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瓶梅》中的伦理道德（续）

论《金瓶梅》中的伦理道德（续）辛文家族立嗣观念及其变异在家族宗法伦理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生儿子，为家族立嗣以承宗桃，不要让祖先断了香火。娶妻生子，以供奉祖先的祭祀为目的，带有一定的义务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古时候是把忠孝作为人格的标准，而讲孝...     

乾隆建储始末

清代的秘密建储方式是从雍正皇帝开始的,而乾隆是清代第一个以秘密建储方式登上帝位的皇帝。乾隆继承皇位后,在统治中国的六十多年中,又进一步将秘密建储定为清代神圣不可更改的“建储家法”。从此,秘密建储作为清代皇位继承的一种制度被确定下来。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皇帝龙驭上宾,二十五岁的皇四子弘历继承了皇位,乾隆作为清朝入关的第四代君主开始了对中国的统治。乾隆即位后不久,即恪守雍正成式,在     

清代的户绝财产继承制度及其法文化分析

清代关于户绝财产继承的规定主要体现于律例中,并具有如下几点特征:第一,立嗣与继产的关系极为密切,继产已经成为立嗣的重要目的;第二,不再严格区分收养和立继;第三,限制了亲生女的财产继承权。同时,在户绝财产继承纠纷的处理过程中,官员做出的判决及形成的事例也应被视为清代户绝财产继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视清代户绝财产继承制度的建构过程,可将其彰显的法文化内涵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宗法本位主义与宗法伦理的庶民化倾向;二是诉求情理与尊重习惯相结合;三是对利益平衡的追求。     

奏折制度的演变及其在清代政治中的作用

在清代的统治经验中,制度建设不无重要：如摊丁入亩制度、钦差大臣制度、秘密建储制度等等。奏折制度创立于康熙时期,发展于雍正时期,成型于乾隆时期,是清朝特有的一种文书制度。它的产生适应了清初政局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并在长期的演变中形成了某些固定的流程和制度化的规则,对清代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明武宗拒绝立嗣与大礼议

自“靖难之役”之后，“大礼议”是明代历史的一大分水岭。要客观地认知大礼议，须对武宗拒绝立嗣有一全面的认识。武宗生前屡屡拒绝公开从宗室中选立嗣君的要求，未能行使立嗣权，直接造成了武宗的断子和孝宗的绝孙。同时，也决定了世宗继位的特殊性。武宗未效法宋仁宗在前，世宗拒绝效法宋英宗在后。武宗拒绝立嗣的行为就已经决定了大礼议的走向。杨廷和集团在大礼议中的失败是必然的。     

翁同龢与光绪朝的立嗣风波

在晚清光绪朝立嗣危机以及随之风潮骤起的继统之争中,翁同龢以帝师之尊的身份,参与了选储立嗣的廷议决策。他主张"在继穆宗之统绪,非别立一君",排除将来废立的可能性,从而为光绪立嗣寻求合乎情理的解释。翁同龢敢于任事、办法得体的解决之道,更加得到了慈禧的信任和器重。     

嘉庆嗣位考述

清嘉庆帝颙琰,在乾隆17子中排行第十五,且出自庶妃,若按汉族封建王朝所沿用的嫡长建储法,其嗣位希望几近于零.但清王朝在皇位继承上有其自身特点,且变化很大,而颙琰众多兄长之不同境遇,也给颙琰得嗣大位造成了种种机遇;加上他自身的努力,特别是在“勤”、“俭”、“仁”、“慎”四个方面涵养甚深,终于脱颖而出,被乾隆确立为储君而承继大统.通过对嘉庆嗣位的考释,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清代建储制度发展演变以及嘉庆为人为政的认识.     

中国古代人本思想形成考略

先秦时期是中国人本思想的形成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剧烈的社会变革冲击着宗法血缘等级制度和传统的政治价值观念体系，人的尊严、价值、地位得到肯定，“轻神重人”思潮蔚然成风，人逐渐从传统的神学思想框架中独立出来，标志着中国思想史上天人相分观念的确立。轻天重人的思想观念，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人的主体意识得到树立，为众多人才的成长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论“孝”的政治伦理意蕴

从政治伦理的视角看，“孝”的缘起及其演变过程有着浓厚的政治伦理意蕴，“孝”在家国同构的中国古代宗法政治中的精神本体地位，决定了古代中国社会伦理政治化与政治伦理化的国家治理特色。在深入解读“孝”这一伦理范畴的基础上，我们应充分发掘和利用“孝”的伦理文化精华服务和谐社会的建物。     

清代“兄弟争产”诉讼中的法律与社会

在传统社会中，“兄弟有序”的伦理规范与现实生活中的“同室操戈”是并存的。而这种矛盾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兄弟之间的争产诉讼，在诉讼的形成与解决中，蕴涵了家庭、宗族、亲情、宗法等社会自发性约束机制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以及清代社会秩序得以维护的原因。     

"元祐体":政治内涵向诗学批评的移植

“元祐体”是宋代诗学批评中的常见话语。在诗学批评史上,“元祐体”由南宋被贬、元明被忽视到清代,特别是晚清的被褒和被高扬,最后成为宋诗“鼎盛”的代表;在政治发展史上,“元祐”时期却是从北宋末到清代．始终处于被褒扬的地位。这其实是“元祐”政治内涵向诗学批评的不自觉渗透、移植,元祐时期并不是宋诗顶峰时期．因此,“元祐”也不具备宋诗鼎盛的代表意义。北宋诗歌莫盛于“元祐”的诗学观念是需要重新思索的。     

“元蹻体”:政治内涵向诗学批评的移植

“元体”是宋代诗学批评中的常见话语。在诗学批评史上 ,“元体”由南宋被贬、元明被忽视到清代 ,特别是晚清的被褒和被高扬 ,最后成为宋诗“鼎盛”的代表 ;在政治发展史上 ,“元”时期却是从北宋末到清代 ,始终处于被褒扬的地位。这其实是“元”政治内涵向诗学批评的不自觉渗透、移植 ,元时期并不是宋诗顶峰时期 ,因此 ,“元”也不具备宋诗鼎盛的代表意义。北宋诗歌莫盛于“元”的诗学观念是需要重新思索的。     

简论清代江西宗法势力对商品经济的影响

清代江西是中国宗法势力最为盛行的地方。宗法势力对传统农业经济的正常运行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着多面的阻抑作用,宗法势力是造成清代江西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夏商周三代美育思想与礼乐文化

夏商周三代,礼乐教化的主要目的都是培养与血缘宗法等级奴隶制相适应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夏商时期原始的混为一体的“先王乐教”在西周时期已初步分化为“礼教”、“乐教”、“诗教”三种形态：“礼教”指与宗法等级政治相适应的行为规范化、艺术化的教育;“乐教”即《周礼》所说的“乐舞”之教,主要是指音乐与舞蹈教育;“诗教”指《周礼》的“乐语”之教,“六诗”之教。可以说,西周礼乐教化观念已达到充分自觉的程度,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对贵族子弟和国民进行艺术教育。     

从《左传》看中国古代"礼"的演变

《左传》作为我国先秦时期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我国古代丰富的礼乐文化资料，显示出当时礼乐文化所达到的卓越水平。随着春秋后期宗法关系的变化、政治秩序的衰朽，中国社会逐步步入“礼崩乐坏”的时代。本文以《左传》提供的材料为依据，从礼的重要性、礼仪之辨、礼法之争、从礼乐到礼政等四个方面论述了春秋后期“礼”的危机和演变。     

论康、乾时期辞赋创作中的赋、颂互渗现象

赋的产生伊始便具有浓重的政治品格。唐代以诗赋取士，更是刺激了“赋的颂赞”与“颂的铺陈”的同趋同归。这种趋向，到了清代的康、乾时期发展到极致。这一方面是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文化政策所致，同时也与文人在政治体制夹缝中的两面性和矛盾性的心态息息相关。这种态势使赋的创作出现了片面的繁荣，同时也对赋作的多元化发展造成束缚。本文即从赋、颂的历史溯源中对清代康、乾时期的赋、颂共作现象及其成因与走向作解析。     

略论清代的幕友

文章就清代幕友的变迁、类型、特点以及对地方政治所起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清代的幕友是由秦汉时期的幕府制度发展而来的.但清人独创“幕友”一词,与前代称谓有所不同,有其独特的内涵.文章介绍了清代幕友的特点及类型,并对清代幕友的作用进行了阐述,认为清代的幕友不仅于地方主管官非常重要,于清代的地方政治和整个国家统治也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总之,清代的幕友在政治上是地方政治的润滑剂,他们的调节和滋润使得清代地方行政能够和谐地运行,保证了整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清代海外贸易政策的演变

清政府对外贸易上所实行的闭关政策被认为是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但闭关政策的形成实际上是经过禁海-开放-闭关发展过程的，清代海外贸易政策的发展是清代政治、经济环境所造成的，同时它也反映出清代各个时期政治、经济上的变化，以及它对各个时期海外贸易所造成的不同影响。     

周代宗法制度与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的关系探析

宗法，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尊崇共同祖先，内部区分尊卑，长幼，亲疏，并以此规定继承顺序以及宗族成员各自不同的权力和义务的法则，在西周时期，宗法与政治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宗法制度。西周以后，宗法制度作为国家政治制度逐步瓦解，但宗法思想以及遵循宗法思想的家族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却历来起着重要作用。本通过探讨孔子的思想与周代宗法制度的关系，分析了孔子思想对周代宗法制度的继承和发展，论证了孔子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思想。     

论孔子的家族观

宗法家族制度起源于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时期,其基本精神在于利用血统继承关系来确立、维护家长的父权。周人灭殷,武王“制礼作乐”,把这种宗法制度改造为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的基本体制。自此,宗法家族制度一直占据着中国社会的“本位”,铸成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社会的本质特征。如同研究家族制度是理解中国社会历史之迷的钥匙,研究古代家族思想是揭开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条重要路径。对孔子的研究,自古至今不绝,且著述日益见多,但对他的家族观尚缺少研究,本文拟就此作些粗浅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