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上书山

16岁的时候,我说过一句关于书的“狂”话。 那一年,参加军区的业余创作学习班,管事的干事讲起上世纪50年代本部队的“业余作者”徐怀中和他的处女作《我们播种爱情》。知道那是他24岁时的作品,我居然脱口而出：“喔,我还有8年!”当时在侧的一个女兵记住了这句话,从此没少为这奚落我。多少年以后,她成了我的夫人。     

陇上书缘——追忆赵正先生

因为自幼喜欢书法,所以平素也喜欢与书法家结缘交游。赵正先生就是由书法家夏天公介绍认识的。天公兄是从甘肃南下深圳的,赵正是他在兰州时的书法老师。90年代中期,我家与天公兄过从甚密,我的女儿乐乐当时刚上小学,     

周作人最后的日子

50年代末直到“文革”前夕，由于工作关系，我曾与周作人有过频繁的联系。1952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向周作人组稿，请他翻译希腊及日本古典文学作品。1958年11月，出版社指派我负责日本文学的组稿、翻译工作，同时，向我交代了一项特殊任务：约周作人及钱稻荪二位翻译别人不能胜任的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当时，他们在出版社算是编制外的特约译者。     

大辩论

“大辩论”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流行于中国的舆论发表形式,它与“大鸣、大放、大字报”共称为“四大”。“大辩论”兴起于1957年的整风和反右派运动中。在文化大革命中泛滥．并被写入宪法。“文革”结束后一段时间．还继续享有合法地位．直至1980年被废除。     

50年代初我国翻译出版苏联作家作品概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出版事业蒸蒸日上,创建了一批国营出版社,对私营出版机构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至1956年底,我国出版社已达101个,其中包括54个中央出版社,47个省市地方出版社。在这一时期共有64个出版社参与了苏联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活动。1 主要出版社及出版活动在1949—1976年间,我国翻译并出版了734部苏联作家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和上海新     

略论青春心态在20世纪50—70年代文学中产生的精神渊源

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古老的中华民族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青春风貌,这一青春风貌与作家的创作激情联系在一起,使得"20世纪50—70年代"文学中出现了特有的青春心态。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历史渊源,本文就把这一文学现象放在历史的语境中作以梳理,指出"50—70年代"文学中的青春心态与"少年中国"运动、"五四"新文学、"左翼"文学的精神渊源。     

如何驾驭“说”新闻

“说”是播音、主持语言样态之一，常用于主持人节目的播音。“说新闻”是近年来特定的新闻播报中采用的语言样态。这一样态产生于50年代，在山东是“老”张说新闻，在上海是“阿福根”谈生产……，都在听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说新闻”风格著称的是播音前辈费季平，但由于媒体发展的局限，这一样式没有产生很大影响，更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1998年随着香港凤凰卫视独特的媒体运作焕发了生机，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     

个人DV纪实作品的大众传播之路--从《DV新世代》到《DV讲述》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始，DV摄像机在我国迅速普及，并逐渐进入人们的现实生活，一些年轻人完全凭借直觉而非固有的技法拿起DV机，用个人的眼光，拍自己身边的生活，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创作出一批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个人DV纪实作品。在DV创作出现后的最初几年里，DV人的民间性和独立于体制外的身份及其作品中透出的“边缘”“另类”倾向，使他们的“个性化”作品往往不能满足于主流媒体的要求。     

一个与档案多少有些关系的游戏

要想在高校评估中被评为合格,必须保证在三年内有足够数量和比例的教授、副教授曾亲为本科生授课;要想证明曾有足够数量和比例的教授、副教授曾经足时地为本科生授过课,不能空口无凭,必须有3年所有的教案、工作会议记录和批阅的试卷等档案材料为证;根本就不存在那么多的教授为学生上过课,也就没有相应的教案和试卷,有关会议记录自然也是子虚乌有.怎么办?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大跃进"时曾搞过的"大办档案"、"大编档案"于是乎有了现代版.     

“神舟”之前的“曙光”

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就着手在当时最尖端最神秘的航天领域进行探索,并秘密上马了第一个载人飞船计划“曙光号”。尽管70年代末“曙光号”因种种原因下马,但科研人员的辛勤探索仍为多年后“神舟号”的顺利升空奠定下了坚实基础。早在1961年初的时候,钱学森、赵九章等一些老专家就在议论,中国要探讨星际航行问题,并且组织了星际航行座谈会。     

谈新闻工作者的“名”与“利”

在清高者眼里,谈名利是庸俗的。然而纵观芸芸众生,没有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大多数人一生都离不了“名利”二字,有的为了得名声,有的为了得钱财。新闻工作者每发表一篇作品,名字就出现在作品里,还能得到一笔稿费,似乎更是“名利”中人了,然而鉴于新闻工作的特性,新闻工作者的“名利”却别有一番滋味。先谈新闻工作者的“名”。有的新闻工作者把自己的名字看得重于一切,他风尘仆仆地到处采访,寻找新闻线索,追奇闻,捕花絮,掏隐私,熬夜写稿子,只求多多发表作品,提高自己的名字在新闻媒体上的出现频率,混个脸熟。然而常常事与愿违,作者本人虽然时…     

新闻类广播作品如何创优(六)新闻现场直播创优

新闻现场直播．历史上曾叫过新闻现场实况转播。上世纪80年代初．广电部一位领导同志提出．“转播”一词用在这里不合适．因为它不是别人播了．我“转”出去。于是．打那以后．广播界逐步统一叫新闻现场直播了。这是一种便于发挥广播快速传播优势的好形式。近几年．各台对这种形式越来越重视．但真正作得优秀的并不多。     

第21届“湖北新闻奖”评选揭晓 本刊有20篇首发论文获奖占获奖总数近二分之一

第21届“湖北新闻奖”、第10届“湖北新闻奖”新闻论文(论著)评选于5月19日在汉揭晓,共评出报纸、广播、电视、理论宣传、网络宣传、文体新闻、新闻摄影、新闻美术和论文(论著)等14个系列获奖作品599件,其中一等奖102件,二等奖200件,三等奖297件,好标题28条。 第10届“湖北新闻奖”新闻论文(论著)奖,共评出获奖论文(论著)42件,其中本刊首发论文有20篇获奖,占获奖总数近二分之一。     

“不相信”开启的时代

度过了1960年代中后期的喧嚣,整个70年代,中国进入一个相对郁闷的年代。折腾了五六年后,“文化大革命”虽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意思“搞两三年”就及时刹车,但“文革”初期热情或不热情的投入者,开始被政府有意识地发配各地：那些在党和国家身居高位的人因林彪的“一号令”被遣散外地一文化界的“牛鬼蛇神”被发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而十七八岁的最热情的投入者,则被一场“上山下乡”     

同吃、同住、同劳动

一说起＂三同＂,你立马会想到＂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它的通解。＂三同＂从上世纪50年代起开始盛行,报纸常登、文件常用、人们常讲,可谓是家喻户晓的词儿,但是对于它的具体含义和产生始末大家可能并不十分清楚。笔者翻阅了很多的资料,能够查到的解释大部分是古人说的＂同庚＂、＂同窗＂、＂同行＂,     

抗日英雄赵一曼后人的悲欢人生

上世纪50年代初,随着一部名为《赵一曼》的电影,使＂红枪白马女政委＂赵一曼的英雄形象被传遍全国。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10月生于四川省宜宾县一个封建地主家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被党组织派往东北抗日。1935年任东北抗联第3军第1师第2团政治委员,同年11月与日军作战时受伤被捕。1936年8月2日,在珠河（今尚志）县被日军杀害。     

谷牧：从政者的“常识”与“理性”

50年代调任中央的谷牧,先后辅佐周恩来和邓小平,从1975年开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他一生坚守“常识”与“理性”。正是党内这么一股绵延不绝、不断壮大的坚持常识和理性的力量,最终推动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市文化艺术工作史料选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文化文艺事业。1949年初，中共北京市委建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全市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娱乐活动。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主张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以繁荣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北京市委宣传部在五十年代末提出，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已有所改善，应将文艺普及、创作工作提到议事日程。 1958年11月17日，中共北京市委向全市发出了《关于开展群众文艺创作运动的指示》，要求以典型带动一般，苦战一秋一冬，从根本上改变首都文化工作的面貌，使北京市的文化建设工作，站在全国文化工作的最前列。全市产生了以建国10周年献礼为标志的文化高潮，北京地区许多专业团体到各区县开展辅导工作，在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等区办了4所“业余艺术学校”和13所“工农红色业余艺术学校”，由各区文化馆负责组织派人教课。学员半脱离工作、生产岗位参加学习或业余学习，设音乐、舞蹈、戏剧、美术等班次。在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大规模的群众文化艺术工作逐渐沉寂下来。[编者按]     

“反弹琵琶”：从质疑“十五亿件衬衫”到指廖“五千万差生”

参 加新闻工作多年 ,我已养成了逆向思维的习惯 ,凡事喜欢多问几个“为什么”、“可能吗”。１９９６年１２月 ,新华社发了一则《１５亿件衬衫谁来穿 ?》的新闻统稿 ,各大媒体纷纷刊播。我当时一边看这则消息一边算帐 ,结果吓我一大跳 :如果中国有１５亿件衬衫积压 ,那么 ,全国的所有生产衬衫的厂家即使全部停产５年 ,中国人也不会没衬衫穿。于是 ,我开始打电话到“雅戈尔”等衬衫生产厂家 ,求证这“１５亿件衬衫”之说的准确性。在得到这“１５亿”的数字可能有假的初步答案之后 ,我又向中国服装协会、中国衬衫专业协会等权威部门的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