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出版社的发行工作

书刊是“特殊商品”,但毕竟是商品。现在出版社出版的书刊,并不是为了“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也不是为了赠送亲朋好友,自我扬名。除了赠送作者和有关单位的一小部分样书外,绝大部分都是作为商品出售的。既然是商品生产,就应当重视流通环节。孙冶方同志说:“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生产与流通互为媒介,互为前提,相互制约。没有生产固然没有流通;而交换或流通又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不可分割的要素,没有它,社会再生产也无法进行。流通顺当,货畅其流,可以使生产迅速发展,流通阻滞,生产就寸步难行。”(中国展望出版社:《孙冶方社会主义流通理论》250页。)对我们出版社来讲,出版物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是要通过发行这个最后环节才     

运用反驳充分说理

要使评论的主题思想得到发挥,有多种论证方法,前面讲的“阐明意义”、“分析道理”是常用的两种,除此以外,还有“提出反驳”,也应当算是常用的一种。所不同的是,前面两种都是正面阐述作者的观点,通过摆论据,作论证,说明自己论点的正确,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立论”;而“提出反驳”,则是明确摆出别人的错误论点,讲出道理,加以反驳,并通过反驳证明自己论点的正确,这种论证方法叫作“驳论”。     

一本印数近一千万册的经济著作

一本经济研究著作在短短的五年(1979~1984年)间引起国内外读者广泛的注意,印数达到992万册,同时出版了英、德、法、日、西班牙和塞尔维亚等外文版,这在新中国出版史上值得大书一笔。这就是1979年出版的薛暮桥同志所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作者在这本书的绪论中说:他想写这么本书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始起于1955年中宣部给了他一个任务,要他和于光远、孙冶方同志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作了很多准备,作了很多研究,也写了初稿,由于当时受“左”的思想影响,加上“四人帮”的干扰,“禁区”甚多,无法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粉碎“四人…     

“旅行者”与 “土著”的联想

一年夏天,我有幸住在桂林王城内的一座楼房。斗室的小窗面对着拨地而起的峻秀的独秀峰。每当我站在窗前,总看到一群群的游人乐而不疲、络绎不绝地登上独秀峰。尽管现在独秀峰近在咫尺,每天都要经过此名山脚下几次,但是,自十多年前登了一次山后,再也提不起“凌绝顶”的逸兴。“老夫看惯桂林山”。这句诗大约可以为我不似游人那样去登山作一辩解,看惯了,登临远眺之意也就淡薄。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里说:“初进学问界的人固然免不了浅陋,但也自有他的骄傲,第一,他能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注意,在别人不审量的地方审量。如象一个旅行的人,刚到一处地方,满目是新境界,就容易随处激起兴味出问题来,至于那地的‘土著’,他们对于一切的东西都接触惯了,什么也引不起他的思索力了;第     

期刊览要

最近一期《亚洲周刊》发表哈佛大学教授、著名人文学者李欧梵的文章《卧虎藏龙为何迷倒美国?》。 作者说,李安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去年底在美国上演,至今已经打破所有外国影片的卖座纪录,并且得到今年金像奖的十项提名:包括最佳影片和导演。好评如潮,雅俗共赏。据说甚至连美国妇女也特别喜欢这部“功夫片”——美国人把一切古装、武侠、拳脚影片都叫作功夫片。然而,此片在亚洲各地却卖座平平。     

求新求深,加强报道的指导性

苏联著名心理学家捷普洛夫说:“一个思维着的人的第一个属性是善于在真正有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只有不习惯独立思维的人,才没有问题的存在,而觉得一切都是一目瞭然的。所有知识的扩大,都是在以前认为一切都是没有问题的地方,我们竟发现了新的问题,而因此引起了思想,推动它独立工作起来。”捷普洛夫的话,并不是针对记者说的,但对我们记者很有启发。能“在有问题的地方发现问     

由一条新闻想到的

今年5月7日《陕西工人报》一版刊登了一条新闻,报道旬阳烟厂生产的祝尔慷卷烟在今春广交会上一次签订外销合同500万美元的消息。这条新闻约300字,位置也不显眼,但笔者认为却不可小视,且给人以应有的启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进口了一些外国商品,客观地说,是良莠并存的,并非都是“外国的月亮圆”。但却在一些人思想上产生了外国的东西总比中国的好这种片面观点。以烟为例,也不例外。但据笔者与一些吸烟者交谈认为:各有所长,并非洋烟都比中国烟     

乌拉圭回合:中国能否加速“复关”

1993年年末,在广播电视台上说了很久、但仍然与中国相距很遥远的“乌拉圭回合”,突然进入了我们的普通生活。上一年纷纷扬扬的“复关”,似乎要以另一种方式走进我们的生活中。 背景十分壮观。世界银行宣布说,1993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全部资金有可能达到1770亿美元。这所谓资金流入,包括政府赠款、官方和非官方贷款、外国直接投资和有价证券投资。而流入东亚和环太平洋地区的国外资金最多,达595亿美元,占总额的五分之一强。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迈尔克·布鲁诺又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是得到外     

编辑部要把好这一关——解决新闻失实的一点意见

新闻失去了真实,一切都无从谈起。解决新闻的失实问题,除了端正社会风气之外,从新闻单位讲,应当树立这样一个观念,即编辑部本身一定要把好这一关。尽管新闻失实的原因,多数在外部,但关键还是在编辑部本身。这是因为,编辑部掌握着来稿的“生杀大权”。来稿经过编、审这两关,作者的东西就成为社会的产品。编、审岗位的重要,决定了对失实报道所负责任的重大。失实报道的出现,不管是什么原因,编辑部都负有直接的或间接的责任。编辑部是关键这个观点,能不能在编辑部牢固地树立起来,是直接关系到编采人员能不能增强高度责任感的大问题。有些同志对失实报道的出现,往     

表扬亦应适度——析正面典型报道过头现象

新闻报道既有表扬也有批评,批评应有分寸,表扬亦应有尺度,然而在新闻工作者尤其是业余作者中,在对两者事实“度”的把握上存在着两种不同倾向:对批评稿件谨小慎微,审了又审,核了再核,唯恐出现闪失招惹是非、贪上新闻官司;对表扬稿件则比     

中国古代编辑活动和编辑思想的一般特点——中国古代编辑思想史论之一·叙论(上)

编辑学讨论应当深入,这是学界的普遍呼声,但如何深入呢?愿有志于此道者都来认真思索一下这个问题。本期我们向大家郑重介绍胡光清同志的《中国古代编辑活动和编辑思想的一般特点》(上),这是作者以“中国古代编辑思想史论”为总题而撰写的系列文章的首篇。对于此作现在就予以品评尚为时过早,但有两点值得在这里说一下:可以看出,作者的立论是构建于翔实的史料之上,且其内容没有空泛的“议”,而是扎实的“论”;文章展示了一个新颖而具体的研究课题(“中国古代编辑思想”及其相关种种),这表明作者已在向学科研究的纵深挺进。     

“无赖原则”预设

在探讨制度必要性和它的功能设计时,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提出了一条著名的原则“无赖原则”。这条原则认为,人们在考虑制度安排时,必须持定“人人应当被假定为无赖”这样一种假设。制度设计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不论人多么利欲熏心,必须通过完善的制度机制的钳制功能,使人“规规矩矩”地服务于公益。休谟说:“政治作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     

国际新闻圈

以色列是外国记者最多的地方在一般情况下,派驻以色列的外国记者有三百名左右,这已使以色列成为外国记者最多的国家之一。而自去年底在以占阿拉伯领土上爆发巴勒斯坦抗以斗争以来,在以色列的外国记者有时高达一千一百余人之多,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最初以色列当局还尊重记者报道某些事实真相所做的努力,但最近他们对外国记者的态度大大改变了。首先宣布大量限制措施,新     

追求编辑出版新理念的灼见——评王建辉《新编辑观的追求》

编辑出版界经常流行一些新观念、新理论,其中不少渐成大家的共识。当我读完王建辉的《新编辑观的追求>,方知不少新论之发嚆矢者即是建辉兄。以下撮其要者略加评述。 一、关于编辑的角色定位 在《地方出版社的高级人才战略》一文中,作者提出:“我们首先得树立一个概念,地方出版社应当培养自己的专家学者。”(第126页)并进而认为衡量一个出版社社会声誉的标准是“有没有堪称学者的名编辑”(第127页)。可见,作者是主张编辑应该是“专家”的。也许这还算不上最新之论,但作者可贵之处在于随着实践中认识的发展、深化而不断修正、充实自己的观点。在《编辑与学术》一文中,他认为:“以大多数人的实际情况及规范的编辑概念而论”,“或者说编辑还应当是杂家。不过这种编辑这种杂家是与学术具有千丝万缕联系与学术保持同步甚或某种超前性的编辑、杂家”(第1页)。作者的认识并未到此止步,认为“上上之境,编辑应该是通家”。它     

"真抓"与"假抓"

中央和地方党委领导经常强调要“真抓实干”,应当说有不少地方也确实“真抓”了,“实干”了,但也还有不少地方仍在“假抓”“虚干”。正如一位省领导所说:我们有许多工作,是在一片落实声中落空的。 像山西绛县的科技大跃进,像洛阳娱乐场所的消防工作,像某些地方的爆炸案和爆炸事故,你能说那里的工作是“真抓”吗? 让人难以区分的是,“假抓”不是不抓,而是和“真抓”一样在抓。一样的     

志于道，游于艺

让经济学还乡 经济学一向被看作应当“价值中立”、不宜进行道德判断。因为把人和价值的问题高高挂起，经济学教科书向我们兜售的经济学，“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只有一篇篇关于经济模型的纷纭说辞，一段段精微缜密的数学推演，而没有与具体人、具体生活的关系。但学术训练和实际利益相结合，又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锁定在为富人辩护的轨道上。然学术乃“天下之公器”，     

活力实验——天津模式触及金融改革难题

几千块钱的贷款,小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大可以缩小贫富差距。一批有识之士把中国的活力押在“小额信贷”上。但是和许多涉及公平的话题一样,11月26日在天津召开的关于小额信贷的讨论会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 以扶助下岗女工再就业而闻名的“天津模式”,试图通过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植和创新,为城市再就业寻找解决途径。但和在中国农村所进行的其他小额信贷实验一样,已取得初步成功的“天津模式”也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困境。“这种扶贫扶出来的问题核心是利率市场化以及中小银行破土等金融难题。”经济学家茅于轼这样说。他坚信小额信贷是中国大量剩余劳动力与大量剩余资金亲密接触的必由之路     

评论写作需要戒除欧化语态

看到一篇评论,观点挺好,批评很多年轻人对时事冷漠,但语言让人觉得很别扭.比如这句话:“何以漠视和逃避成为了青年人对待社会公共议题的态度?”为什么不能直接说“青年人何以漠视和逃避公共议题”?多简洁明了.还有这句:“我们并没有储备下应有的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敏感度与处理能力.”不知所云,为什么不直接说“我们缺乏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处理能力”?还有这句:“理智的青年一辈应该学会将自己从充斥着安逸而无意义的娱乐性议题的环境中抽离出来.”为什么不能用汉语的语态语序好好表达“青年人应该远离无聊的娱乐议题”?     

新闻语言漫谈(二)

简练(下) 动词不一定需要状语。在不需要的情况下使用状诏,不但浪费笔墨,而且容易使文字的意思一含混不清,引起疑问,应让动词发挥自己的作用。状语所描述的情况有时是作者主观判断的产物,而作者的判断不一定是准确的。如果作者在判断失误的情况下使用状语,他便向读者传达了错误的信息。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一个句型:“他深有感触地说:……”不知道“深有感触”这一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如果说话者自己说过他对所谈的问题“深有     

写稿务求字能认

人常说:“字是读书人的门面。”苏轼甚至说过“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的话。如今社会发展了,知识门类多,内容广,人们用于习字的时间远比古人少得多。于是,对古老的方块字的书写,除少数人把它当作一门艺术而勤学苦练外,多数人但求字写得“堪用”即可。这自然无可厚非。问题是有的人把“堪用”的标准降得很低,只求自己看得懂,甚至有时连自己都认不清,这就不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