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村落空心化特征分析及类型识别

成都平原村落空心化日趋成为影响区域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问题。本研究以社会经济数据、实地调查数据和航拍影像图为基础,从空心化程度、空废宅基地聚集程度和空心化驱动导向三个维度建立村落空心化类型识别体系,对5个典型样本村落进行空间特征分析与驱动导向判定,将其识别为高度离散外援型空心化等5种类型。结果表明,秦家庙村、中平村和先锋村空心化程度高于7.15%,属高度空心化,永和村和永盛村空心化程度低于7.15%,属低度空心化;各村落平均最邻近距离系数均大于1,空废宅基地聚集程度均为离散;秦家庙村与永盛村空心化驱动导向为外援型,永和村与先锋村为内核型,中平村为外援内核型。本研究对于成都平原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具有现实意义。     

构建公共产品城乡统筹供给体系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与滞后于城镇地区,导致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农村居民相对贫困化程度加深,严重威胁着农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制约着新农村建设和阻碍城乡统筹发展。本文比较了目前城乡基础设施、城乡居民教育资源、卫生资源和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差距,分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与滞后的历史、现实与制度方面的原因．构建了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包括：树立公共产品城乡一体化供给的科学发展观念;引入市场机制,构建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破除“二元”结构,建立城乡统筹均等化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建立健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     

乡村振兴视角下空心村多维形态识别与分类治理——以山东省禹城市房寺镇为例

空心村是城镇化过程中乡村人地系统要素配置失衡的表现,严重阻碍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快推进空心村治理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和乡村振兴的迫切需要.本文以平原农区空心化相对严重的山东省禹城市房寺镇为例,基于乡村振兴导向下的空心村形态认知,构建了"人口-土地-产业-组织-文化"多维空心村度量体系,利用指标贡献度、最小方差模型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东营模式

东营市是一个典型的资源型地区,丰厚的石油资源兴起了庞大的石油工业经济体系,但也造成地区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矛盾,成为影响“三农”和区域持续发展的最大滞肘。为此,多年来,尤其是在“十五”期间,东营市委、市政府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为载体,充分发挥政府社会管理和财政分配的职能作用,把农民、农业和农村发展整体纳入区域资源一体化配置体系,探索建立了融合城乡二元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运行机制和工作模式,并在实践中取得明显成效。     

多重演化动力机制下的空心村整治经济保障体系探究

空心村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其不仅是对农村土地资源的浪费与低效利用,更映射出农村社会组织结构的失调。城乡二元结构所引起的农村经济格局失衡是导致农村人口流失、形成空心村的直接驱动因素,因而合理的经济保障体系构建成为空心村整治的核心环节。本文基于离心力与向心力的不均衡关系,提出了空心村演化的非等量动力机制,其中经济动力对于农村空心化的作用显著并同时存在着层级间的传递。通过选取滇西南的大理市和山东半岛的禹城市、青州市作为典型村落案例区,重点梳理了不同类型农区空心村整治过程中的资金分配、资源配置以及补贴政策的差异性问题。为实现空心村整治后农民的安居、就业、收入的长远保障,有必要进一步强调“保障补偿主体、发展优势产业、完善配套设施、拓宽融资渠道”等空心村整治保障对策,并重视保障对策间的统筹协调,从而协同推进中国乡村空间重构和转型发展。     

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基础性因素分析

文章认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利于城乡和谐发展,造成二元经济结构并使其固定化的根本问题在于相应的制度、体制以及财政对农业投入的严重不足。必须以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卫生水平为基本着眼点,以制度、体制的公平为基本保证,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 实现制度一体化

<正> 统筹城乡发展,是符合我国国情和阶段发展要求的重大战略选择,它的实质是有效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促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更快的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关键是实行城乡通盘考虑,统一规划,建立城乡统一的制度,实现制度一体化。     

农村空心化对策分析

农村空心化的产生,一方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意味着中国正逐步由传统的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另一方面,农村空心化带来的许多社会问题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空心化导致了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农村居住环境的恶化,空心村养老受到挑战,留守儿童教育存在问题,最终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应当积极主动采取相应措施改善空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     

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的设计要点

与传统城市化不同,新型城市化是“坚持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坚持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的互相协调,坚持实现农村与城市的统筹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坚持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质化,以城乡之间和城际之间攫取财富和分享财富的机会平等为标志,逐步达到减缓和解消城乡二元结构达到社会和谐的城市化之路”。本文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系统分析中国新型城市化对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与意义,提出了未来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设计的7大原则,建议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环渤海3大组团式城市群、9大城市带、50余个城市中心作为中国新型城市化的最佳载体,在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消除二元结构、实现社会公平的内涵中,成为获取新一轮“发展红利”的高端平台。     

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中的新农村建设思路

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着眼点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立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全面和谐。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中的新农村建设,要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发展,通过加大对农村的公共财政投入,全面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空间统计视角下的农村居民点分布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以鄞州区滨海平原为例

农村居民点分布变化研究是优化农地利用、村庄规划的基础,以空间自相关等为核心的空间统计方法能定量刻画居民点分布演变的态势,成为当前学界探索热点。本文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标准距离与标准差椭圆空间统计方法、密度分析方法,分析了鄞州滨海平原咸祥镇、瞻岐镇2005年、2011年的农居点分布特征及变化和驱动因素,研究结果显示:1农村居民点分布由2005年的空间随机分布演变为2011年的集聚模式,农村居民点分布呈现向外扩张的态势,分布区域、尺度扩大;2农村居民点主要以西南-东北轴为布局方向,东北、南、东三个方向为2005-2011年重点发展方向,其中东北方向最为突出;比较2005年,2011年农村居民点分布出现了多个密集中心,新增农村居民点密集核心分布于滨海平原东北部与南部;3政策和规划因素,包括鄞州区滨海投资创业区块、象山港大桥、交通线路规划等工程项目,以及高程、河流等自然因素是其分布特征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综合区域环境影响下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变化对农村地域景观变化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应用GIS空间分析以及景观指数的定量分析方法,以河南巩义市为研究区域,分析了综合区域环境影响下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变化特征。结果表明：①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户居住用地总面积及相应的占地比重有较大幅度增加;②现有农村居民点分布扩展表现出规模集中化和局部分散化并存的现象;③外部调控因素对聚居斑块的作用力度不断增强,农户聚居空间形态逐步向规则化的方向发展;④农村居民点空间扩展由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利、居住环境条件差的区域逐渐向地势相对平缓、交通基础设施相对优越、经济发展环境较好地方集中,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区位集中指向。规模化、集约化和空间区位的合理化应是今后农村居民点整合发展的主要趋势。     

综合区域环境影响下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南巩义市为例

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变化对农村地域景观变化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应用GIS空间分析以及景观指数的定量分析方法,以河南巩义市为研究区域,分析了综合区域环境影响下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变化特征.结果表明:①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户居住用地总面积及相应的占地比重有较大幅度增加;②现有农村居民点分布扩展表现出规模集中化和局部分散化并存的现象;③外部调控因素对聚居斑块的作用力度不断增强,农户聚居空间形态逐步向规则化的方向发展;④农村居民点空间扩展由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利、居住环境条件差的区域逐渐向地势相对平缓、交通基础设施相对优越、经济发展环境较好地方集中,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区位集中指向.规模化、集约化和空间区位的合理化应是今后农村居民点整合发展的主要趋势.     

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变化及驱动机制研究——基于湖北仙桃市的实证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及其驱动机制研究是研究全球变化的前沿及热点问题之一。我国农村居民点分布广、数量多,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是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6倍以上,加之农村居民点周边多为优质耕地,对耕地资源减少的威胁甚于城镇。当前我国土地资源利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在农村人口非农化的过程中,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并没有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减少,甚至部分地区出现了快速增加的势头,加强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及其驱动机制研究,为合理调控用地提供科学依据,便具有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首先从理论上论述了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驱动因素,随后以江汉平原典型地区仙桃市为例,采用1996年~2004年的土地变更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分析了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特征,并进一步运用多元统计中的因子分析法和多元回归模型,对引起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因子进行了定量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仙桃市农村居民点用地总量呈递减趋势,但仍然呈粗放利用状态,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发展、科技进步以及政策制度是仙桃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     

南通市城乡建设用地演变时空特征与形成机理

本文选择东部沿海"国家两大发展战略"交汇城市——南通市作为研究区,面对其新形势下的用地需求与矛盾,综合运用建设用地变化测度指标、城乡建设用地协调评价模型、地理探测器等多种研究方法,分析了2001-2011年南通市城乡建设用地演变时空特征及形成机理,结果表明:①南通市城镇用地扩张速度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与波动性,空间分布呈现"北高南低、西高东低、沿江高于沿海"的特征,同时其扩张弹性系数总体处于较高水平,未达到理想集约利用状态;②南通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在城镇化推进下并未与农村人口非农化减少相挂钩,在研究期内基本处于加速增长态势,空间分布表现为"中部沿海扩展、南北沿江减少"的特征,过半数区、县(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增长模式属于人减地增粗放型;③全市城乡建设用地变化不甚协调,多数区、县(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增加量大于城镇用地增加量,且城镇发展不能较好满足城镇人口增长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镇化质量;④城乡建设用地变化形成机理差异显著,城镇用地增长受控于多种复杂因素,影响力最高的为城镇居民社会生活状况,而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则更多依赖于区位因素条件的影响,表现出其用地变化的先天依赖性与变化单一性。     

人地关系视角下农村居民点转型的时空特征与形成机理

土地利用转型（LUT）对调节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人地关系”冲突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导。农村居民点作为农村土地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变化过程与农村人口迁移与流动密切关联,系统认识农村人地关系转型规律及其形成机理,可以为农村转型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本文从人地关系变化的视角刻画了农村居民点转型的理论过程,以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PCRA）为表征指标,利用空间自相关、最小线性二乘回归（OLS）与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揭示了农村居民点转型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通过山东省1996—2016年的实证分析发现：①PCRA整体转型趋势不显著,具有明显的区域不充分和不均衡性,仅在局部地区呈现出倒“U”型演变特征,原因在于被动性的农村居民点规模缩减滞后于主动性的农村人口流动。②PCRA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整体趋向高值簇或低值簇集聚,以青岛和济南为核心的两大经济区附近呈冷点先收缩后扩张之势,而广阔的一般地区呈热点先扩张后收缩之势。③农村居民点转型受地形、经济、城镇化和政策等因素综合影响,不同时段的主导因素作用力和不同区域的因素作用敏感性均有所差异,且作用过程带有一定的不稳定性。④不同地区农村居民点转型具有明显的时空异质性且驱动因素也有所不同,政府管理部门应因地施策促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发展,并加快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缩减进程,助推农村转型发展。     

新型城镇化对扶贫开发的影响与应对研究

新型城镇化、贫困地区的减贫与发展关系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如何有效对接新型城镇化和扶贫开发两大国家重大战略体系是地理学和区域可持续发展领域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前沿课题。文章基于要素流动的视角,分析阐述了城镇化对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结合传统城镇化发展道路对贫困地区自我发展水平和持续发展能力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尝试探讨新型城镇化助推扶贫开发的影响路径。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扶贫开发的政策建议和制度优化路径,以期为推动贫困地区实现"新型城镇化"和"扶贫开发"双轮驱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提供参考依据。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关系的演变逻辑

本文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城乡关系演变的一般逻辑,从城市类型、产业发展、城市化进程、城乡资源流动和城乡关系五个层面的动态运动中,探讨了城市化与城乡关系演变的一般规律,说明快速城市化是农村资本和劳动力双重流出的过程,城乡差距扩大存在必然性,要缓解城乡关系的恶化,必须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利用市场机制,转变农民组织形式,使资源能够留到农村。     

农户隐性占地行为与宅基地改革路径

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户多宅”“一人一宅”“建新不拆旧”“少批多占”等违反相关法律的农户隐性占地行为,迟滞了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本文以农户隐性占地行为为出发点,在宅基地功能属性变迁的研究视角下,探讨了农户隐性占地行为出现的根源以及宅基地制度相关试点改革的政策取向。首先,通过回顾宅基地计划分配制度与宅基地功能属性的变迁,发现现行的宅基地计划分配制度是建立于居住保障属性之上,一定程度上无法适应宅基地居住保障属性减弱以及资产属性彰显的社会现实。然后,本文分别从理论模型和现实情景的角度出发,来刻画分析农民如何通过宅基地的隐性占有行为来突破计划分配制度的限制。最后,通过整理部分宅基地改革试点县域的政策文本,发现目前的试点改革工作是从“维护宅基地的居住保障属性”与“适应宅基地资产属性彰显”这两个维度同时展开的,且前者明显受到试点县域的青睐和重视,而后者的改革则显得举步维艰。只有同时兼顾宅基地的居住保障属性和资产属性,才能实现对农户宅基地隐性占地行为的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