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情赋单独立类的原因及其特征

情赋是以男女恋情为题材的赋作.诗体特有的抒情性不便于情类的单设.《文选》选赋单设情类并仅取《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和《洛神赋》4篇,与抒情小赋的蓬勃发展、南朝重情的时代风尚、赋体的流俗性和萧统宗经与新变相结合的文学观念密切相关.     

论设难体

作为一种在汉魏六朝通行且在此后历代长期留存的文体,设难体以其鲜明的文体个性在赋体和问对体中领异标新,以至另立门户。问对是其外在的结构形式,而“设疑以自通”乃是其内在的精神本质。设难体承载着文士们的内心困惑以及自我解惑的心理历程,从而使它具有了超越体式本身的文化意义。     

汉棋类赋中的棋类文化特征与文化内涵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等方法对汉代棋类赋作进行研究,梳理了棋的产生、文化特征,阐释棋类赋作所蕴含的棋道、棋艺知识,宇宙观、人生观,体育思想等。从体育与文学双重交融的视角研究汉代棋类赋,有益于了解中国古代体育史,发扬和传承传统体育文化,促进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     

历代楚辞与赋类目关系述略

汉代至晋代,楚辞属赋;南北朝时楚辞与赋开始分立,梁萧统《文选》将赋、骚视作并列的两种文类,赋类仅收录以"赋"名篇之作,骚类所录皆《楚辞章句》中篇目;隋唐以降,历代总集中赋类的收录多延续《文选》的体例,但楚辞与赋的类目关系和楚辞类的收录体例,终无定法。     

三国文小考一则

曹丕《柳赋序》曰 :“昔建安五年 ,上与袁绍战与官渡 ,是时。余始植斯柳 ,自彼迄今十有五载矣 !左右仆御已多亡 ,感物伤怀 ,乃作斯赋。”张可礼《三曹年谱》据此系赋作于建安二十年。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则看出曹丕该年未到种柳之地 ,但仍迷信赋序 ,断赋作于建安十九年。按     

建安七子赋论

本文拟就建安七子赋作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征作简要分析，从而揭示建安时期赋作的基本状况。     

汉魏六朝边塞诗对《史记》悲壮风格的再现

《史记》对汉魏六朝边塞诗的创作有着深远影响。司马迁塑造的英雄及游侠形象,导引了汉魏六朝边塞诗中将士形象的刻画。司马迁大胆揭露、批判军事矛盾的行为,召唤着汉魏六朝诗歌对军旅矛盾的书写和反映。《史记》描绘的边塞图景和悲壮场面,影响了汉魏六朝边塞诗中的环境描写。取法《史记》的汉魏六朝边塞诗实现了对《史记》悲壮风格的继承。     

汉魏六朝文学述评

文章通过汉魏六朝文学的述评及其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分析,以使人们对汉魏六朝文学有一个更新的认识,对汉魏六朝时期诗人、诗歌与作品有更深的了解。     

试论古赋俳赋和文赋的审美特征

赋是我国文学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它以半诗半文的性质独步于文坛，成为一种独立而特异的文学样式。作为文体，它开创于荀卿，奠基于屈、宋，鼎盛于两汉“四大家”。两不以降，赋的内在体制下断发展变化，至魏晋六朝演变为俳赋，至随唐遂变为律赋，中唐以后又出现了文赋。元明以还，仍有所作，至清代成为强驽之末。赋体如此源远流长，历久不衰，其中必有它存在的原因。本文试图从审美的角度，结合赋体沿革的历史，重点从影响较大的古赋、俳赋和文赋的内在机制上，探讨一下赋家艺术思维的方式及其美学追术，从而简要地作出美学与历史的评价。赋是作家艺术思维的产物，由于受时代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作家艺术思维的方式既有相同的特点，又有不同的特色。即使同一时代的作家，由于社会经历和创作心态不同，他们作品的风格也会有别。这里只是从宏观上作一概括，从总体上对古赋、俳赋和文赋的审类特征作一探讨。     

汉魏小说中东方朔故事的演变轨迹

东方朔故事是汉魏小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演变轨迹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1、沿着历史的轨迹敷演逐渐向小说方向偏离,人物较现实,但故事逐渐有了怪异色彩。2、故事和人物都脱离历史轨迹,东方朔被仙化,故事内容丰富,想象奇特,是东方朔故事中最重要的部分。3、将东方朔与佛家事相连,又成为宣扬佛法的铺垫。然而汉魏六朝以后的小说涉及到东方朔的极少,汉魏六朝小说中塑造的神通广大的东方朔也未被后来的道教吸收为道教人物,其形象在后来的小说中逐渐销声匿迹了。     

陶渊明五官三休的痛自忏悔

《南史》说陶渊明田园生活是“夫耕于前，妻锄于后”，然于陶氏之作却极少让妻子露脸。除却《闲情赋》，而绝不涉乎情语。考察“情赋”源流及此赋序和篇末“尤《蔓草》之为会”、“遥情于八遐”，则此赋借爱情“永恒的主题”表达理想追求失败后的自谏；再综合其仕途经历观照，陶氏五官三休的痛自忏悔的自白，则更接近此篇奇文的真谛和其人格志趣的真实     

司马相如赋的主体特征和模式作用

欲求完满的创作心理、弥散类推的思维方式、以娱人为主的追求目标,是司马相如赋作的三大主体特征。从目的追求到创作心理再到思维方式,形成了一个层级递进的逻辑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过程以艺术的形式加以表现并定型后,即构成极具影响力的赋作模式,这一模式对汉大赋的繁荣具有不可抹杀的功绩,但同时也造成了此后百余年间陈陈相因的“模式爱好”心理,泯灭了作家的艺术个性,桎梏了汉赋的发展生机,起了摧毁自身的作用。     

试谈《汉将王陵变》的艺术特色

敦煌变文是唐代民间说唱文学的主要形式,是在汉魏六朝乐府、小说、杂赋等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新兴文体。通过变文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我国说唱文学的兴起、发展和繁荣,还可以回答文学史上曾长期不能解决的宋、元、明、清民间文学的渊源问题。１９２９年郑振振铎《敦煌俗文学》一文首先采用了“变文”这一名称,他说：“这种俗文可说是佛曲的起源,却并不是佛曲,‘变文’之体,似更近于佛曲,所以我们应该更正确地名之曰‘变文”’后来郑振铎编著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又用相当多的篇幅对“变文”加以…     

颜之推《观我生赋》与庾信《哀江南赋》之比较

颜之推与庾信作为由南入北的文学家,其作品中都含有悲叹个人遭遇的感情成分,《观我生赋》、《哀江南赋》更是为众人所知。然而由于两位作者在社会经历、思想境界方面的不同,两篇赋作在风格表现、主题立意和审美效果方面存有较大差异,尤以颜之推对在外族入侵下华夏文化的悲悯情感为最。     

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对赋发展史的一种审视

一、赋的产生及概念 赋原来是一种表现手法,不是一种文体,比如《诗经》中的赋,就是一种铺叙的手法;另外,《汉书·艺文志》说:“不歌而诵谓之赋。”是讲先秦时的外交人员赋诗言志。作为铺叙手法的赋和不歌而诵的赋虽然与后来作为文体的赋不同,但它们之间是有关系的,因为作为文体的赋,常用铺叙手法,也常表现为不歌而诵。另一方面,作为文体的赋,除了用铺叙手法外,     

《庄子》——赋的滥觞

赋起源于以铺陈为特征的诗化散文。考察先秦文库之珍存,对赋体形成和诞生关系最大者莫若《庄子》。与“命赋之厥初”的荀况和“以赋见称”的宋玉相比,《庄子》虽未形成赋的完整体制,却颇富赋的雏型,已看得见苟宋赋的端倪。《庄子》颇多铺陈文字,并形成相对独立的篇章,具备了赋的基本特征;它亦诗亦文,奠定了赋的特有机制;它那假设问对的结构模式、对比映衬的铺陈方式、虚拟寄托的构思特点及丰富奇僻的词汇等为后式赋家所祖式,影响了赋体尤其是汉大赋的形式特征。由此可见,《庄子》不愧为赋家之祖和赋之滥觞。     

论“比、兴”融合与唐代诗歌的革新和繁荣

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当然由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起着决定作用;一种文学理论的提出,自然也受着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但也决不能忽视文学理论自身的发展规律及其对文学艺术的指导和促进。近几年来,有不少论“赋、比、兴”的文章见诸报刊,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但对“比、兴”在各不同时期的发展演变及与当时诗歌创作的关系却少有论及者。譬如,唐初“四杰”及陈子昂针对六朝以来的绮靡文风,高举起诗歌革新的大旗,倡导“风雅比兴”、“汉魏风骨”,使当时的诗风为之一     

汉魏六朝海洋文学刍议

汉魏六朝海洋文学上承先秦文学并有所创新,尤其反映出这一时期人们对海洋的认识、描写、赞美和神往。并以全新的视角和方式、以海洋为题材的文学体裁诠释海洋这个神秘的世界。人们既看到汉魏六朝个体人格及自我生命意识逐渐觉醒的时代精神,又看到汉魏六朝海洋文学所折射出的那种充满新的[光、蓬勃的生命力,斑斓的色彩,海一样的磅礴气势。其具体表现为:①经略海洋的心理模式;②寄情海洋的情感世界;③崇尚海洋的英雄气势;④赞美海洋的瑰奇壮阔;⑤跨越海洋的文化交流。     

空间与文学：曹植《洛神赋》的空间叙事论析

曹植的《洛神赋》是中国文学史上震古烁今的赋作名篇,空间叙事是《洛神赋》艺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理空间为故事发生不断建构坐标并表征时空变换,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精神空间以华美的想象和雅怨兼具的情感为中心,增强美感的同时拉近读者距离;文化空间内含多元文化,成就了多重的主旨诠释,耐人寻味。以空间视角观照《洛神赋》既丰富空间理论在赋中的实践运用,又为解读《洛神赋》提供了新思路。     

郭绍虞赋论发微——兼论其对现代赋体批评格局的开拓

郭绍虞论赋涉及赋体源流演变、诗赋关系、赋体文学性、赋的文学史地位等问题,具有民国学界不易得见的现代学术视野。总体特点为：在守持原有古典文学研究传统的同时,将进化史观引入赋体源流演变的研究中,使赋体批评部分地被纳入现代学理轨道;用现代语言学关照赋体,对该文体之独特文学性做出时代性论断;率先肯定了赋的文学史地位。郭绍虞论赋能守正探新,且发论客观,并由此促成了现代赋体批评格局的初步建构,深刻影响了民国以降近一个世纪的赋体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