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 先进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观

五四时期是社会主义开始得到广泛传播和社会主义运动兴起的历史时期。本文阐明了先进知识分子在学习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运动中形成的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 ,指出了他们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正确见解及其缺陷。试图说明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长时期没有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与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观有直接的历史联系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女子人格观

女子个性解放、人格独立是五四时期思想界热门话题之一。先进知识分子对女子人格独立的重要性、丧失的原因及其途径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女子人格独立思想。这一思想不仅有其形成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在近代中国具有不可抹煞的历史地位，但思想中某些方面也表现了无法掩饰的局限性。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关于恋爱问题的探讨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对恋爱的本质、恋爱在婚姻中的地位、怎样实现恋爱自由、恋爱与贞操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相关讨论,同时针对当时某些偏激的恋爱观点和做法,进行了正面引导。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关于恋爱问题的探讨对于当时的人们正确认识恋爱问题、鼓励青年反抗封建婚姻、追求自由恋爱,冲击旧的封建婚恋观,建立现代婚恋观起了积极的作用。     

五四时期皖籍先进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与历史使命

五四新文化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皖籍先进知识分子群体显得特别耀眼。这一群体具有双重教育背景,历经辛亥革命、新文化启蒙运动、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逐渐形成独特的历史性格和群体特征。群体在地域分布上表现出内呼外应的二元格局,陈独秀是这一群体的奠基人和精神领袖,启蒙与革命的历史责任构成了这一群体一身二任的双重使命。     

五四时期的文化变革与中国先进文化

五四时期的文化变革是当时社会变动中最具本质意义的变革.这场文化变革的核心问题是选择什么样的文化来指导中国社会.先进知识分子发动白话文运动、进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开展东西方文化的讨论等文化战线上的斗争,目的是要为中国确定一种能够指导社会前进的文化.知识分子的变革思想代表着五四时期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教育发展的贡献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为我国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促进了教育思想的大大解放 ;开拓了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的广阔空间 ;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教育并促成了 1 92 2年新学制改革的最终完成 ,使中国的教育发展步入到现代教育的轨道上来。     

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劳动问题的认识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首次提出劳动问题。对什么是劳动问题、中国有没有劳动问题以及怎样解决劳动问题都表示了不同观战和立场,反映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五四时期知识分子重视劳动问题,是欧洲工人运动发展在中国的反映,同时也是五四新化运动民主观念深入的必然结果。劳动问题的提出,不仅使新化运动走向深入,而且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契机。     

论五四时期的家庭改制观

五四时期出现的家庭改制观,是在人们无法忍受中国封建家庭的奴役下,在西方文明的感召下,中国知识分子为争取平等自由权力,为结束非人的生活而抗争的集中体现。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让国人从旧家庭的黑暗中挣脱出来,获得做人的资格,从而求得自由幸福的人生。尽管有些观点失之偏颇,因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虽然在知识分子中有一定的吸引力,却不可能被整个社会所接受,但是这种家庭改制观作为一种哲学的思考,作为一种人的解放学说,它具有理论上的深意和合理性。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妇女解放道路的探索

近代中国 ,众多仁人志士为寻求妇女解放道路做出了长期艰辛的努力 ,但收效甚微。五四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中国知识界重新掀起对妇女解放道路的进一步探索 ,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实践证明 ,只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提出的“消灭私有制 ,实现社会主义”才是真正能使中国妇女获得解放的正确道路。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社会习俗演进的影响

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激烈变革的时代,自西学东渐之时也伴随着西俗东渐的过程。由于中国旧的传统礼俗与现代生活方式格格不入,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继承并发展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传统习俗演进的丰硕成果,使得我国社会习俗的西化过程基本上沿着文明、进步的正确方向迈进。     

反思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问题论战

五四时期知识界围绕中国能否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所进行的几次大论战,为革命社会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奠定了思想舆论基础,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领域内产生了深远影响。世纪之交的今天,重新审视前人在重大历史关头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所进行的思考,无疑有着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从陈独秀等社会主义者与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知识分子群体的论战中,我们看到: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在中国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并形成强有力的社会思潮,是与中国特定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正是这种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环境造成了社会主义思潮在落后的中国生长的重要根基。     

论“五四”知识分子与基督教文化

梳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基督教文化的不同态度：启蒙知识分子对于基督教文化的推崇，民族主义意识下知识分子的非基督教的倾向，基督教知识分子对于基督教文化的弘扬。“五四”时期有关基督教问题的论辩，促进了中国社会对于救国救民问题的思考，促进了国人对于基督教问题的了解，促进了中国基督教会本色化的进程，加强了非基督徒与基督教知识分子的交往，也应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基督教文化方面存在着的问题。著者提出应将人类文化视为一个整体，不仅要站在本土文化之中观照异域文化，更要超脱本土文化观照理解异域文化，观照与理解本土文化与其它文化之间的联系与接触。     

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下)

鲁迅先生除了翻译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爱罗先生的童话之外,还翻译了思想性不那么沉重的作品,比如,翻译荷兰作家望·蔼覃的长篇童话《小约翰》便是一例。 还是在留学时的1906年,他在东京神田旧书店,从《文学的反响》半月刊上偶然看见《小约翰》     

论“五四”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

＂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积极倡导学习西方,译介外国文学是重要途径之一。这一时期翻译活动异常丰富,翻译思想异常活跃,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多以团体的方式进行,翻译队伍整体素质较高,呈现出多元化倾向,且转译盛行,理论意识明显增强。＂五四＂时期的译者大多兼具思想家、革命家和翻译家等多重身份,这使得翻译活动承担起多层面的重任。     

论基督教文化与五四女作家研究的视角与走向

“基督教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可以不断开拓和深化的研究课题，许多专家和学者都展开了这方面的研究与论述。五四女作家对基督教文化的接受与过滤就表现出她们的独特性。把她们置于基督教文化背景之下，分析她们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历史渊源、基督教文化在她们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和这种宗教情愫对五四女性文学的影响，有利于我们全面了解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发生、发展，有利于进一步把握她们的创作个性和拓展女性文学研究。     

五四时期的朱德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也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新启蒙运动、在其影响下，毛泽东、周恩来等青年革命者很快由上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共产主义者；还有一类人，他们在社会上权高位重，生活优裕、却也转而信仰马克思并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朱德就是典型。他转变为共产主义过程，是常人难以比拟的脱胎换骨的痛苦过程。研究五四时期朱德思想的这一转变，从中可以窥见五四运动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的伟大意义。     

"五四"文化保守主义代表人物文化活动网络剖析

“五四”文化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中,学衡派、梁启超和张君劢、梁漱溟、杜亚泉的关系相对松散,但也互相支持。吴宓、梁漱溟、章士钊、梁启超、杜亚泉等人都有各独立的交往圈,这些圈子通过学校、报刊、社团等途径聚集起来。吴宓、梁漱溟、梁启超等人与上、下代文化保守主义者之间有承上启下的关系。桐城派、江西诗派的人物给予章士钊、吴宓等人以支持。还有一批“宿儒”和“国学深湛”之士以及一批异国“同道”,也以各种方式令文化保守主义者感到“其道不孤”。这些人士各自的初衷和思考角度虽然不尽相同,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五四”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理论、舆论和情感、物资声援作用,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直接生存空间和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