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下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影响研究

双循环背景下，数字经济与高技术产业的融合有助于推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加快实现，本文将数字经济分解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创造性的开发出在“数字生产函数”的框架下测算产业数字化的方式，并提出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发展包括外贸出口、国内需求的影响机制。本文利用高技术产业数据以及所测度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相关指标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面板门槛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与高技术产业产出包括外贸出口、国内需求的关系。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对外贸出口的影响呈现正向作用，数字产业化对外贸出口无影响；产业数字化与外贸出口之间存在“U”型关系，数字产业化与国内需求之间存在“U”型关系；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之间具有相互推进关系，但当前协同水平不高；产业数字化、外贸出口水平低，产业数字化对外贸出口的积极贡献也不高；产业数字化对国内需求的正向作用随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而增加，随国内需求水平提升先增大后减小     

大数据资源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绩效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下，制造企业利用大数据资源促进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必然选择，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本文运用Mplus8.0软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方法(SEM),以427家制造企业为样本，结合动态能力理论和组织惯例理论，对制造企业大数据资源、数字动态能力、组织惯例更新与数字化转型绩效之间的影响展开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大数据资源、数字动态能力的3个子维度：数字感知能力、数字利用能力和数字重构能力以及组织惯例更新都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绩效；数字利用能力、数字重构能力和组织惯例更新分别对大数据资源与数字化转型绩效关系具有中介效应；数字动态能力和组织惯例更新对大数据资源与数字化转型绩效关系具有链式中介效应。本文将在理论上拓展数字化情境下大数据资源对数字化转型绩效的影响研究，推动从动态能力理论和组织惯例理论研究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探索；在实践上有助于指导制造企业在动态环境下借助大数据资源，提升数字动态能力，加快组织惯例更新，进而实现数字化转型。     

基于核心资本概念的农民数字化脱贫阶段模型分析

本文基于数字不平等与数字化贫困领域的相关研究,借助核心资本的视角,分别在数字化归因和数字化脱贫两个方面提出了数字化贫困持续模型与数字化脱贫阶段模型.这一框架的提出背景是以往的数字化贫困研究多集中于个体归因层次,而疏于宏观层面的群体研究;资本视角在数字化贫困研究中的使用比较零散,没有形成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本文在两个模型中提出了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信息资本3个核心资本概念,梳理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在3个资本所构成的情境下分析了农村居民持续停留于数字化贫困状态的原因,进而提出了数字化脱贫的主要阶段.最后,本文阐明了两个数字化贫困相关模型对未来数字不平等研究的可能贡献.     

数字化零售对消费者福祉的增进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数字经济发展蒸蒸日上，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中，传统零售行业已经进行了大幅度的数字化转型，这一变化使消费者福祉受到协同影响。由此，数字化零售及其对消费的效应影响受到持续关注。文章从数字化零售增进了零售企业的数字化能力；零售企业数字化能力增强了零售企业的价值共创能力；零售企业数字化的价值共创能力提升了消费者福祉3个方面对数字化零售对增进消费者福祉的传导机制进行了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相对贫困效应研究

从宏观视角廓清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相对贫困减缓效应及作用机理,识别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的农村相对贫困减缓效应,是一项重要研究议题。本文基于2011—2019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其与省级面板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减缓了农村相对贫困水平。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收入增长、改善收入分配的途径减缓农村相对贫困水平;并且数字普惠金融覆盖率、使用深度、支付指数、保险指数、信用指数和金融数字化进程也能通过上述途径发挥农村相对贫困减缓效应。同时,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发挥收入结构效应改善收入分配状态,且经营性收入结构和财产性收入结构在数字普惠金融减缓农村相对贫困中发挥主要作用。     

数字化促进了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吗?

伴随数字中国建设进程的加快，数字化能否有效促进传统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突破资源环境双重约束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基于技术整合能力视角，以2016-2019年中国沪深A股资源型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综合水平及其数字基础、数字投入、数字素养、数字经济和数字应用五个分项指标对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与内在机理。通过运用变异系数法和Stata15.1软件，研究发现：地区数字化综合水平及其数字基础、数字投入、数字经济和数字应用等四个分项指标均对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型”影响；技术整合能力正向调节地区数字化综合水平及其五个分项指标对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加快提升地区数字化水平和增强企业技术整合能力，对促进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从而实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构建数字化世界的伦理秩序

伴随着数字化转型和数字中国的建设，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数字世界正在诞生。历史地看，数字塑造了我们对世界和人类自己的认知。数字化转型将进一步拓展人类的认知空间和认知手段，释放生产力，改变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然而，数字化世界中的人和物的虚拟性与“脱域”特征，引发了数字世界的伦理问题，因此亟待建构和完善数字世界的伦理秩序。文章总结了现有的科技伦理学介入数字化进程的3条路径：对“数据主义”的批判、伦理嵌入算法和道德物化，以及通过法律和政策调控的负责任创新；提出塑造数字化世界的伦理秩序必须提高数字化时代民众参与数字化转型和治理的能力；建议要像花大力气建设数字化基础设施那样，提升数字化时代公众的数字能力。     

数字化转型能促进企业韧性提升吗？——资源配置的中介作用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的必经之路，对企业在复杂环境中培育组织韧性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13—2021年沪深A股上市高技术企业年报，使用文本分析法测度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指数，并在此基础上从长期视角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韧性的影响、路径机制及作用条件。结果表明，在长期内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韧性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表现为降低了企业的股票波动，提高了企业的绩效增长；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改进企业的资源配置作用于企业韧性；行业竞争度和供应链集中度影响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韧性二者之间的关系，行业竞争越激烈，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韧性的促进作用越强，供应链越集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韧性的促进作用越弱。研究结论深化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韧性之间关系的理解，为引导企业实现数字化战略赋能组织韧性提升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启示。     

我国"数字鸿沟"的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通过对1997年～2004年我国互联网用户情况与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我国“数字鸿沟”的最重要因素；信息资源虽然对我国“数字鸿沟”的影响具有滞后性，但是它是我国数字化的基础平台；科教投入和人才结构关系到我国国民接受信息的能力,从而影响我国的“数字鸿沟”。     

数字化转型对员工创新行为的跨层影响机理研究——基于员工顾客双主体参与的中介作用和企业声誉的调节作用

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顺应数字时代的关键变革对企业创新实践产生重要影响，但其如何影响微观员工创新却不甚明了。鉴于此，分别基于企业内部与外部利益相关者视角，将数字化转型（企业变革）、员工/顾客参与（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声誉（企业身份信号）和员工创新行为（员工产出）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开展了两项子研究，旨在明晰数字化转型对员工创新行为的跨层影响机理。子研究一聚焦内部员工视角，对来自30家企业的322份领导—员工两阶段配对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员工参与均促进员工创新行为；员工参与在数字化转型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企业声誉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与员工参与间的关系，且进一步调节员工参与的中介作用。子研究二聚焦外部顾客视角，对来自4家虚拟社区（含22个分社区）的208份会员两阶段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顾客参与均促进员工创新行为；顾客参与在数字化转型与员工创新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企业声誉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与顾客参与间的关系，且进一步调节顾客参与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拓展了数字化转型对微观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并为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推动员工创新提供...     

数字化转型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数字化转型正在推动整个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尤其对国家创新体系的演化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在阐释信息技术的演进历程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和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对国家创新体系产生的影响。研究认为：在创新主体方面，主体类型更加丰富多样且主体间形成跨地域、跨组织、高效互动的创新网络；在创新资源方面，数据既是创新活动的核心投入要素，也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工具；在创新机制方面，数字化技术打破了传统以学科、创新链为边界的组织机制，形成一体化融通发展趋势；在创新环境方面，数字化转型带来优化政策、法律法规以应对创新治理、伦理困境及其他风险的新需求。最后，围绕上述变化和特点，在采取敏捷治理方式、促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改进创新组织机制、发展数字基础设施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制造企业数字化水平如何测度？以广东省制造企业为例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制造企业数字化水平如何测度？显然构建制造企业数字化水平分析指标体系在如今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显得格外重要。本文基于创新价值链理论，利用107家广东省制造企业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构建了制造企业数字化水平分析指标体系，并进一步利用FA - AHP组合赋权模型，对广东省制造企业数字化水平进行测度并分析发展的总体趋势。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从数字化效益、数字技术投入程度、劳动力素质以及生产运作管理方式四个维度来刻画制造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较为合适；第二，样本企业在四个维度上表现各有差异，且不存在各方面表现均优异的企业；第三，在数字化整体水平以及数字化效益和数字化投入中，存在地域差异，即珠三角地区表现较好于非珠三角地区。本研究为测量制造企业数字化水平提供理论依据与参考价值。     

数字电视

电视已经大部分数字化了，可是观众感觉不到。技术上逐渐的变化已经伴随着电视节目进入千家万户。革命已经完成，数字技术是最终的胜利者。今天我们用来生产电视节目的大多数设备是数字的；在演播室、在站点之间分配信号，也都是数字化的。本文对数字电视技术、标准和原理作了综合的介绍。     

混合所有制改革能提升国有企业数字化水平吗？

数字经济对激发微观主体生产动能和推动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实质性地改善国有企业的数字化水平构成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实践的关键内容。本文通过手工搜集整理2008—2020年国有上市公司的股东关系和委派董事数据，以非国有股东治理测量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采用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派出董事参与治理可以缓解政府干预、改善经营效率以及降低信息不对称，从而提升国有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前述效果在2017年国务院首次提出发展“数字经济”后更为明显，并且在商业竞争类以及金融科技环境较好的国有企业中更为突出。最后，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数字化水平产生驱动效应后，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以及市场价值。研究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显著推进了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不仅对企业数字化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学术研究作出重要拓展，也为政府部门统筹擘画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科技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数字文化帮扶工作实践与思考

阐述了数字文化扶贫工作及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数字化帮扶工作的发展理念,提出了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数字文化帮扶工作的发展理念及发展路径,指出数字图书馆应以受众需要和基层发展为中心积极进行推广工作,以数字化手段为抓手,联合其他图书馆,从网络建设、人才培养、服务营销等方面拓展数字文化帮扶工作,切实保障贫困地方公共文化的数字化建设...     

数字经济下内外网络均衡对中国海外并购质量的影响——复杂知识缺口弥合效果的视角

本文基于2001-2016年的146起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并购样本的事件研究与大数据Bootstrap重复抽样检验，得出结论，内外网络均衡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后国内创新质量和国际创新质量均产生正向影响，且对国内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高于国际创新质量；母国和东道国的数字化水平对网络均衡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后国内和国际创新质量的关系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按照母国与东道国数字鸿沟分组检验结果发现，数字鸿沟小时，并购方网络均衡与东道国数字化水平的交互作用更能提升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后创新质量；进一步按照目标方知识复杂度高低进行分组检验，发现目标方知识复杂度高时，网络均衡与数字化的交互作用对提升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后国内创新质量与国际创新质量的作用都高于知识复杂度低时。本文阐释数字经济中新兴市场跨国企业构建内外均衡网络兑现全球性创新优势的全新机制，在数字化加剧服务与制造分离的情景下，对中国制造业企业运用内外均衡网络，海外寻求复杂性强的隐性知识，加速中国消费端数字化向工业互联网资源的配置转移，利用数字化强外部性整合工业产业创新资源走向世界创新中心，具有重要价值。     

数字化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视角下零售数字化转型机制新零售的多案例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目前零售业面临的主题，数字化正逐步改变企业的资源能力体系和价值创造模式。本文基于中国4家代表性新零售企业的多案例研究，提出了一个数字化转型机制的解释框架。研究发现，数字化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是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的核心:既要重点提高数字化基础设施构建与应用、数字化治理和数字化陷阱跨越等能力为核心的数字化能力，也要重点拓展基于数字消费者、数字生产要素和数字生态的价值创造及价值获取能力。本文从两种能力视角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研究，增强了理论的解释力；同时，运用多案例将以往集中于零售业的研究拓展到品牌商和平台，研究全行业、全产业链数字化背景下零售的数字化转型机制。研究结论有助于零售数字化转型机制的理论创新，对解决零售数字化转型实践中“转型找死、不转型等死”的现实难题具有启示意义。     

“迷雾中重生”：多重绩效反馈与企业数字化投入

多重绩效反馈是指决策时存在多个参照点，且决策主体存在多样性与群体性，致使绩效反馈出现多重性，多重绩效反馈状态可用绩效反馈相关性指标度量。企业数字化投入与其自身绩效反馈状态息息相关，多重绩效反馈下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投入实现“涅槃重生”是企业数字化转型须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绩效反馈相关性对企业数字化投入的作用，得到如下结论：绩效反馈相关性与企业数字化投入呈U形关系。对绩效反馈相关性进行细分后发现，绩效反馈一致性顺差、一致性落差以及不一致性均提升了企业数字化投入水平；研发背景高管权力深度强化了前述关系；研发背景高管权力广度弱化了绩效反馈相关性、绩效反馈一致性顺差与数字化投入间的关系；董事会正式权力层级强化了绩效反馈相关性与数字化投入的U形关系；董事会非正式权力层级强化了绩效反馈一致性落差与企业数字化投入的关系。考虑企业产权性质，非国有企业的调节作用基本能得到验证；考虑行业属性，在数字产业化企业样本中，多重绩效反馈对企业数字化投入的影响并不明显。本文对多重绩效反馈状态下企业数字化投入行为进行刻画，并考虑了研发背景高管权力结构与董事会权力层级的...     

数字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的影响路径：基于“双循环”视阈

在“双循环”经济发展新格局下，为更好地引导金融避虚向实、服务实体经济创新投入，从国内国际双循环视角分析数字金融对区域创新的影响路径。利用2011－2019年我国31个省份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引入区域金融监管和产业结构升级因素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及其分指数都能正向促进区域创新，其中使用深度促进程度最大、数字化程度次之、覆盖广度最小；数字金融通过“双循环”促进区域创新，在内循环方面通过促进居民消费和提高信贷水平产生促进效应，在外循环方面通过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和促进国际贸易产生促进效应；在高金融监管强度和高第二产业占比的情况下，数字金融的促进效应更强。最后从加快传统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形成供需协同的区域创新水平发展动力、科技驱动型金融监管创新和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结合四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制造业数字化对其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的影响---基于广东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实证分析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给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根据广东省2010-2017年16个制造行业的面板数据,本文分析了制造业数字化对其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制造业数字化对提升其全球价值链地位有正向促进作用,且主要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制造业生产率两个渠道实现对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升级。行业异质性研究显示,制造业数字化能显著促进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但由于核心技术缺失,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促进效果不明显。因此,应持续推进制造业数字化发展,促进其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加快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基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不同类型制造业要因地制宜制定数字化发展措施；完善信贷、财税、数字知识产权和网络信息安全保护、数字化人才培养等相关政策制度,加大企业数字化转型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