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独立教唆犯

根据我国新修订的《刑法》第29条的规定，我国刑法理论上以被教唆是否犯了被教唆之罪为标准，将教唆犯划分为共犯教唆犯与独立教唆犯两类犯罪人，被教唆犯了被教唆之罪，即教唆与被教唆之间形成了共犯关系，此情况的教唆犯称之为共犯教唆犯；被教唆没有犯被教唆之罪，即教唆与被教唆之间没有形成共犯关系，教唆单独成罪，此情况的教5唆犯称之为独立教唆犯，对独立教唆犯，中外刑法理论上称之为“教唆未遂”，笔认为，此主张不科学，理由在于：从单独犯罪来看，虽然教唆未遂这种独立教唆犯的独立意义不能否认，但是，在共犯教唆犯中，当被教唆犯了被教唆之罪，教唆与被教唆之间具有了共犯关系时，教唆犯就不能独立存在了，即使被教唆得犯而未遂（此情况成立共同犯罪的犯罪未遂），这种共犯关系依然存在，教唆犯仍不能独立存在，它只能与被教唆构成共同犯罪，因此，我们应把共犯教唆犯中的未遂教唆形态即共犯中的犯罪未遂与独立存在的独立教唆犯区别开来，不能将二混为一谈，由于我国立法上在未区分教唆犯不同种类的情况下，将其作为共犯人的种类之一，在刑法总则“共同犯罪”一节中将其包括，这是导致上述理论将独立教唆犯与共犯教唆犯混为一谈的主要原因，基于完善我国教唆犯罪刑法立法的需要，本重点就独立教唆犯的概念，构成特征，处罚大批量民共犯教唆犯的异同以及立法完善措施作了深入地探讨。     

试论对教唆犯的处罚

教唆犯性质的独立性说和从属性说两种学说的争论由来已久 ,对其应从属于实行犯处罚还是独立处罚也是众说纷纭 ,在这里简介一些观点并大胆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论教唆犯的构成

教唆犯是从属于实行犯的从属犯，还是不从属于实行犯的独立犯，历来刑法学所争论，并由此导致教唆构成的不同见解。本以教唆犯罪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认识为基点，对教唆犯的性质及其构成进行了论述，并对教唆犯的犯罪形态进行了初步分析。     

共犯处罚根据的反思与重构

大陆法系国家共犯的处罚根据,理论上有责任共犯说、不法共犯说、因果共犯说之界分。最初发展起来的责任共犯说与不法共犯说因其自身固有的缺陷而无法自圆其说,逐渐不为学界所采纳,因果共犯说在发展过程中分化为纯粹惹起说与修正惹起说。修正惹起说目前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德国和日本都是通说,但也受到挑战。总体而言,作为共犯的教唆犯实质的处罚根据在于教唆者唆使被教唆者,使其产生犯罪的决意,并由被教唆者实行,最终造成了危害社会的结果;而从犯的根据则在于从犯本身具有对正犯施行帮助的故意,客观上对正犯实行犯罪进行援助,使其实行犯罪变得更为容易。     

论教唆犯

教唆犯问题是刑法学理论研究的难点与热点问题之一,本文就教唆犯概念和成立要件、教唆犯性质及其负刑事责任根据、教唆犯种类、教唆犯犯罪停止形态诸方面结合中外刑事立法规定和刑法学理论各主要学术流派观点作一论述,并对现行立法中关于教唆犯规定存在的若干问题及由此导致的理论研究错位问题提出了完善初步思路与对策。     

关于未遂犯的处罚根据的研究

韩国刑法第27条的基本主观立场是规定,即使没有发生结果,但是有危险的存在,按照未遂来处罚,采取处罚未遂的积极的规程形式.因此比主观说更近的印象说具有说明未遂的说服力.即,印象说可以判断为最合理的说明"为什么处罚"没有发生结果的行为的问题的学说.印象说的伪装的主观主义未遂论的批判是把第27条作为基本的规定,印象说是运用关于处罚未遂的根据的说明方法,很难被看作有逻辑的批判.另外一方面,虽然不能提示未遂处罚的明确的基准的批判的本身是妥当的,但是这也是把未遂的处罚根据的问题,限定只运用说明"为什么处罚结果反价值的非常浅薄的未遂"的方法来解决可能的批判.因此,印象说作为说明的方法最为妥当.     

论中止犯的减免处罚根据

中止犯的减免处罚根据是中止犯研究的首要问题,对此问题的不同理解必然会影响到对中止犯的成立要件、适用范围,甚至减免标准的看法。之所以出现理论上的分歧,主要源于对违法性与责任事后是否可能发生变化、中止未遂与障碍未遂在违法性上有无差异等前提性问题的认识不一。事实上,之所以必要性地减免中止犯之刑,首先是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同时也因为减少了违法性与责任。     

共犯之处罚根据的理论与实践

共犯之处罚根据论不仅适用于狭义的共犯.也适用于共同正犯,是整个共犯理论的基础."可罚性借用论"主张共犯缺乏独立的处罚根据,有违罪刑法定主义;"责任共犯论"强调共犯的道德性·招致法律道德化的倾向l"违法共犯论"忽视法益侵害性,会得出不合理的结论.重视法益侵害性的"因果共犯论"的内部之"混合的惹起说",兼有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的特点,是妥当的共犯之处罚根据论.     

论教唆犯

通过“教唆犯是教唆他人犯罪的人”这一概念 ,分析了教唆犯的两个成立要件以及在认定教唆犯上应该注意的问题 ,详细分析了未遂教唆和教唆未遂这两类不同性质的教唆犯     

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二元论及其对自动性认定的影响

晚近以来,我国刑法理论对中止犯减免刑罚的根据的讨论趋于热烈,但多是基于日本刑法理论并和说的思想展开论证。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刑法规范第43条将中止犯作为未遂罪的一种减轻或者免除刑罚,而我国《刑法》第24条对中止犯的规定却有所不同,是以是否造成损害为界限,分为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在梳理以往关于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的学说基础之上,从我国刑法规范出发,可以分离中止犯减轻处罚的根据与免除处罚的根据,最终形成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二元论立场:在中止犯造成损害时,对其减轻处罚的根据与违法、责任减少说具有亲和性;在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时,对其免除处罚的根据与刑罚目的理论具有亲和性,并以二元论立场为根据,进一步探讨对认定中止犯自动性认定的具体影响。     

论教唆犯的特殊形态

在教唆犯独立性质基础之上,教唆犯的共犯形态、未完成形态、罪数形态的内在统一,构成教唆犯的特殊形态。     

论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

犯罪中止缘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在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界,主要有刑事政策说、法律说和折中说,比较而言,折中说具有相对合理性.我国的刑法理论界对犯罪中止减免处罚的问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主流观点基本上是大陆法系折中说的翻版.事实上,我国刑法规定中止犯减免处罚的原因,首先是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同时也因为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减小和刑罚目的的（部分）实现.     

试论教唆犯

依据我国立法的规定,教唆犯的概念是教唆他人犯罪的人。两个成立要件是:主观方面,必须有教唆他人犯罪的故意;客观方面,必须有教唆他人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原则,主要看在共同犯罪中起作用的大小。     

教唆犯的重新定位及立法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在教唆犯这一问题上,完全承袭1979年刑法的规定,只是在法条排序上由原来的26条变为现在的29条。现行刑法对教唆犯的这种定位极易导致在刑事司法中对教唆犯的定罪与量刑无所适从。为解决理论与司法实践中的困惑,应在刑法分则中将教唆行为单独规定为教唆罪,并以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设定不同幅度的法定刑。     

用谦抑性原则检讨我国刑法对教唆未遂的处罚规定

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要义就是缩小刑事处罚的范围和减轻刑事处罚的程度。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规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这表明我国刑法对教唆未遂采必罚主义，这种做法有违谦抑性原则，且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该条款应修改为：“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如果此罪的法定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对于教唆犯，可以比照所教唆之罪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论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对立统一关系

人类，作为地球的主人，自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与周围的地理环境发生着密切的关系，见图1。一方面，人类的生活活动和生产活动需要不断地向周围环境获取物质和能量，以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同时，又将废弃物排放于地理环境之中；另一方面，地理环境根据自身的规律在不停地形成和转化着一定的物质和能量，它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并不在乎人类的存在，不为人类的主观需求而改变其客观属性，也不为人类的有目的活动而改变自己发展的过程，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特殊关系。     

推量助动词[たちぅ]与[ゐしハ]用法异同

推量助动词[たちぅ]和[ゐしハ]是现在日语口语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推量表达方式,都可以用来表示对事物、情况的推断。[たちぅ]表示说话人的主观推测,表达“尚未做出结论,处于判断过程之中”的语气;[ゐしハ]一般用来表示有客观根据的推断,是将说话人的推测“实质化”,把事物的可能性作为结果表达出来的表达方式。     

论累犯处罚

对累犯从重或加重处罚,乃世界各国刑法之通例.累犯从重或加重处罚的根据在于累犯的人身危险性大于初犯."行为中心论"的累犯处罚突出强调加重刑罚的份量,"行为人中心论"的累犯处罚突出刑罚的矫正、改善功能.我国刑法对累犯处罚应以初犯作为参照系的从重处罚.     

论刑事责任的法律学根据

本文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在对刑事责任的事实根据、法律根据和实质根据进行全面阐释的基础上,探讨了刑事责任的法律学根据,并评析了当今理论界通行的各种刑事责任根据学说。     

教唆犯的未完成形态比较研究

教唆犯的未完成形态即教唆犯的预备、未遂和中止。在比较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大陆法系国家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刑法》规定及刑法学界的通行观点,独立教唆犯有成立预备犯的可能。教唆犯的二重性决定了教唆犯的未遂有时表现为未实行终了的未遂,但更多的表现为实行终了的未遂。教唆犯成立犯罪中止并不一定要以自动有效地制止被教唆者的犯罪行为或有效防止被教唆者犯罪行为可能发生的犯罪结果为必要条件,教唆犯甚至无需采取任何措施也可成立中止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