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流言的传播学透视

2003年中国发生"非典"疫情,人们与之的抗争,并最后取得抗"非典"的胜利.新闻传媒的表现从事件一开始就受到社会的关注.媒体在"非典"带来的危机中的责任与义务是什么,信息的传播如何才能做到公开透明,这些话题都成了人们讨论的焦点.然而,"非典"时期的另一个现象同样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5月份"非典"流言突然大规模扩散.虽然由于政府与媒体很快采取了有力的措施,使流言迅速被遏止,但是对这一现象从传播学的视角来进行反思,无疑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政府信息公开与传媒社会责任——“非典”事件引发的思考（一）

几个月来,“非典”肆虐。这场突如其来的严重灾害,改变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尽管对“非典”疫情的完全控制尚需假以时日,但在这场无硝烟的战争中逐步建立起来的法制化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这种与媒体运作规律接轨的行政方式,为包括广播电视在内的新闻传媒的深化改革提供了必要和宝贵的机遇。     

《中国新闻年鉴》2004年卷在河南发行

据《中国新闻出版报》报道:《中国新闻年鉴》2004年卷,已于2004年12月开始在河南省陆续发行。与以往不同的是,该卷新增了"专题:中国的传媒集团"、"中国新闻专业期刊专辑"等栏目,并有对"2003年'防治非典'"、"伊拉克战争"等重大新闻事件报道得失的分析的篇目。     

浅谈新闻编辑策略——回顾非典报道的几点感悟

编辑策略是新闻业务范畴中的一个问题,它决定了编辑对新闻资源的整合利用,对各项具体编辑业务具有引导和约束作用。但编辑策略的形成与变化,又与媒介的外部因素以及媒介的经营方针有着紧密联系,在非典事件之后,重新审读有关这一事件的新闻报道,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影响编辑策略的外部因素在新闻传播实践中,新闻编辑策略无疑体现着新闻传播主体的主观意愿,报不报道,如何报道,都是编辑策略指导和决定的结果。然而,非典的出现,特别是非典报道过程中的转折,向我们揭开了编辑策略背后更真实的东西,给了我们一个重新审视媒介环境和审视新闻传播的机会。     

浅谈利比亚战争与新闻的真实性

利比亚战争是迄今为止在时间上离我们最近的一场战争。本文针对利比亚战争中新闻报道出现的虚假、不真实等情况及战争中新闻传媒的运作进行了系统地分析,从战前政府、军方与新闻媒体的关系,战时对新闻严格的审查制度,战后电视、电影媒介对战争的重新审视,媒介成为传播谎言的工具以及媒介成为战时宣传工具等几个方面探索了战争期间新闻的客观性问题。     

在政府、新闻传媒、公众关系视野中观照甲型H1N1流感事件

一 政府、新闻传媒和公众三者的关系一直是新闻界和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在重大的公共性事件中,三者之间的关系更为引人注目.政府是社会管理机构;新闻传媒从事专门性的新闻传播工作;公众是相对于政府而言的社会群体,在新闻传媒面前则是受众.三者围绕信息的公开传播形成特定关系.     

社会新闻无定式

随着报业竞争的日趋激烈,社会新闻以其广泛的群众性愈来愈受到传媒的重视,但传统的思维定势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这一“拳头”产品在激烈的报业市场竞争中作用的发挥。从时代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社会新闻,拓宽社会新闻的报道面谈到社会新闻,许多人首先想到的     

传媒业如何应对危机考验

典”从南到北侵袭扫荡,是今年四五月份全国乃至国际头号新闻,也是关系到亿万人民健康安危的重大事件,围绕此事,关于新闻传媒在公众卫生危机紧急应对方面应当担负的传播功能,近来已有很多学者与业内人士予以评说分析。新闻传播的社会责任,传媒不可缺席,否则必酿成大祸,以及预警功能、舆论监督、信息透明与公开等等讨论与观点,自然成为题内应有之意,因此,本专栏就不再从这方面多加探析,笔者更愿意从传媒市场的角度来观察“非典”造成的影响。新闻消费与广告消费的反差今年以来,伊拉克战争、非典型肺炎等等重大事件连续发生,新闻传媒呈现空前热…     

新加坡的传媒管控与新媒体战略

最近,笔者受邀前往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政策学院进行学习,其间对该国新闻传媒行业予以考察,侧重点是新闻管制与新媒体。结合考察,笔者认为,传媒生态作为政治文化生态的投影,新加坡传媒管制处于"无管控、多自律"的中间地带,政府通过政联公司对传媒公司持股的方式进行隐形管控,从而达到政府与传媒的良性互动。此外,新媒体被视为问政的新途径而上升为新加坡的政府战略,在此基础上传媒机构也着力发展新媒体以应对外界挑     

关注“天使”

在中华大地上,抗击“非典”被作为最近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新闻传媒连续地追踪着“非典”在全国乃至全球的每一微小变动。面对“非典”——人类前所未闻的疾病难题,自然,医务工作者成为抗击“非典”的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