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天人之际”学说初探

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明他的写作《史记》的意图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确,司马迁的“天人之际”学说,是他的历史哲学的核心,是他的政治见解的理论基础。司马迁的写作《史记》,不仅是记载史实,而是通过史实表现了他对人对事的“论次”精神。所谓“论次”这里就有他的历史哲学和政治见解。那么什么是司马迁的“天人之际”学说的具体内容呢?这是值得我们探讨的一个问题。     

关于司马迁“李陵之祸”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一位堪称巨擘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推陈出新,独树一帜,写出了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六经之后,惟有此作”的巨著--《史记》,沾溉后人,泽流无极。可是,司马迁在创作《史记》的过程中,曾因“李陵之祸”蒙受宫刑,终身垢耻。这“李陵之祸”,到底是司马迁咎由自取,还是无辜被刑?弄清这个问题,将有     

王国维之司马迁“卒年与武帝相终始”说商兑——太史公卒年考辨之一

司马迁用他全部的生命,“述往事,思来者”,谱写了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太史公书》。他在这部伟大的史诗里,以他对社会和人生的深睿认识,启迪着炎黄子孙的智慧,以他是是非非的正义裁决,滋育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司马迁的一生遭际是极其悲惨的,他既无辜罹受专制帝王残无人道的摧残,还备尝封建士大夫的诟辱讪笑;司马迁的一生又是无比光辉的,他的高峻浑雄的人格永远值得后人仰慕,他的名山事业赢得了全人类的普遍崇敬。“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司马迁用《太史公书》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坚过金石的不朽丰碑.     

巫蛊之祸与司马迂卒年问题考论

面对巫蛊之祸所上演的父子交兵、骨肉相残的惨剧，司马迁会为戾太子的无辜罹难而感慨叹息，也会为好友任安、田仁的悲剧而心伤神摧，但若说戾太子之死使他深感拨乱反正无望，便通过《报任安书》向汉武帝宣战而慷慨赴死，则是不符合司马迁思想实际的。对巫蛊一案史实的全面把握，对司马迁与戾太子之关系的深入了解，以及对《报任安书》的认真解读，是认识司马迁卒年问题不可或缺的思想前提。袁传璋先生所谓《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所谓司马迁暴卒于征和二年季冬，卖属臆测而不能成立。     

"李陵之祸"与《史记》创作的关系--兼谈司马迁人格的发展与完善

“李陵之祸”和《史记》的创作是司马迁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且二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李陵之祸”不仅坚定了司马迁述的志向,改变了他最初的创作动机,而且影响了《史记》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此外,“李陵之祸”对于司马迁人格的发展和完善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浅探项羽自刎之地

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说，项羽是在安徽省和县的乌江自刎的。这是二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的一种提法。我认为这一提法证据不足，难于成立。项羽自刎之地值得探讨。一《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之兵围之数重。”汉军四面...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辨

司马迁与李陵“素非相善”，为开扩武帝胸怀而言及李陵事件，并没有为李陵投降辩护和开脱罪责，他是因“诬上”而被处刑的。李陵之祸后，他又遭受了为李陵投降辩护和开脱罪责的冤枉。我们应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为司马迁讨个公道。     

评《屈原列传》之“讹脱”说

司马迁之《屈原列传》,千古以来为人所传诵,尤其是为历代古文家所倾倒,自是有其一定的缘故在.李长之先生说得好:“屈原的真价值到底何在?有的人以为他是忠君爱国,又有的人以为他不过作一姓的奴才,殊不知屈原的真价值却在‘与愚妄战’!他明知自己的力量不大,但他以正义和光明来与一切不可计量的恶势力战斗,他虽是孤军,但‘终刚强兮不可凌’.司马迁了解这一点,所以不侧重屈原之忠君爱国,而侧重‘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诌之蔽明也,邪曲之害     

研究司马迁思想的一个盲点——论李陵之祸对司马迁的影响

对司马迁思想的研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认为他属于儒家传统思想,通过论证可以言之成理;认为他属于道家一派,也持之有据;说他与法家关系密切,也不乏论据。后来,又有人认为司马迁的思想吸收了先秦诸子思想的精华,有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似乎比较公允地概括了司马迁思想的全貌。但笔者认为它们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盲点——没有专门论述李陵之祸对司马迁思想的割裂和破坏,没有对司马迁思想分两个时期进行探讨。     

司马迁所遭“李陵之祸”探讨——兼谈司马迁与汉武帝的一段关系

“李陵之祸”在司马迁的一生中是件关键性的大事。这件事既影响了他的生活、思想和仕途,又影响到他的《史记》的写作。因此,无论是研究司马迁的生活道路,还是著述道路,都不能忽视它。本文打算分析一下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其中涉及到司马迁与汉武帝的关系问题,也略加阐述,以就正于方家。     

横看成岭侧成峰——试探司马迁所遭“李陵之祸“

“李陵之祸”是司马迁人生的一大转折点。本文从汉武帝器重司马迁、司马迁“举李陵”、司马迁犯“诬罔”罪及“李陵之祸”对司马迁人生道路的影响整个过程,来探讨这一重要事件的前因后果。     

司马谈教子有方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他的著作《史记》被鲁迅赞为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司马迁的伟大成就是与他父亲的精心教育分不开的。     

《锦州巴歌》注释质疑

古代学者从司马迁而郦道元而顾炎武，皆重实地调查和田野作业。近世以来，学界少了这番笨工夫，多了从文本到文本的“搬运”技巧，于是，望文生义、想当然的臆测流行了起来。令人后怕的是，讹误流传，贻害后代。江秉福先生能作出“考辩”，固然与他生活在当地有关，更是他有心于“实地调查”的结果，值得我们读而思之。     

从“黄老之学”到“小国寡民”──再论司马迁的悲剧

从“黄老之学”到“小国寡民”──再论司马迁的悲剧田启霖司马迁“‘遭李陵之祸’，既有当时的历史因素，又有个人因素，就其个人因素来讲，有他对反击匈奴战争的态度问题，又有他‘石问’所对触犯刑律的问题。”这是我在《评“遭李陵之祸”》一文中所阐述的基根看法。如...     

司马迁《史记》著述宗旨述论

司马迁是中国古代史官中第一位具有自觉历史意识的伟大史学家。《史记》的问世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著史宗旨的体现与必然结果。“成一家之言”表现了司马迁的著史动机与历史意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反映了司马迁的历史哲学思想。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通过对天人关系的探讨,力求从前代治乱盛衰中阐述成败兴亡之理,以通古今之变,垂法于后世。作为一个独特思想家的司马迁,《史记》实际上是他通过历史来发表自己“一家之言”的哲学著作。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方式进行文化总结和文化创造,终“成一家之言”,超越了前人并达到了时代的最高度。     

司马迁与班固经济思想之比较

一、司马迁与班固经济思想产生的背景比较司马迁与班固同为我国汉代的良史,司马迁在西汉,以《史记》开史学之先,有中国"史学之父"之称;班固在东汉,他本《史记》之体例,以《汉书》开断代史之先.所以后世以"史班"或"班马"并称.他们二人有相同之处,但更多的是不同之处.毛泽东同志说:有比较才能鉴别.比较研究二人的经济思想,对于弄清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的脉络,具有重大意义.     

“天道”的统一性与解读对象的二元性——司马迁对“天道”疑惑的原因及其理论意义

学界一般认为司马迁的天人观存在着天命论和反天命论的矛盾性,问题没有这样简单。司马迁的“天”、“天道”、“天命”,是德与力相统一而成的历史必然性,只因其超个人性而被称为“天”,它已经把董仲舒之“天”的神性虚化了。这种“天”与内涵不同的两种“人”构成了两种天人关系。一种是王者自己的活动决定了王权的兴废,被司马迁认为是“天”对“人”的支配;另一种是历史个人自己的活动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使司马迁对“天道”产生了怀疑。使司马迁产生理论困惑的原因在于他没有把个人对历史的作用与以王权为象征的“历史合力”对历史的作用区分开来。尽管如此,他把当时神学阴影下的天人关系之讨论引向了人自己的活动与自己命运之关系的讨论,使他登上了当时思想史的顶峰。     

巫蛊之祸与司马迁卒年问题考论

面对巫蛊之祸所上演的父子交兵、骨肉相残的惨剧,司马迁会为戾太子的无辜罹难而感慨叹息,也会为好友任安、田仁的悲剧而心伤神摧,但若说戾太子之死使他深感拨乱反正无望,便通过《报任安书》向汉武帝宣战而慷慨赴死,则是不符合司马迁思想实际的。对巫蛊一案史实的全面把握,对司马迁与戾太子之关系的深入了解,以及对《报任安书》的认真解读,是认识司马迁卒年问题不可或缺的思想前提。袁传璋先生所谓《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所谓司马迁暴卒于征和二年季冬,实属臆测而不能成立。     

学习和怀念——读李长之先生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李长之先生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重新出版了,这对我们研究司马迁和《史记》来说,是很有意义的。长之先生的这本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介绍和评价司马迁及《史记》的专著。长之先生在这本书里,以他特有的优美的笔调,高度评价了司马迁和《史记》,并从哲学、史学、美学、文学的角度全面分析、论证了司马迁及《史记》的思想和艺术。全书充满了闪光的语言、精辟的论断、深刻的论述和翔实的引证,尤其是其中许多富于开创性的见解,更给人以无限的启发。以后的有关司马迁和《史记》的论著中的不少的论点,都可以从长之先生的这本书里找     

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略谈司马迁的《史记》

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中谈到司马迁的《史记》时说:“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乃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语虽不多,却对《史记》作了准确的评介。司马迁是我国古代的一位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以出类拔萃,超乎流俗的大胆精神写出了他的富于批判性和独创性的辉煌著作《史记》,打破了当时由于“内多欲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