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WTO争端解决机制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美国“1994年主权大辩论”及其后续影响促使我们思考WTO争端解决机制与国家主权的关系。诚然，WTO争端解决机制对国家主权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主权，不可能动摇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法中的基础地位。两关系之争也表明：国家主权在新时期有新的表现形式，但不可能“谈化”或“消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国际组织与民族国家在主权的问题上的“斗争与较量”还将持续下去。     

试论用尽当地救济与WTO争端解决的关系

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是一项传统国际习惯法规则。作为争端解决的两种途径,当地救济和WTO争端解决机制在主体、适用的法律和所解决的争端等方面均存在差别。这些不同反映两者功能错位。当地救济与WTO争端解决本身的功能错位和GATT/WTO的实践都表明: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在WTO争端解决中并非国际习惯法规则。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地位的变化,与国家主权观念的变化密切相关。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通过,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对惩治国际社会中的严重国际犯罪,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制度的建设及个人国际责任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围绕着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和国家主权的关系,由于各国的利益出发点不同而存在观点分歧。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和国家主权在基本价值追求上是相容的,《罗马规约》的相关规定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     

试述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进步与局限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适用于所有该组织成员间由于执行WTO协议而产生的争议。WTO成员间争端解决的基本方法主要有磋商、调解、专家小组的审查、上诉和执行5个方面。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管辖权的认定

《华盛顿公约》是现今世界上唯一专门处理国际投资争端的多边国际条约,依据该公约成立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处理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但是,中心并不解决所有投资争端,只有具备必要的主客观要件的投资争端才由中心管辖。随着中国对中心管辖权的有限同意转向全面同意,要求我国必须健全国内法制,有效利用中心的管辖权规则,对我国海外投资提供充分高效的保护。     

WTO争端解决中援引的非WTO规范

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争端解决中援引了非WTO规范,这些规范既以适用法律的身份被援引,也以解释材料的身份被援引.一般而言,以适用法律身份被援引的非WTO国际法规范在实践中被限定在非实体性规范的范围内,而以解释材料被援引的非WTO规范仅仅起到辅助的解释作用,不影响WTO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然而,专家组与上诉机构偶尔在外界压力之下将实体性的非WTO国际法规范作为首要解释材料援引,从而事实上适用了实体性的非WTO国际法规范,存在着改变WTO成员权利和义务的可能.     

论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及我国之对策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是为其顺利安全运作保驾护航的重要制度，是WTO对全球经济稳定所作的“最具有个性化的贡献”，也是国际经济组织法教学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中国入世以后如何更好地应用是我们学习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     

论WTO争端解决MPIA机制适用

《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简称MPIA)是WTO成员国中的参加方为应对上诉机构停摆危机,经过平等协商而建立的临时上诉仲裁机制。同原上诉机构相比,MPIA机制具有临时性、开放性、多边性、迅速性等特点。通过对MPIA机制的程序运行规则进行分析,可以发现MPIA机制在实践中仍存在：上诉仲裁与上诉机构的衔接规定不明、第三方参与界定不明以及缺乏经费和行政支持等问题,为提升MPIA机制的可操作性,应当赋予争端当事方对程序的选择权、明确第三方界定范围、完善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简称DSU)及MPIA相关仲裁条款等措施,以实现MPIA作为上诉机构的长期补充性程序能够顺利运作和良性发展。     

非政府组织参与WTO争端解决时国家经济主权的维护

非政府组织参与WTO争端的解决,其目的是通过对裁决方施加影响从而使自身的宗旨能在WTO这个政府间的国际经济组织的运行中得到实现。由于参与争端解决的非政府组织难以代表所有WTO成员方的利益以及WTO争端解决采用“反向一致”的决策方式,裁决方在非政府组织的影响下可能对成员方的经济主权造成损害。因此,要防止裁决方在裁决时利用WTO尚未确立的规则进行裁决或对已有规则作出无限扩大的解释,并可考虑扩大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性和修改WTO现有规则,以维护成员方的经济主权。     

论WTO争端解决机制适用的协定、诉讼和主体

WTO争端解决机制是WTO体制“皇冠上的明珠”。除《贸易政策审查机制》外，因《WTO协定》及其附件产生的纠纷都受争端解决机制管辖。在特定情况下，成员之间的以边协定也可受机制管辖。该机制适用的诉讼有违法之诉和非违法之诉，体现了国际责任法的发展。机制适用的主体是WTO成员，个人不可诉诸于机制，也不可直接依据WTO法向国内法院起诉。     

人权法视野下的DSB管辖权

管辖权的确定是争端解决的前提,WTO争端解决机构审理案件同样如此。分析启动WTO争端解决程序的条件和DSB管辖权的特点,可知DSB管辖权是有限的,D6B不能受理指控违反人权法的申诉,也无权解释、评估某项贸易措施是否符合人权法,但这并不妨碍它以符合人权法的方式就争议问题作出裁决。     

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与联合国安理会职权的关系

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牵涉到许多国际法律问题,其中,如何处理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职权的关系,是学者们和各国政府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若在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中赋予联合国安理会过大的权力,将会使国际刑事法院受到安理会政治影响的制约,并将损害法院的司法独立性和公正性;若完全撇开安理会,又不符合国际社会的现实。尽管《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确定的管辖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联合国安理会职权,但是安理会仍然对国际刑事法院具有重大的影响。     

论我国司法权独立的障碍及克服

公正是司法活动的内在品质和价值追求,司法公正是司法改革的主题。而司法权的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本文对司法权的含义及本质、司法权独立的内容重新进行了界定,分析了我国现存的司法体制使司法权的真正独立存在的障碍,提出了变革我国司法体制、实现司法权真正独立的基本思路。     

论我国应确立仲裁庭管辖权自裁原则

仲裁庭管辖权自裁原则已发展成为当代仲裁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仲裁庭有权决定其自身管辖权；法院直接处理仲裁庭管辖权争议的权力被限定在支持与协助仲裁程序的范围内；法院对仲裁庭作出的管辖权决定享有必要的司法监督权，这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仲裁庭管辖权自裁原则完整的内容体系，我国应全面确立仲裁庭管辖权自裁原则，赋予仲裁庭决定其自身管辖权的权力；同时还应该限制人民法院对仲裁庭管辖权争议的直接管辖权，取消仲裁委员会对仲裁庭管辖权的决定权，赋予人民法院在仲裁程序中对仲裁庭管辖权决定必要的司法监督权。     

试论卢梭与杰斐逊人民主权理论之不同

卢梭与杰斐逊人民主权理论的差异主要集中在国家主权的分割、人民主权的实现方式、对自由的理解以及对国家权力的监督等四个方面。卢梭与杰斐逊的人民主权理论不但对法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而且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教师资源合理配置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之关系

教师资源的合理配置既是义务教育的本质要求，也是普及义务教育的前提条件，更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关键所在，而不合理的师资配置是当前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小学教师政策以合理配置教师资源，实现义务教育的公平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论义务教育中的“国家最高义务原则”

受义务教育权是一项由国际人权法和各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基本权利,要保证每个适龄主体完全充分享有,国家负有绝对保障责任。在义务教育中,我们有必要确立一项原则——国家最高义务原则。本文述说了国家最高义务原则的确立原因,并对其具体涵义作了深入探讨。     

中国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特质分析

由于最密切联系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协调兼顾了法律选择方法的确定性与灵活性,实现了法律秩序价值与正义价值所体现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其一经确立便迅速波及全球。然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为充分发挥最密切联系原则的作用,更好为本国立法与司法实践服务,必须立足于本国国情。我国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领域广、几率大,既体现在立法中,又表现在司法解释中,凸显了确定性与灵活性的结合。但无论是在立法层面、＂创造性立法＂的司法解释层面,还是在法官的具体司法实践中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中美义务教育制度发展史比较

义务教育制度在中国到近代才开始逐步受到关注并基本建立起来,其发展历程也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跌宕起伏而变化,直到建国后中国的义务教育制度才进入稳定的发展时期。而美国从独立到现在义务敷育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逐步完善的迅速发展历程。文章将对中美两国义务教育制度发展史上各自在学制演变、经费筹措和师资培养三个方面的发展过程进行描述,通过比较归纳出两国义务教育制度发展过程的区别及相似之处。     

“道中庸”的陶渊明

陶渊明最高妙处、最难以企及处是其于人生所行之中道:在人生实践中的精神追求及诗文创作的主题意蕴与艺术表现手法等许多方面他都真正做到了无过亦无不及。“乐天之诚”与“忧世之志”并行不悖,“情怀激荡忧愤”与“吐属温雅蕴藉”融然为一,“品格高迈超旷”与“性情平易慈祥”共举不二,以及“平淡朴素”与“警策绮丽”妙合一体。这也许是“定位”陶渊明其人其诗价值与意义的最关键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