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与儒家思想

做人之道是创造美好社会的基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时代怎样自处，保持怎样的人生态度？我们从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中可以得到一些启发。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儒家对义与利的关系的论述，义是道德原则，利是物质利益。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对梁惠王说：“...     

与孔子学做人做事做学问(4)

作为教育家,孔子很注意观察学生的学习状况,并从中总结出深刻的道理。比如关于颜回在学习中的表现,孔子是这样思考的：“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孔子有感而发说：我给颜回讲一整天的课,他从来不会反驳我,也不提不同意见,就如同蠢人一般。但当他回去却反复思考,常常有很多新发现,这说明颜回一点都不愚笨。     

儒、法文化中的做人与做官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儒家在做人与做官的关系上主张做人与做官相统一。儒家的基本理念是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心诚意修身是做人,治国平天下是做官。内在的道德修养是外在政治行为的前提和基础,只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才能有良好的政治行为。这种理念落实到做人与做官的关     

跟孔子学做人做事做学问--《论语·学而篇》选解

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三句话是《论语》的开篇句,历来被人们作为经典引用传诵。可是这三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怎样解释才符合孔子的思想呢?我们选择两种不同的说法来解释这三句话。第一种解释:孔子说:学习了而且到一定时间就去练习和实践它,不是很愉快的吗?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来,不是令人高兴的事吗?人们不了解我,而我并不恼怒,这难道不是君子所为吗?这样讲,三句话就没有必然联系,只是说孔子讲了对三件事的看法和态度。第二种解释:孔子说:一种学说思想和主张被社会所接受,就太令…     

读书的目的——做人

自小喜欢读书,是与家人的教化分不开的.祖宗三代没有出过一个正经的读书人,祖父母乃至父母也深受没有文化的苦楚,于是打小就受到家人的鞭策.     

夏承焘与陈寅恪 以《天风阁学词日记》为线索

夏承焘（1900-1986）,字瞿禅,晚号瞿髯,浙江永嘉（今温州）人。从一九二○年代后期始,夏先生专攻词学,历任之江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勤勉敬业,著作等身,有《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业》、《姜白石词编年笺校》等多种传世,在词人年谱、词论、词史、词乐、词律、     

夏承焘与钱钟书 以《天风阁学词日记》为线索

吴宓（雨僧,1894-1978）先生《空轩诗话》有云：＂始宓于民国八年（1919）,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同样在1930年代,吴先生于清华园藤影荷声馆里又说：＂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此话在超过一甲子     

行已有耻──做人的根本态度

行已有耻──做人的根本态度钱逊＂行己有耻＂。──《论语·子路》＂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离娄下》＂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孟子·尽心上》在上一篇文章《他们的死值得吗？》中，我们从人生价值的角度讨论过关于＂是否值...     

跟孔子学做人做事做学问(3)

一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说:当官的人如果能够做到以德服人,他就会像天上的北极星那样,被群星环绕。一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重要的是讲一个德字。有道德,就有人格魅力,就有吸引力、凝聚力、感召力,就能够成为一个核心,被众人拥戴,形成权     

论刘鉴泉先生的"为学之法"

刘鉴泉私淑章实斋的主要原因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千百年来中国学术各趋极端,往而不返,争斗日甚,终不能合的问题。因此,刘鉴泉的"为学之法"是对章实斋"校雠学"的一次创造性转化。刘鉴泉的"为学之法"依托于老子的"御变"、孔子的"用中",知言、论世、明统知类而超乎倚伏、正奇、往复之上,任天之道以见天地之纯,宇宙之理。其为学的体系即是为人、为道、事天、全性的人学体系。天与人一,知与行—,博厚高明,悠久无疆,在知识与道德严重脱节的今天看来,极富现实意义。     

项楚与敦煌学研究

项楚教授是著名的敦煌学家、文献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史家。他的研究领域以敦煌学为核心，涵盖了语言、文学、文献和佛学等诸多方面，其中对于敦煌俗文学作品的研究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总结他迄今为止的学术成就，对于我国学术的发展、特别是启迪青年学子，当有一定的意义。 一、项楚教授对唐五代俗语词的研究具有突出的成就。我们知道，敦煌遗书中难以索解的词语很多，蒋礼鸿先生《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是研究变文之中口语词词义的开山之作，在学术界享有盛誉。项楚教授则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了变文俗语词汇的研究成果，并将研究范围扩展到敦煌…     

洪业与哈佛燕京学社

<正>在景致幽雅的哈佛大学笛维尼提大街上坐落着一幢典型的哈佛式建筑,建筑的前边立着两尊石狮,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哈佛燕京学社所在地。这里的“哈佛”自然是指哈佛大学,而“燕京”则指的是中国的燕京大学。我们知道,在20世纪50年代院校调整的时候,燕京大学的有关学科已经并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燕京大学早已不复存在。当时燕京大学的校园叫燕园,现在是北京大学的所在地。     

贾谊与《礼记》学

考察贾谊《新书》对《记》文的征引情况并梳理贾谊的学术师承渊源,可知其礼治思想与《记》文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贾谊论礼治的重要意义与作用,论以礼别异与以礼防乱,论礼治的目的与实现途径等,其说多取自《记》文。贾谊积极地汲取《记》文中的礼治思想与政治智慧,作为其推行礼治、维护君权和构建新制的重要理论依据,也作为解决时代重大课题的具体策略与途径。从另一方面看,当时单篇行世的《记》文正是由于贾谊等汉初重要学者的高度重视,其影响力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促进了《礼记》的编撰成书,贾谊实为《礼记》学一大功臣。     

为"关学"的"复振"寻根

孔孟儒学发展至北宋时期(960～1127年)，完成了“理学”博大精深的理论形态和思想体系，并出现了以周敦颐为代表的“濂学”、以程颐程颢为代表的“洛学”、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等重要学派。     

中国学与中华学比较研究

“中国学”与“中华学”貌似而神异。这两门学问的研究目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学问特性等均不相同。弄清两者的同与不同，将有助于中华学研究的深入。     

传注之学与文化传统

所谓传注之学是指传注经典的治学态度与治学途径。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多通过注解、阐述传统经典的方式书立说。从先秦开始，尤其秦汉以后，思想家们代表性的作多为经传或经注，一部经典往往被不同时期、不同学一再注解，甚至注上作注，谓之义疏，注疏本太多，自然又有了集注、集解之类的书。传统经典成了学术史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因为学术活动几乎成了注解和阐述经典的功夫，以至长期形成了经学与其他学科纠缠难分的现象。这一特点的形成有中国化传统的特殊背景，具体分析当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辅仁大学与《华裔学志》

17世纪以来,为了谋求基督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发展,西方教会通过来华兴办教会学校(包括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以传播西方知识,且产生了较大影响.作为教会高等教育支柱的教会大学,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的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南朝礼学的分化与整合

南朝礼学绍承魏晋礼学,为南朝经学中的显学,初兴于刘宋,高涨于萧齐,鼎盛于萧梁,式微于陈朝,此四阶段的礼学既各具特色又一脉相承。南朝礼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分化对立,又有整合统一;既有转折,又有困境;既有典范化的一面,亦有虚伪的一面。因此,南朝礼学是富有立体性、矛盾性与两面性的思想学术形态,蕴含着深厚而丰富的学理意义与历史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