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汝纶未允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考

长期以来,研究者均认可吴汝纶当年应允出任了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职。据笔者考证:吴汝纶并未应允就聘;吴汝纶并非以总教习身份赴日本考察学制;吴汝纶未应允就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其个人、家庭的特因,更有国家教育体制的共因。     

方东美的生命本体论及其会通中西哲学的兼综导向述评

方东美是当代台湾的著名哲学家　。他会通中西哲学创立的“生命本体论”，在台港地区发生过重要影响。本文在客观介绍方　氏的这个哲学体系内容的基础上，简要地评论了他创建其哲学体系会通中西哲学采取的兼综　导向。     

明末清初中西数学会通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中西数学会通是中算家处理中西数学的一种方式,也是中国数学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爬梳和思考,揭示了中西数学会通的形成和发展轨迹、内涵与外延,及其与西学中源说的关系。     

张百熙与京师大学堂的恢复重建

张百熙在就任管学大臣期间为重建和发展京师大学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以政府名义颁布的全国性的学校章程;修建校舍,扩大学校规模;整顿管理层,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等.这些措施对恢复重建京师大学堂产生了积极作用:认真选聘、严格管理西方教员,提高了师资质量;允许科考、奖励出身,保证了学堂招生;资金上开源节流并举降低了办学成本,保证了办学经费.     

叙事文化学有助于拓展中西会通之路

20世纪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对于"小说"概念之理解与认识多有分歧,相关理论的运用多存误区,因而给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带来一些困惑与难题。宁稼雨首倡中国叙事文化学,将其引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无疑是走向中西会通之路的有益尝试。     

明清之际党社运动对中西科技会通之影响

明清之际中国特有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造就了其特殊的科学发展机制。而这一机制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科学发展内在逻辑之外的一些非理性因素的影响,比如党社运动孕育培养出的精神气质和运动本身的组织形式。可以说,这一研究为我们深入、全面了解近代以前中国科学的演进方式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李鸿章与吴汝纶的师友情缘

清末重臣李鸿章与教育改革家吴汝纶亦师亦友30年，风雨沧桑，患难扶持。二人知遇知交，似水如酒。《李文忠公全书》的编篡，又经历了怎样的缘由、风波？通过历史回顾将给你一个昭示。     

教育改革与政治制约——张百熙与京师大学堂的重建

京师大学堂是清末教育改革中的重要一项。在张百熙的领导下,大学堂在坚持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开拓,呈现出一派新气象。由于中国一向是教育服从行政领导,所以,虽然大学堂是在存旧的基础上开新,但是手握实权而思想守旧的枢府权臣,为了维护固有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基础,通过政治权力对大学堂进行严密监督和制约,以致张百熙最后不得不黯然离开大学堂。     

吴汝纶与冀州的文教

吴汝纶是清末著名学者,他在任冀州知州期间,筹经费、聘名师、重实学,大力发展地方文教事业。吴汝纶以经史有用之学进行讲授,超出了应试的范围,使冀州书院的官学化倾向有所转变。其后任莲池书院院长,创办西文学堂,招收的学生也以冀州人为多。吴汝纶的兴学重教,培养了大批人才,促进了冀州的早期近代化。     

试论中西哲学的比较与会通

从分析中国哲学同西方哲学的不同哲学个性出发 ,探求中西哲学会通之路的契合点 ,提出任何哲学的发展必须同时考虑时代性、世界性和民族性 ,并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中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特点不是从“合一”还是“有分”的概念对峙中去寻找 ,而是从如何“合一”和“分二”入手 ,做到对“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有一个全面和清醒的视野 ,对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问题有更为科学的把握 ,使“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在科学的世界观、系统观和生态观的基础上有机地融合为一体 ,真正做到取长补短、推陈出新 ,而这正是中西哲学会通的契合之处 ,即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主客二分”相结合     

“会通中西”: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之路

从五四时期开始,西方文化中心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心论便开始论争,这论争一直持续到面临世纪之交的今天,“西学派”和“国粹派”的片面性日益昭彰,形成僵化的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模式,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更不能迎接新世纪的到来。然而,一个民族不能一日没有思想,一个国家不能一刻没有文化。在世纪之交的时刻,如何建设富有生气的中国文化？本文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会通中西”,走一条批判地借鉴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成果,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创造性整合的道路     

中西会通 整体优化——江苏省南通第一中学90年发展掠影

江苏省南通第一中学的前身是创建于20世纪初的教会学校。1934年,教会学校改名为南通私立崇英女子初级中学。1952年。崇英女校等四校部合并,改名南通市初级中学。1956年,学校更名为南通市第一中学。1980年。学校由市属重点升格为江苏省重点中学。     

观其会通:吕思勉的近代史研究

吕思勉既是通史大家,也是一位重视近代史的"真正的古史专家"。他以通贯和宏观的眼光治中国近代史,于治史之际,不仅多读史的体会,更富阅世的经验,达到了"历史和生活的统一"。吕氏的近代史研究,注重连续性和交互性,注重常人常事和一般的社会状况,是一位会通"新史学"旨趣的实践者。     

“东西合璧”兼是吴汝纶教育思想的主旋律与“中体西用”教育思想比较

与清末教育的主流思想“中体西用”不同，吴汝纶教育思是“中西合璧”，即为一种“合二而一”的综合思维方式。     

中西会通视阈下严复的群学思想

严复早年中西学兼收并蓄的学术经历,以及对中国和西方社会的深刻思考,为后来他的中西会通及学理构建奠定了基础。在留学回国后,面对甲午战争失败后的中国,严复希望能通过翻译斯宾塞相关思想及其著作,找到挽救国家危亡的途径。严复利用自身西学的优势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在斯宾塞社会学思想的影响下试图构建系统的群学思想,以在思想层面为救国图存作出自己的贡献。     

海德格尔思想与老庄思想的会通

海德格尔与老庄的思想存在着深刻的会通,在相同中也有差异。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比较研究二者对于“有”和“无”、对于人本真生存状态的思考,无论是庄子的诗意运思,还是海德格尔的诗意追问,都体现着对人类生存的真诚关切,蕴含着深刻的现代意义。     

清末京师大学堂编译书局与学校教材的关系刍议

清末内忧外患的形势迫使清政府不得不进行教育革新,废科举、兴学堂、倡实学的浪潮逐渐高涨,新式教材的建设也随着各级各类学堂的大量涌现而迫在眉睫。为有效提高学校教材的编辑质量以及加强对思想意识领域的控制,京师大学堂设立了编译书局,开启了中国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编写教材的政府行为。     

徐光启会通中西文化的理论构筑与实践

徐光启是晚明学习西方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形成“易佛补儒”的会通理论,并致力于引进西方科学方法充实传统科学,开展结合中西文化优点的修历等实践活动.     

翻译与诠释学的会通——评李河的《巴别塔的重建与解构》

李河运用"激进诠释学"论述了翻译的"语词世界"、解释学真理及"差异的撒播",批驳了传统翻译"原本中心论"、翻译的逻各斯真理以及中西文本流通中的西方语言中心论等问题,提出以"居间存在"为基础的语际翻译解释学.<巴别塔的重建与解构>展示了作者学术"提问"意识和"独白"意识,是会通语言哲学、翻译学与诠释学的跨学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