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乡村、富祠堂”：明清徽州族产流转现象探析

徽州的社会经济结构在明清时期发生了较大变动,宗族经济中族产产权的私化趋势和流转现象逐渐增多。族内成员通过内部占有的方式借机侵夺或控制了部分族产产权,佃仆则通过外部分化的方式分割、转移并获得部分族田产权。徽州宗法制度的影响与永佃制变迁是深厚的现实基础。族人生存发展改善与佃农对宗族经济依赖减弱表明族产所有权的变动使宗族关系出现变化,个人与宗族之间的良性互动得以加强。"穷乡村、富祠堂"式财富所有结构遭到一定程度瓦解,宗族财产共有的统治地位受到挑战。     

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族田问题及中共政策分析

族田是宗族内部结构体系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是维持宗族的经济手段和财源。２０世纪上半期,族田在中国农村区域一定程度的继续存在,对农村经济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它不仅促使了无地农民在数量上的增多,而且还直接促使无地农民与宗族发生更为深刻的经济关系,而宗族则通过拥有一定数量的族田产生出一批以掌握祠产为特征的地主,中国共产党建农村根据地和开展土地革命过程中,对族族田的基本政策是进行没收与重新分配,以此来消灭     

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族田问题及中共政策分析

:族田是宗族内部结构体系中极为重要的部分 ,是维持宗族的经济手段和财源。 2 0世纪上半期 ,族田在中国农村区域一定程度的继续存在 ,对农村经济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它不仅促使了无地农民在数量上的增多 ,而且还直接促使无地农民与宗族发生更为深刻的经济关系。而宗族则通过拥有一定数量的族田产生出一批以掌握祠产为特征的地主。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农村根据地和开展土地革命过程中 ,对待族田的基本政策是进行没收与重新分配 ,以此来消灭被视为是与革命势力和目标格格不入的封建宗族制度的物质基础。正是这种带有决定意义的政策的实施 ,使宗族制度在当时中国农村社会遭到了最为严厉的打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徽州宗族研究的回眸与展望

传统徽州是一个宗族社会,因此对徽州宗族的研究一直深受学界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于徽州宗族的产生与发展态势、徽州族产与宗族业权、徽州族谱与家谱、徽州宗祠、徽州宗族的社会控制、徽州宗族教育、徽州宗族婚姻、徽州宗族文化等问题均予以较为详尽的考察、分析和探讨。回顾和总结当前的研究状况,有利于今后的研究在更高层面上获得发展。     

合同议约:清代徽州宗族的自我管理模式

考察清代徽州宗族留存的契约文书资料发现,清代徽州宗族在族内事务的自我管理上,凡涉及宗族全体成员的重大事务,皆通过合同议约的方式形成集体意志,以集体的力量来贯彻执行族内决议,从而实现宗族的自我管理。合同议约是清代徽州宗族自我管理的重要模式。     

中国古代社会宗族审判制度初探

宗族在中国古代社会有着重要的地位,宗族通过习惯法实施族内治理。宗族习惯法所确认的审判制度对于解决族内纠纷、维系宗族团结、保障宗族习惯法的权威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古代社会宗族审判制度包括审理机构、审理程序、处罚方式等方面内容。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家族革命理论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家族革命理论,即族权是封建宗法社会的四种权力之一;以农村阶级分化战胜家族主义;破坏家族主义应讲究策略方法等。其理论在大革命时期的实践主要表现为: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削弱族人与宗族组织之间的联系;将族长族绅以及族产经管人当作土豪劣绅给予镇压或严惩,打倒宗族势力的权威;破除祠堂宗庙、族规家法的礼教束缚,颠覆旧有的封建宗法秩序;砸碎"三从四德"的封建枷锁,动摇传统的夫权地位等。随后在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主要表现为:没收族产族田等交给农民或作公益事业之用,铲除宗族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采用阶级斗争手段,破除宗族关系和宗族文化;领导农民建立各种互助合作组织,弱化传统宗族的互助合作功能等。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家族革命理论与实践,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家族制度的根基,但通观之,这种冲击作用还是有限的,并没有使传统的村落家族文化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依附与控制:族塾义学时代的乡村学校与社区关系——以湖南大金村为例

清末民国时期,大金村的教育主要以族塾义学形式存在,且集中在李氏宗族祠堂办学。可以说,大金土李氏族宗族义学是在官方倡导下,并在地方乡绅、村落精英的支持下出现和发展的。但自从设立族塾义学以来,大金土李氏宗族一直将教育的意义同宗族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最后成了维护和强化李氏宗族权力的一个有力工具。     

清末民初学制变革中的江浙族学

清末民初学制变革中的江浙族学韩凝春族学，主要指宋以后，伴随着地方宗族组织的繁荣和宗族内部各项制度（词堂、族长、族田。族谱）的次第完善，而在文化层面上完成的一种宗族特有的设教体制。它不仅是中国基层社会的根本体制──宗族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具有普遍意...     

徽州宗族的墓祭及其经济基础--以祁门黄龙口汪氏宗族为例

随着社会的发展,墓祭逐渐成为宗族制度的一部分,发挥了收族、强族的功能。历史上的徽州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异常重视保护祖墓和墓祭。祁门县黄龙口汪氏宗族肇兴于北宋初年,宗族积淀深厚,元明清民国时期,一直延续有祠祭和墓祭的传统。     

清代江南宗族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作用

在清代,江南宗族组织对族人的管理和控制、维护宗族对族田的土地所有权、倡导与实践完纳族田正赋和国课、进行族中济贫和宗族保障、配合政府进行大规模水利修复工程、重视文化教育的思想控制等,从社会基层维护了传统社会秩序。虽然宗族活动也呈现出与政府不相协调的一面,但清廷选择宗族组织作为控制江南乡村社会的主要辅助力量,保持了江南乡村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     

徽州“族田”

"族田"就是宗族占有的土地。宗族占有的土地有多种名目,诸如祠堂田、寺庙田、墓田、祭田、义田、学田、公会田等,皆为族田。祭田即为祭祀而置的土地,属于供赡祖茔祠堂的产业。祠堂田、寺庙田、墓田专供各自祭祀的费用。义田是为赡养本宗族中贫而不能自立者。学田作为鼓励教育族内子弟的费用。跨宗族的地     

"族"与"前宗族时代"——兼论"宗族"概念的二元结构

宗族的建构,是按照父系单系世系的原则,从全部亲属中认定一部分亲属为宗亲的结果.在"知其母不知其父",即尚无父系世系观念的时代,不仅存在家庭,也会存在作为人群聚合形式的"族",但却不会产生宗族.即便当"族"确实具有"亲属团体的意义时",也不一定就是"父方亲属集团的专有的称呼"."族"可以用来反映"前宗族时代"."宗族"概念是一个"宗"、"族"各有前提条件、各有发展过程、各有历史特征的二元结构."族"是"宗"整合与统领的对象,在逻辑上,"族"应先于"宗"而存在.     

明清徽州宗族的恤族举措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大多聚族而居,族内存在严重的贫困现象。为此,宗族内部采取了一系列的恤族之举,实施涉及怜孤恤寡、设立学田、义田等等。这些救济措施的实施增强了宗族凝聚力,维护了地方社会的安定,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国家统治的巩固。     

宗族不断编修族谱的特点及其原因——以清朝人修谱为例

明清以来,宗族的编纂族谱,形成不断续修的特点,而以清代最为突出,相当多的宗族数度修谱,甚至三四十年书写一次,周期不可谓不短,密度不可谓不大。清人续谱是在克服种种困难情况下实现的,即解决房支之间的利害之争,族人取得续谱的共识,在由权威人士组成的谱局主持下进行撰修工作;大族一次修谱,开支数百两银子,甚至上千两、数千两,诚非易事;谱书的编写原则和方法逐步完善,能够容纳宗族历史各个方面的资料,又令族人人人上谱,人人有历史记录。清人如此追逐于修谱续谱,受着一种理想的支配：修谱续谱能够达到尊祖敬宗收族的目标。事实上宗族编纂族谱,宗旨是为联涣散维宗法,过程是宗族的一项重要活动,其后果有二,一为修谱是宗族建设中极其重要的环节,令宗族群体稳固,以大族、望族出现于社区,而族人取得强有力的宗族保护,易于生存;二是形成族史,成为宗族的一种载体,也是宗族成为社会群体的一种标志。     

从中国传统族规家训看封建宗族教育

作为封建宗族教育的总纲领,中国传统族规家训不仅对族内成员在立身、治家、敬业、处世等方面加以教育规范,而且以振兴宗族为最终目的使宗族教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包括族塾教育、宗族家教、祭祖仪式等教育活动在内的教育复合体。聚焦中国传统族规家训对封建宗族教育进行分析,对于当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传承都有重要的意义。     

元代徽州的宗族建设

元代徽州的宗族建设主要体现在族谱编纂、祠堂建设、祖茔建设、族田设置、宗族内部管理等方面。元代徽州宗族建设所涉及的内容,在明清时代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这表明元代是徽州宗族走向明清时期全面繁荣兴盛的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     

从中国传统族规家训看封建宗族教育

作为封建宗族教育的总纲领,中国传统族规家训不仅对族内成员在立身、治家、敬业、处世等方面加以教育规范,而且以振兴宗族为最终目的使宗族教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包括族塾教育、宗族家教、祭祖仪式等教育活动在内的教育复合体.聚焦中国传统族规家训对封建宗族教育进行分析,对于当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传承都有重要的意义.     

深度解读《乡土中国》（四）——家族与宗法制度（上篇）

随着社会剧变,家族组织和国家政权合二为一的组织形式解体,宗法制度逐渐远离国家政权的结构和权力,沦为乡土社会各个家族都具备的社会形态。以宗族为单位聚居是乡土社会的主要结构形式,“中国古代的政治是家族本位的政治。”乡土社会的宗族制度,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一种特殊形态的人与人的关系。宗祠与族田从精神上、物质上起到了聚拢族众的作用,增强了宗族的凝聚力。     

明清徽州宗族与徽州教育发展

明清徽州宗族对教育在“亢宗”、“大族”，以及培养子弟良好的“德行”、“资性”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有极其深刻的认识。积极创办各类宗族性教育机构、重视家庭早期教育和宗族蒙学教育的规范化、对宗族子弟的学业进行严格的考核并予以奖惩、慎择教师等是其兴学重教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宗族教育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宗族商人的资助，而宗族的教育追求及其规范则是徽商资本与教育结合的心理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