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中和思维

董仲舒是汉唐时期最重要的儒学代表,在思维方式上也是如此。世人多局限于批评其天人感应论中的比附论述,而不及其中蕴含的合理内核,此即其中和思维。在董仲舒看来,天人感应,历史演变,都要从天到人,“本所从来”,又要由人而天,“见端而知本”。“以中和理天下”则是基本思维原则;它建基于“天不变道亦不变”信念,表现为比类而推的思路。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天人和古今综合思考,都归宗于儒家道德为本的宗旨。董仲舒的中和思维可谓汉代中道思维的典型代表。     

论董子之阴阳出入

阴阳理论在董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董子对阴阳的性质、运行的方式、运行的路径,以及阴阳在行进过程中的数量和比例的变化及其在气候的变化等方面都做了详细的分析说明。从其论述看,其阴阳理论在内容上、形式上都充分吸收和利用了当时天文学和气候学的有关知识,具有朴素的科学性。在论证方法上采用了当时汉代社会普遍流行的简单类比的方式和天人感应的形式,虽然带有一定的神秘性,但似乎更多地表现了当时农业社会条件下靠天吃饭的人们的一种“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     

现代性视域中的董仲舒美学思想刍议

董仲舒作为汉代群儒之首,提出了"独尊儒术"的主张.他在继承先秦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阴阳五行"学说来建构他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哲学、美学思想体系.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发展进程中意义深远.董仲舒的美学思想是其哲学、政治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具有鲜明的功利色彩.其神秘的唯心主义成分要予以批判,但也要看到他对天人关系认识的合理性的一面,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客观联系,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这在倡导建设和谐社会、践行科学发展观的今天仍不乏借鉴意义.     

董仲舒的中和论

“中和”是“中庸”观念的重要分支,源远流长。董仲舒继承发展了上古以来,特别是《中庸》的中和观念,形成了以贵中尚和为主体,阴阳五行为框架,由中致和为途径的理论体系,并从治身与治国两个方面展开中和论的实践应用。分别从养气、养心、衣食住行、男女之法等方面提出了以中和养生的具体方法。确立了中正的政治行为准则,以中和之道处理礼与法、德与刑、王道与霸道二元张力,提出了以礼主法、德主刑辅、以王统霸的治理模式。治身与治国都是由中致和,贯通一体。董仲舒的中和论是构建思想体系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方法,贯穿于其思想体系的不同方面,起着贯通和支撑作用。     

论董仲舒的社会控制思想及其影响

从内、外控两个角度对董仲舒的社会控制理论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循环论的严谨性、适用性。董仲舒的循环论是中国社会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确立了中国传统社会控制的模型，其“天人合一”和“大一统”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     

论董仲舒教育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董仲舒是中国儒学史上的一位大师,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时又是一位争议颇多的人物.他的教育思想是其学术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教育实践这几个方面.董仲舒教育思想的现代意义不容忽视.     

信仰、仪式与天人之际——董仲舒论祭礼

祭礼是传统中国信仰生活的核心承载形式,其政教效能为董仲舒所关注。郊祀在祭礼中地位最尊,是王朝政权合法性建构的重要途径。董仲舒极力论证郊祀绝不可废,认为《春秋》不因丧废郊,足见祭天的重要性超越一切现实政治事务,他更以周、秦二代兴衰之对比,将郊祀礼理解为子对父的孝道侍奉,在强调天之神圣权威的同时,将之纳入儒家之德行与教化理论系统,在人文理性的价值秩序中为其奠立必不可废的道义根基。董仲舒之宗庙四祭说代表汉儒对古传礼仪的典型诠释方案。其祭祀思想中最富于汉代思想特色者,是阴阳观念的大量运用。在董仲舒的理论体系中,贵阳贱阴与阴阳中和两种观念实并行不悖,这一点也成为汉以后中国哲学理解阴阳关系的主导模式。     

董仲舒和谐社会思想刍议

董仲舒从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3个方面阐述了他的和谐社会思想。这些思想的形成,既得力于董仲舒对先秦思想家已有成果的加工与改造,也是他对现实问题思考的结果。董仲舒的和谐社会思想对于我们促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董仲舒和谐社会思想刍议

董仲舒从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3个方面阐述了他的和谐社会思想。这些思想的形成,既得力于董仲舒对先秦思想家已有成果的加工与改造,也是他对现实问题思考的结果。董仲舒的和谐社会思想对于我们促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董仲舒人性论浅议

西汉中期 ,董仲舒在批判地继承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的基础上 ,阐述了自己对人性的认识 :性未善 ;教而后善 ;性三品之分 ;义重于利。他的人性论观点是对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的综合 ,它的提出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 ,对后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荀子与董仲舒“治道”思想之比较

荀子、董仲舒的治道思想都是在国家、社会处于转型时期提出来的.两者治道思想的共性与差别在于:在管理本体论上,荀子要求管理者面对自然之天必须发挥主体能动性,而董仲舒认为“天”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最高本原,也是社会等级秩序和伦理准则的唯一来源;在管理行为观上,两人都继承了经典儒家的管理行为理论,主张为政以德和贤人政治;在管理价值论方面,都认同“不与民争利”;在管理人性观方面和管理控制论上,都认为人性可塑、导人为善     

康有为岭南讲学中的“董氏学”思想探研

康有为戊戌前的岭南讲学中,有大量关于＂董氏学＂思想的阐述。他指出了＂董氏学＂在儒学思想学术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并认为＂董氏学＂与孔子＂改制思想＂和＂微言大义＂有密切关系。他还着重说明了＂董氏学＂的入门途径。康有为讲学中的＂董氏学＂内容与其《春秋董氏学》的成书也有密切关系。     

董仲舒“正义观”新证

董仲舒以人道比附天道,以天道论证正义,解决了儒、法功利观的难题,避免两家学说的偏颇,以正义观为基础构建了德性功利主义的体系。     

董仲舒与秦汉初期体系化思想的建构

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往往是体系化的思想。秦王朝统一中国前夕编撰的《吕氏春秋》,以“法天地”为原则,综合道家、阴阳家等建构起了一个天道论体系。秦汉初期,儒家学派虽然遭到“焚书坑儒”的打击而退居民间,但以《春秋公羊传》为代表的经典注解之作,崇奉孔子“作新王”为万世立法,建构起了一个以儒为本兼融各家的王道论体系。董仲舒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将天道论、王道论体系合而为一,建构了一个天人合一的大一统的思想体系,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广的影响。     

悖立与整合——论董仲舒对孟子、荀子之人性论的解释

董仲舒的人性论是孟子,荀子人性论之二化生出的新一,也是三;三不同于孟子的人性论,亦不同于荀子的人性论,三是悖立整合的新的人性论.董仲舒以阴阳之天道论人性,表现了其天人相应的哲学思想.其人性论的基本内容:人性有善有恶,善主恶从,即性未全善;性善是质,质朴而未觉醒,具有为善的可能性,而没有表现为现实性,即性未善.人性之善主恶从,故人性基本上是值得信赖的, "天地之性人为贵",仁义礼智信在人性上获得了根据.人性中有恶,且性善是质,充分肯定了后天之道德教化与礼义制约的重要作用.     

论董仲舒人性论的逻辑结构

董仲舒是中国哲学史上继荀子之后的又一位论述人性论的思想家，他批判地继承了先秦时期人性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为汉唐人性论确立了基本框架。要正确评价董仲舒的人性论，需依其理论的逻辑结构，揭示其各部分的内在联系，从而抓住其理论核心与重点，解决学术界对人性论的分歧与疑难点。     

广谱阴阳论与辩证矛盾论的比较研究

广谱阴阳论是广谱哲学基础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系统地比较广谱阴阳论与唯物辩证法的辨证矛盾理论的联系和区别，凸显了广谱阴阳论对辩证矛盾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揭示了广谱阴阳论的独特视角和方法论特征。     

董仲舒与汉代的《春秋》学

董仲舒从公羊学中继承了褒贬之法.通过对董仲舒的各种言论和行为的研究,可以看出:在汉代儒生操持了批评、论断现世世界的权力,而儒家的经典成为评断事物是非长短的依据.儒家思想为汉室的政治提供了合法性,可是也相对地把知识分子提升到与政权抗衡的地位.由此以后,汉代的知识分子脱离了役属的成分,建立了对政权进行褒贬和评判的信念和自觉性.     

汉武帝与董仲舒的神化儒学

汉武帝登位之初是怀疑天命的,也不知如何实现天下大治,多次征集贤良文学问以治国之道.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吸收诸子百家思想,特别是天命观及阴阳五行学说,从而使儒学神学化.汉武帝肯定天命、大一统观,部分地吸收了董仲舒的"春秋决狱"思想,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