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钱的办事员"和"集体化"的消解——税费改革后的乡村治理状况

从税费征收所主导的以积极行政和"集体化"为特征的乡村治理逻辑来看,税费改革明显具有转变乡镇政府职能的考虑,但是,从税费改革以后的乡村治理逻辑来看,这种改变与改革的初衷相距甚远,在乡村组织权威已经消失殆尽的情况下,"拿钱的办事员"成为乡村组织的主导角色.由于"集体化"的公共品供给制度的消解,乡村治理体制与农村公共品供给体系不相配套,农村小型公共品供给和日常生活的公共服务缺失,从而带来了农村新的治理性危机.     

利益整合与权力重构: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利益关系的嬗变和权力结构的变迁无疑成为乡村社会治理最为关键和核心的要素。进入后税费时代后,乡村社会利益关系的嬗变使国家在乡村社会的治理正经历从"控制逻辑"到"服务逻辑"的转变。然而,这样的转变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治理真空"、政策认同弱化以及利益表达和利益传输不畅等问题。从权力结构来看,无论是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进退,还是"积极"和"消极"的控制,客观上都难以有效克服内在的缺陷和不足。进入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应通过有效提升国家权力的整合效度,推进国家与社会合作,进而确保乡村社会善治的最终实现。     

我国乡村治理所面临的困境与改革思路

随着税费改革和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从理论上彻底打破了基层政府对乡村资源汲取的合法性。税费改革后,我国乡村治理存在着诸多问题。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缺失、乡镇政府职能行使的偏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政策执行不到位等多种因素使得乡村治理面临着困境。乡村治理改革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和原则,在此基础上构建服务型乡镇政府、建立和完善乡村治理的相关法律、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力度、规范发展民间组织才是解决乡村治理的关键。     

我国乡村治理研究的热点及演进趋势

根据文献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对中国知网所收录的“主题”为“乡村治理”的833篇文献进行分析,研究显示,我国乡村治理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乡村振兴、村民自治、三治融合和政策变迁。乡村治理研究的演进趋势表现为乡村治理主体的演变、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变、乡村治理内容的扩展。基于此,应夯实乡村治理理论基础,增强学界与实务界的合作,推动乡村治理实践发展。     

国家治理视野下的高等教育治理变迁——高等教育治理的变与不变

中国高等教育治理变迁70年,大致经历了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探索与建立(1949~1977年)、中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1978~2011年)以及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为旨归(2012至今)三个阶段。从70年的治理变迁中不难发现,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征,主要体现为:始终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政府政策始终发挥主导作用、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的基本制度框架始终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等。这些相关治理制度在高等教育实践中不断形成、确立、完善和定型,并逐渐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治理的根本制度。同时,在这70年中,中国高等教育治理在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学术权力在高等教育治理中的作用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治理方式等三个方面都发生了转变。未来,在国家治理视域下,中国高等教育治理应着重考虑如何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地方高校内部治理体系改革的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以整体性治理为视角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迈入,高等教育系统正在发生革命性转变,对地方高校内部治理形成前所未有之挑战。当前,地方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存在治理理念“异化”、治理结构“裂化”、治理制度“僵化”、治理手段“弱化”等碎片化倾向。整体性治理旨在强调变革治理理念、整合治理结构以及创新治理机制,为地方高校内部治理体系改革提供科学的理论框架。由此,以整体性治理为视角,揭示整体性治理与地方高校内部治理体系改革之间的内在逻辑,提出凝聚高校综合改革共识、变革高校内部组织结构、立足教育治理法治化、提升体系改革支撑手段等突破路径,是加快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理想选择。     

乡村治理改革的国家取向和社会取向

基于不同的理论和现实基础,中国乡村治理的改革,存在两种取向:国家取向和社会取向,并在实践中体现为完善官僚体制和社会治理。就理论层面而言,各种乡村治理模式的结构设计,都包括了完善官僚制和社会治理的内容;但在实践层面,国家对社会进行控制的目标追求占统治地位,现行的“乡政、村治”模式及其改革明显偏向国家取向这一边。如何处理这两种取向的矛盾,形成合理的治理结构,是乡村治理改革中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     

乡村治理改革的国家取向和社会取向

基于不同的理论和现实基础，中国乡村治理的改革，存在两种取向：国家取向和社会取向，并在实践中体现为完善官僚体制和社会治理。就理论层面而言，各种乡村治理模式的结构设计，都包括了完善官僚制和社会治理的内容；但在实践层面，国家对社会进行控制的目标追求占统治地位，现行的“乡政、村治”模式及其改革明显偏向国家取向这一边。如何处理这两种取向的矛盾，形成合理的治理结构，是乡村治理改革中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中西方政策扩散比较研究

政策扩散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国家治理为政策扩散提供了基本情景,但现有文献缺乏国家治理视角下中西方政策扩散的比较研究.鉴于此,本文首先阐释了国家治理视角的基本内涵,在总结体制稳态的西方和渐进改革的中国在政治形态、治理架构和制度体系主要差异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政策扩散比较研究的分析框架,进而对中西方政策扩散模式、机制和动力三方面进行对比,并探讨了其内在原因.本文总结出中国政策扩散实践的三点基本经验,分别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服务深化改革大局和聚焦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而提出政策扩散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可以聚焦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党的领导与政策扩散的关系、府际关系的变迁及其对政策扩散机制的影响、决策机制和激励机制的优化与政策扩散新动力三个方面.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中西方政策扩散比较研究

政策扩散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国家治理为政策扩散提供了基本情景,但现有文献缺乏国家治理视角下中西方政策扩散的比较研究.鉴于此,本文首先阐释了国家治理视角的基本内涵,在总结体制稳态的西方和渐进改革的中国在政治形态、治理架构和制度体系主要差异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政策扩散比较研究的分析框架,进而对中西方政策扩散模式、机制和动力三方面进行对比,并探讨了其内在原因.本文总结出中国政策扩散实践的三点基本经验,分别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服务深化改革大局和聚焦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而提出政策扩散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可以聚焦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党的领导与政策扩散的关系、府际关系的变迁及其对政策扩散机制的影响、决策机制和激励机制的优化与政策扩散新动力三个方面.     

以力治理、性别偏好与女性参与——基于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地位分析

从普遍的情况看,中国农村妇女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不高。已有的研究主要是从政策和文化的角度解释其原因,本文从农村治理形式的角度探讨影响农村妇女在乡村治理中地位的因素。农村以能力、权力和暴力为特征的力治形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性别偏好和性别排斥,极大地制约了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进程。农村治理形式的转变是提高妇女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的重要因素。作者认为农业税的取消、新农村的建设,农村的治理形式将发生重大转变,农村妇女的民主参与面临着重大的机遇和挑战。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社会资本作用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工程,实现乡村善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和关键所在。社会资本作为新的理论视角以其特有的网络性、增值性、互惠性特征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建设中发挥了铺垫乡村治理制度平台、夯实乡村治理经济基础、降低乡村治理的治理成本等重要作用。分别从合情性建设-创新社会资本的载体投入、合理性建设-重视社会资本的塑造积累、合法性建设-将社会资本纳入法治轨道等方面积极培育和利用社会资本,从而为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建设注入新的力量。     

国家审计促进乡村高质量治理制度供给研究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各地区的社会经济都得到了高速发展,但从制度供给角度而言,乡村治理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对此,我国可以从审计视角,以国家审计促进各项制度的完善,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为乡村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围绕“国家审计促进乡村高质量治理的制度供给”这一主题展开探索,旨在寻找到增强乡村治理效果的可靠途径,发挥出国家审计的价值,完善乡村治理制度,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     

全球治理理论与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转换

通过考察加拿大新布尔维克省充满实验性质的＂新乡村地区治理模式＂,归纳出乡村治理所要强调的落实地方分权、增加地方居民参与基层政策决策机制以及凝聚力、动员乡村社区资本等重要方案。而在目前中国的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正经历着一场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问题。在转换导向和转换方式等问题上,其核心是基层政府如何理解和消解在推进乡村治理过程中可能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公共治理视野中的中国听证制度改革

文章从公共治理的理论视角分析公共决策过程中的听证制度在中国公共治理结构改革中的意义与地位.文章首先对于听证制度的功能定位与公共治理原则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而后对2002年1月中国国家铁路票价听证会的功能状况进行了实证评诂,最后对于中国听证制度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了总体分析,并就如何完善听证制度,充分发挥其治理效应,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基层治理的统合型转向及其弹性运作机制——基于皖南宁村的田野经验

在国家资源密集输入与村庄社会结构变迁的双重影响下,新时期基层治理逻辑产生深刻转型,呈现出以党组织为领导、以行政力量为核心的统合型治理转向。基于皖南宁村的田野调研发现,基层社会治理的统合型转向是村级组织行政化下主体统合、资源统合、任务统合的聚合结果。它重构了乡村治理秩序,在强调村干部平权化的同时强化村级组织建设,在弱化基层自治空间的行政化中生产出村庄的保护机制,进而塑造了乡村治理的弹性运作机制。因此,在作为国家代理人的村干部的角色转变趋势下,基层统合型治理逻辑以多元化方式回应治理需求,反映了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系统转向。     

社会治理协同创新的郝堂试验及其可持续性

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最直观的标志即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学界对协同治理的发生机制与可持续性问题也有着越来越多的讨论.丰富的乡村社会治理实践既为协同治理如何发生、如何维系的讨论提供了现实土壤,又为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文章选取河南省信阳市郝堂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郝堂试验的基本内容与实施效果的分析,发现其选择以"金融合作"作为协同治理的起点与原点,有效调动了地方政府、基层组织、民间组织和乡村精英的积极性,积聚了乡村社会资本,改善了乡村经济状况,并以此为基础在"生态共治"的层面上打造协同实践的增长点,提升治理的可持续性.通过对郝堂试验基础性条件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在行动者的协同维度上较为全面地体现了府际合作、部际合作与公私合作的治理理念,集中表现在政策协同、项目协同与服务协同三个方面.结合郝堂试验合作行为的触发机制与维系机制的分析,发现其在可持续性层面上存在着启动条件的前置性、金融合作的风险性、风险控制的外置性与合作模式的草根性等问题.因而,郝堂试验在寻找协同治理原点与增长点、培育乡村社会的主体观念、提升治理体系风险意识等方面的治理理念,均值得其他地方参考借鉴;即便如此,因应基础条件的差异性以及郝堂试验的潜在风险性,各地也不应简单地复制郝堂做法,而应该在汲取郝堂经验的基础上找到适宜各地协同实践的原点与增长点.     

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取向、核心议题和基本路径

在国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治理的总体战略、乡村治理的历史发展和实践逻辑决定了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取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乡村政治制度建设、乡村文化建设和城乡共同富裕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议题。这些核心议题决定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径:推进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构建乡村自治与乡村振兴战略彼此促进、协同推进的乡村治理新格局,完善党委领导下的乡村"四治"新体系,提升乡村善治能力;构建和优化共同富裕治理机制;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厚植乡村治理社会资本等。     

公立大学治理困境的实践逻辑——基于单位制变迁的视角

单位制是中国特色的组织类型与制度体系,它构成了公立大学治理实践独特的"场域",形塑着公立大学的治理模式。随着单位制的改革,公立大学"单位场域"逐渐发生转型,由国家支配型组织向法人型组织、全能型组织向专业化组织、身份型组织向契约式组织的转变,形成"后单位场域"。根据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场域形塑惯习,惯习建构场域,当场域发生急剧变迁时,由于惯习的路径依赖性,导致新的场域与旧的惯习间产生"不适"。由此,"后单位场域"对公立大学内部治理提出变革的要求,单位"惯习"却仍然制约着公立大学内部治理模式,导致公立大学内部治理的困境: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断裂、行政化与学术化的矛盾、伦理文化与规范文化的冲突。     

英国高等教育治理范式变革的诠释

在英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型转变为大众型的进程中,其治理范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英国大学拨款委员会治理范式被体现新公共管理治理范式的基金委员会模式所取代。本文以基金委员会治理范式的创立、高等教育政策责任的分裂、市场因素的引入为时代背景,借用胡德的图式理论,剖析英国高等教育治理范式变革的关键要素:经济与政治危机、新思想的萌发、政策部门内部利益集体的重组以及不同政策目标新政策的形成,诠释英国高等教育治理范式变革的政治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