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语境中的中国出版(上)——与杨德炎对话

1997年,本刊发表了卢云先生与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先生关于“造大船”的对话,在书业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时隔五载,中国迈入WTO大门,中国书业因此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当诸多有识之士正认真思考、努力探寻中国出版发展新路之时,本刊再度推出杨卢对话,希冀读者从中受益。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以此头衔为背景,以中国出版发行代表团顾问的身份,杨德炎于2001年12月上、中旬赴德国考察。临行前,两人在“商务”进行的对话简短而匆忙。杨德炎提出,等考察回来,思路会广些,届时再继续未了的“对话”。12月21日下午4点,笔者与风尘在身、忙碌依旧的杨德炎面对面,在商务会议室开始了几个小时的“交锋”。这是杨德炎回国后首次接受媒体采访。而如此旁无他人、正经八百地聊书业话题,对他们来说已是第二回了。上一回是五年前商务喜庆百年华诞之际。尽管彼此有多年的交情,也常见面、交流,包括最近在2001法国读书节上话旧,但极少触及诸如品牌发展战略、人才竞争、团队建设、机制创新等书业核心话题,因为入世之前,很多东西无从谈起,特别是与国际接轨问题。当然,空谈没有实际作用,但实践很有必要。国内出版界多年来的不懈追求和艰辛探索,积累和总结了不少经验教训,已是中国入世之初可借鉴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由于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推动,切入书业深层次领域探讨沟通的时机已经成熟。各抒己见、从容坦然的对话开始了。以下,“杨德炎”简称“杨”,“卢云”简称“卢”。     

中国科技期刊出版述评(下)

三、制约出版质量因素的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4年,我国科技期刊出版尽管取得了以前无法相比的长足进步,但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还不能充分满足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论文收录率是衡量科技期刊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国科技期刊在世界的大致状况和地位。下面就世界公认的六大检索系统收录我国科技论文的情况,以及前不久举行的全国优秀科技期刊评比活动中的一些数据,对这方面的情况及产生的原因作些分析。     

中国出版的世纪性跨越(下)

在科学和技术层面,中国出版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包括由纸介向数字过渡,都应该不是问题,但体制的改革可能面临着比科技进步更多的困境。这种困境往往还不是出版业自身所能够跨越和克服的,它和全民族、全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紧紧地连在一起。     

中国出版专业教育十年(下)

上篇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10年来我国出版专业教育在规模、结构、专业设置、领导、科研等方面的发展及经验。下篇拟从微观的角度一分为二地分析专业教育在师资队伍建设、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学方法以及办学条件诸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问题,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以供参考。四、与巨大成绩并存的危机在总结回顾十年来出版专业教育的经验时,不能只看到空前发展这一面,更重要的还应看到在前进中存在的     

中国出版改革30年志(下)

编者语:1978—2008,中国出版改革已经走过了整整30年的历史。在其而立之年,本刊与北京出版产业与文化研究基地合作,尝试通过三期中国出版改革30年志的专题文章,从体制改革历程、技术沿革、版权贸易等三大块面系统地总结中国出版30年的变革发展情况。诚然,中国出版业30年的沧桑变化,并非三期     

脱贫攻坚语境下的出版作为与出版担当

出版业助力脱贫攻坚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大时代命题.作为一种使命担当,整个出版业务必要在"科学扶贫"与"精准扶贫"上点题、破题、开题,务必要在出版活动中挖掘、锻造出符合文化生产规律的生产效能,务必要在数字出版技术日新月异的迭代升级中实现重点突破、难点攻坚.在以出版促进扶贫的社会历史实践中,出版人的高度投入、出版机构的高效管理是确保扶贫见实效的关键所在.     

略论对话报道(下)

怎样写好“对话报道”? 根据目前的实践,我觉得有几点必须注意. 第一,调查研究,了解真情. 要写好对话报道,首先要确定对话的内容.这就需要调查研究,了解真情,下功夫研究社会问题,了解群众心态,掌握群众的思想脉搏,以及在当前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抓准需要释疑解惑的问题,即“热点”、“疑点”和“难点”,有的放矢地确定对话报道的内容和主题.对话的概括报道和实录报道,是对已经发生的客观对话事实作报道,要在事实发生后才能进行。至于记者     

对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古代出版印刷史专论之十(下)

中国出版史的发展概况如何分析?可划分哪几个阶段?每个阶段有哪些代表性著作?近年来取得了哪些进展?目前还存在什么问题?怎样进一步深化出版史研究?本文拟就如上诸点提出自己的见解,求教于方家。一、历史的回顾中国是世界上出版事业最先发达的国家,然而,有关出版史的研究还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问。从清末至今的一百年间,出版史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每阶段又可分为三个小的时期。     

出版工作中的十个观念(下)

六、整分合观念所谓“整分合”,就是在整体规划下明确分工,在分工基础上进行有效的综合。整分合观念是现代化管理的基本观念之一。整体观点是整分合观念的大前提,不充分了解整体及其运动规律,分工必然是混乱而盲目的;但分工是关键,没有分工的整体只是混沌的原始物,构成不了现代有序的系统;分工的最终目标是按照科学规律进行最佳效益的综合协作。出版是一个大整体,现在的编、印、发三个环节,是按照作业程序进行的专业化作业分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最大限     

古籍出版中的几个问题(下)

二、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文化传统是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需要。现在有人认为传统文化不但没有用处,而且是包袱,是负担,所以我想谈谈这个问题。我们整理出版古籍为什么?为研究服务,研究什么?研究前人的经验、教训。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具有承继性的。现实是历史的发展。研究历史:一是要无愧于前人,向前人学习。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曾经创造过无与伦比的物质文明和精神     

中国出版简史(9)

第二章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出版(公元前221年——公元581年)第四节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著作(二)史学、地理学两汉时期,史学取得了重要成就。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和东汉班固的《汉书》,就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两部名著。《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原名《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大约东汉以后才有《史记》之称。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多字,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大部分,记     

中国出版简史(4)

第一章我国书籍的产生和早期的发展 (从远古到公元前221年)第三节我国初期的书籍 (二)写在缣帛上的书——帛书大约在春秋战国之际,人们在使用竹木简的同时,又使用丝织品来写书或画图。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蚕和织造丝绸的国家。在甲骨文中已有“丝”、“帛”和“桑”等字,说明在殷代已用蚕丝织造缣帛。早期的缣帛,只用来供贵族作衣服之用。随着桑蚕业和丝织业的发展,丝织品的出产渐多,于是人们用来书写,到春秋战国时,帛书已相当流行了。丝织品当时有帛、缯、缣、素等名称,因而帛书也称为“缯书”、“缣书”或“素书”。     

全球化背景下翻译出版过程中的对话与文化传递

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相互影响,“对话”应是不同文化共处和交流最有效的方式和途径之一。异文化间的交流应该体现平等对话,异文化作品的翻译出版也应该在不断的平等对话下实现。为了实现有效的文化传递,在翻译出版过程中,作者、编辑、译者、读者等各方主体应处于一种间性关系的网络中进行对话。     

上海,中国出版文化的中心(下)

上海之成为出版文化的中心,与上海人出版文化意识的形成不无关系在中国,出版文化早就出现了。出版文化的意识也有较为完整的表露,如版权意识即是一例。但是作为出版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新闻出版的意识,却是舶来品。此处所说的出版文化意识,指的就是新闻出版的文...     

人工智能语境下出版研究综论

智能技术重绘传媒生态图景,出版业进入全新的实践活动轨道,新的出版生态与出版实践推动出版学理论不断深化,为之提供知识新畴与研究范式。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型生产力,正悄然深刻地改变着出版业态：数字化生存与智能化转型表征着当下出版业的蜕变与进阶;智能技术推动出版人角色转型,而“技术”与“主体”的矛盾交合也正在蚕食出版从业者身份的合理性根基,引发认同危机,促使其不断调适自身角色;智能阅读与智能出版的共生与联动共筑阅读与出版生态;人工智能潜藏着传播伦理失范、版权认定与保护困境等问题,催生新的出版生态治理格局。人工智能勾勒了出版业的新景观,既赋能出版,也带来风险。关注人工智能与出版的互动逻辑,探寻二者的融合路径是实现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对话与创新——媒介融合语境下的新闻评论突围

在媒介融合的历史背景下,传统的新闻内容生产遭遇了巨大的挑战.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新闻评论.自20世纪初以来,新闻评论因为社论时评化的发展趋势,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新闻体裁. 然而,在媒介融合的时代背景下,评论作为体裁的独立性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尤其是在采写编评的四大新闻业务教学中,评论受到的冲击是最直接也最深刻的.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新闻评论的突围,实际上就是如何转变观点生产方式,以适应媒介融合带来的媒体组织结构、生产流程和受众接受习惯的变化.本文就媒介融合语境对于新闻评论的影响,讨论在新的传播环境中新闻评论的突围路径.     

怎样编写广播对话(下)

四编写对话的“五要五忌”最后说说编写对话应该注意的一些具体问题,即“五要五忌”。1.要俩人交谈,忌各说各的。对话的基本特点是通过两个人互相交谈,影响第三者——听众。因此,两个人所说出来的每一段     

新中国40年中国历史著作出版评述(下)

四、专门史著作的出版各种专门史著述的出版,40年来成绩斐然。政治史、法制史、军事史、经济史、民族史、思想史、宗教史、教育史、文学史、艺术史、语言文字史、科学技术史等门类著述的出版,都有专文介绍,本文只着重对农民战争史、文化史、历史地理、史学史、华侨史等门类著述出版的情况略述一二。农民战争史著作的出版,经历了一个由热到冷的过程。从1949年到1980年,共出版了140余种这类著述,既有对中国农民战争的论集,也有农民革命史话,既有对自陈胜吴广起义到白朗起义的历次     

《中国出版编年史》(上、下)问世

编年体是书籍最早的编纂体例,也是我国史学工作者治史常用的体例,但以编年体来治出版史,而且是出版通史,该书为国内目前所仅有。全书分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夏金元、明至清前期、晚清、民国八部分,上、下两册,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