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高等教育内部管理体制亟需变革

据《卫报》2010年4月13日报道,伦敦城市大学(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由于向上级误报了学生辍学率,而被强制退还给政府3,600万英镑的拨款,其校长也因此而离职。其实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类似的事件已经先后在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东伦敦学院(East London)、帝国     

俄罗斯高等教育政策的时代变革

前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高等教育政策发生了深刻的时代变革,表现为办学主体多元化,管理方式多层化,培养规格多极化,经费投入多样化,以及教育目标、专业结构、教育内容方面的变革。由于多方面原因使俄罗斯高等教育尚处于发展的艰难时期,但“大俄罗斯主义”的强国精神将使俄罗斯高等教育的优势逐渐显露。     

自治与问责:俄罗斯高等教育治理变革双重向度

苏联解体以来,自治与问责历史性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俄罗斯高等教育治理变革的双重向度。一方面,俄罗斯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扩大大学自主权的变革,大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学术自主权、行政自主权和财政自主权;另一方面,发生了大规模的"问责运动",强调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以质量为问责核心内容,多种问责方式并存,以应答和奖惩相结合的方式处理问责结果。同时,这一变革注重在自治与问责之间建立相对平衡,这种平衡彰显了自治与问责之间天然对立冲突而又统一共生的富有张力的关系。     

俄罗斯高等教育变革与传统的村社文化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剖析了俄罗斯的村社文化，并联系俄罗斯高等教育变革进行分析，以期找出俄罗斯传统文化与现代高等教育变革之间的关系。由此，本文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变革必然要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俄罗斯在它的高等教育变革中便受到其传统的村社文化的强烈影响。俄罗斯传统的古老村社文化蕴涵着浓厚的“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想，它们在漫漫历史演进中形成了俄罗斯人对集体和国家的深厚依赖与信任、对私有和市场的天然排斥与敌对；反映在高等教育方面就是强调和固守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权力渗透和义务行使，并且视民众享受国家给予和保障的免费高等教育为当然。但这种传统文化思想和高等教育观念却与今天面向市场经济的俄罗斯高等教育变革相冲突，使得俄罗斯高等教育变革步履艰难，从而也不得不采用“新旧并存”的变革思路和做法。     

权力制衡与体制创新:A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研究

完善公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是激发学校办学活力、推动高等教育体制变革的关键要素。文章通过对A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动因、内容及过程研究后指出:公立大学内部治理变革将由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转变,推动公立大学内部治理变革的重要因素将逐渐由外转向内;平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学校和院系两对关系是公立大学内部治理变革的核心问题,是否能够处理好这两对关系事关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成败;以大学章程为首的公立大学制度规范将成为约束大学内部权力运行的“制度笼子”,将权力行使纳入法制框架才能真正实现依法办学、依法治校。     

走向原点的大学内部治理:俄罗斯大学教研室的变革

教研室作为俄罗斯大学的基层教学科研组织,从建立之初一直保存至今。这一稳定的学术组织形式为不同时期大学的发展及人才培养提供了组织制度保障。随着社会的转型,俄罗斯大学教研室也在不断地调整变革,并成为大学治理的逻辑起点。     

英国高等教育内部管理体制运行模式研究

英国高等教育经过800余年的不断改革与发展,已经在自主、自治的独立体系下形成了自主运行机制。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允许各大学采取发展它们自己的基本政策,不允许它们有决定如何履行它们对社会的责任的余地,那么结果就是愚钝和平庸。这种观点对我们高等教育改革不无启迪作用。     

英国高等教育治理范式变革的诠释

在英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型转变为大众型的进程中,其治理范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英国大学拨款委员会治理范式被体现新公共管理治理范式的基金委员会模式所取代。本文以基金委员会治理范式的创立、高等教育政策责任的分裂、市场因素的引入为时代背景,借用胡德的图式理论,剖析英国高等教育治理范式变革的关键要素:经济与政治危机、新思想的萌发、政策部门内部利益集体的重组以及不同政策目标新政策的形成,诠释英国高等教育治理范式变革的政治学意义。     

普及化高等教育的系统变革与协同治理

我国高等教育已迈入普及化阶段,普及化高等教育伴随系统性变革,高等教育系统性变革呼唤协同治理.良好的治理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要根据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特定阶段和超大规模的特点,协同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教育治理,形成政府、学校、社会依法共同参与教育治理的制度保障.     

俄罗斯高等教育体系的现代变革——基于政策分析的视角

为了重振俄罗斯在当今世界的大国地位,更好地迎接21世纪的国际竞争和科学技术的挑战,近年来俄罗斯在高等教育体系内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在变革中俄罗斯政府在法律与政策上的大力支持和引导为其高等教育改革起到强有力的支撑作用,同时也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顺利实施提供重要的保障。俄罗斯高等教育体系的变革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     

扩大高校自主权:俄罗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述评

扩大高校自主权是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高教改革的重要举措。它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表现为高教经费的来源实现了多样化、高校使用经费的自由有所增加、高校获得了较大的人事权、在教学和招生中的权力得到了增加等。当然 ,这一改革也面临着一些困难 ,其中由于俄经济持续不景气所导致的高教经费极度短缺是制约改革的最重要因素。     

“意识形态”视角下的地方政府教育治理模式改革

虽然说中国的教育管理模式是一种典型的集权式教育管理模式,但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教育发展中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促进本地区教育的发展,各地方政府不断进行教育治理模式的改革。通过对地方政府教育治理模式变革的考察发现,在诸多影响地方政府教育治理模式变革的因素中,意识形态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两次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理性反思

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不同时期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变革的需要,我国进行了两次规模较大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分别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和80年代中后期,两次改革各有其利弊得失及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对这两次高教管理体制大改革进行分析与对比研究,总结经验教训,以期为今后的高教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启示与借鉴.     

高等职业教育由管理向治理变迁的发展历程与内在逻辑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历程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行业企业、高职院校多元利益之间相互作用和平衡的过程,通过调整资源配置方式,逐步从权力高度集中的科层制管理体制向高职教育发展的利益相关者适度放权与分权转型,实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行业企业、高职院校之间的合作共治。高职教育由管理向治理变迁的逻辑表现为,地方政府自下而上的需求型变革与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供给型变革相互作用,政府角色定位由主导向统筹的变迁,办学主体由多元到单一再回归多元的变迁,国家重大专项驱动向高职院校内生自发的变迁。     

网络环境下的高等教育管理改革

在网络环境下,高等教育管理已在教学管理、教师管理、实验管理、资料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改革,这对高等教育的全面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Reforms,Leadership and Quality Management in Greek Higher Education

Tertiary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 This article reports on research to form an understanding of how to account whether and how quality management (QM) has been adopted in Greek higher education....     

教育项目制:高职教育的项目治理逻辑

高职院校是实现中国制造2025和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重要教育组织。2006年以来,国家对高职院校开展了"示范校"、"骨干校"和"双高计划"等央财专项建设工程,这集中体现了国家对高职院校的项目治理逻辑。中央政府通过财政和行政激励对高职院校实施制度体系建设、政策试点和重点专项扶持,形成项目的资源集中优势和竞争择优效应。但是,教育项目制下的政策集中化也带来了一些"意外后果",如高职院校组织策略的向上聚焦、人才培养目标逐渐偏离市场、高职精英校和一般校的分化及教育资源分配的马太效应等。教育项目制的生成动因、内涵定义、运作逻辑、组织基础和效用限度等方面受到了传统科层制的影响,项目治理实质是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多层"委托-代理"关系下,处理政策集中化和区域差异化的内在张力。     

关于高校校内分配制度的若干思考

在对高校分配制度模式及高校分配制度改革案例分析的基础上,着重对调适高校内部“学院之间分配差距”与“特殊岗位津贴”合理化设置问题提出若干观点。     

高等教育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源头治理

<正>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指出,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实践及研究表明,源头治理是社会治理有效性的基础和前提,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高等教育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就是一种源头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