能,即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和直接为社会服务。现代高水平大学又有三个基本特征:在高深学问基础上的教学活…     

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必然性

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课题和必然要求,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得以发展繁荣与永续的必然性选择。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不断显现出了其走向现代化的潜质与动力。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精髓特质就是其走向现代化的内在活力,而西方文化的传播与冲击及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其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动力。     

试论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创办登州文会馆的缘由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创办与西方传教士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说传教士创办了中国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先驱者,同时也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发挥了推动作用。美国传教士狄考文所办的登州文会馆被称为中国第一所教会大学,同时也是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它不论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还是在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上都具有突破性与里程碑性质的影响。狄考文之所以会成为在华创办教会大学的先驱者,既是由于当时历史潮流的驱动,也与其自身的生活经历及人生感悟有着直接的关联。     

西方现代大学学术自治的制度环境基础:一种政治社会学分析

学术自治一直是现代大学的理想追求 ,也是西方现代大学学术繁荣的前提条件之一。全面考查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 ,不难看出 ,西方现代大学学术自治的实现有其相应的制度环境条件 ,民主法制条件下有限政府与公民社会的互动为大学学术自治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因而 ,中国现代大学的发展需要制度环境的创新。     

中国传统书院与现代自由教育

随着西方近代以来的学科分化,大学教育也日趋专业化,乃至于职业化,培养出来的是某种“产品”而不是一个人格整全的人,西方的教育学者因而提倡自由教育与通识教育。但自由教育产生的是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公民,并不能真正培养中国社会所要求的人格健全、道德高尚的学生。中国传统书院以传授儒学为主,与现代自由教育有同有异。本文认为书院所要传授的儒学与现代自由教育品性不合。现代的大学与现代的自由教育相适,儒学在现代大学中的处境并不乐观,因而现代书院于儒学复兴任重而道远。     

从现代化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获取与维护

现代化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和本质。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因此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强有力的政党来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对其合法性基础的诉求顺应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趋势。因此,党的执政合法性的获取是顺应中国现代化进程和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特殊需求而形成的。为适应这一要求,党必须不断调整其合法性基础,寻求新的合法性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