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强制民族迁徙政策及其历史启示

苏联曾经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大国,是战后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极。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民族问题始终是学术界公认的焦点问题,也被认为是直接引发苏联国内紧张局势,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诱因之一。强制性民族迁徙,是苏联在自身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实行的一项民族政策,正是这项民族政策直接埋下了民族冲突、民族仇恨、导致国家解体的祸根。今天,我们重新对这一政策进行研究和分析,不但有利于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全面准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精神要义,而且对于现时期我国积极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实现民族振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于苏联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

苏联是一个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民族问题非常复杂，长期以来，苏联领导人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存在错误认识，并因此导致了民族政策的严重失误。结果使民族矛盾兴锐并最终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民族政策推动下的俄罗斯民族教育发展及其政策特征

民族教育政策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价值取向的具体表现,是妥善解决民族问题、发展民族教育、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重要手段。不同时期的民族政策直接影响着民族教育政策的变化和发展。苏联和俄罗斯时期的民族政策始终围绕着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文化自治政策而得以发展。在其推动下,俄罗斯的民族教育政策经历了从没有自主权的统一管理模式到扩大地方教育自主权、保护民族文化传统、体现民族教育优势、回归民族语言教学的发展过程。     

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的南亚政策

艾森豪威尔当政期间,继续以东西方对抗的思维方式处理国际问题,先后对美国的南亚政策进行三次大的调整。尽管不同时期政策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是其基本出发点却一直保持未变——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南亚国家遏制苏联、中国等所谓的“共产党集团”。     

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东欧“和平演变政策”特点剖析

自冷战以来 ,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 ,尤其是苏联的卫星国家东欧诸国的政策经历了一系列变化 ,从遏制政策、解放政策到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和平演变政策”,并最终成为美国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一项基本政策。艾森豪威尔时期处于美国对东欧政策转变的过渡时期 ,由于处于政策产生的发生阶段 ,政策内容的完善和影响还未进一步展开 ,所以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东欧的“和平演变政策”具有独特的特点和影响     

试论约翰逊时期美国对以色列武器政策的转变

美国长期坚持对以色列的"武器限制"政策,实质是保证以色列武器优势的同时,确保中东地区的稳定,不给苏联插手中东的机会。约旦武器问题给美国传统中东武器政策的执行造成了巨大的困难。美国坚决要取得对苏冷战胜利的决心与传统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的责任之间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充分权衡全球利益与地区利益的关系之后,美国与以色列进行了艰苦的谈判,最终形成了对阿以的"武器均衡"政策。"武器均衡"政策暂时地帮助美国走出了政策的困境,但是随之产生了更加严重的后果。     

试析勃列日涅夫对外政策的成因

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以空前的规模卷入国际事务的时期，是苏联推行扩张的对外政策发展到高峰的时期。正是在这个苏联称霸世界野心高度膨胀的时期，苏联耗尽了国家全部发展潜力．在同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争霸全球的竞赛中，显露出种种不可避免的败北迹象。文章开刨了研究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问题的一个新视角，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决策背景出发．分析其扩张性对外政策的成因，进而看它对苏联国内发展的深刻影响。     

多元视角下中亚国家的语言政策

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强行推广主体民族语言,限制包括俄语在内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这给国内民族关系带来了负面影响。同时,由于中亚各国具有独特的地缘政治特点,其语言政策受到突厥语国家和俄罗斯的影响。     

民族平等团结在党的历史上的成功实践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十分重视民族问题的解决,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把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作为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又把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作为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进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更把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作为关系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作为党的民族政策的基石和核心.     

论民族区域自治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地位的变化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处理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也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但从正式提出以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项政策到基本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最初确定为国家的一项政治制度,到定位于国家的重要政治制度,再到定位于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却经历了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文章分阶段详细地分析了民族区域自治在我国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变化的过程及背景.     

Diverging or converging trends: an investigation of education policies concerning the incorporation of ethnic minority children in England,France and Germany

This article focuses specifically on the incorporation of ethnic minority children within the education systems of England, France and Germany. The trends in policy development after World War II in these countries are examined through the prism of three ideal-typical incorporation strategies – integration, assimilation and separation. This is done to test the theories of universalism, parallel development and particularism, which anticipate different trajectories with regard to these strategies. The paper finds evidence for convergence towards integration with regard to provisions for extra support in the host country’s language. This supports the theory of universalism. However, no evidence of convergence towards integration is found in four other policy areas. For instance, country-specific trends emerge on minority religious education and enrolment into mainstream schools,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particularist perspective. As there is little evidence of the three countries drawing closer in terms of all three adopting a strategy of incorporation promoted by transnational agencies, the expectation that national states can borrow in a straightforward fashion from internationally advocated models of ethnic minority incorporation appears unfounded. The paper further finds that local practices are sometimes significantly at odds with national educational policy, suggesting tha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be directed more at the local level to determine the policies affecting ethnic minority children.     

民族双语教学：问题、成因与对策——以藏汉双语教学为例

在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少数民族双语教学无疑是传承民族文化的主要形式,也是我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少数民族的权利,更是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文章结合藏汉双语教学的调查,认为双语教学在推进的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表现在文化选择、学生出路以及民族文化传承等方面存在的困惑。究其原因,与师生的双语态度复杂多变、选择更为现实以及民族语言使用环境弱化有密切关系。从W.F.麦凯,M.西格恩双语教育的＂三维目标＂出发,提出了增强师生民族意识、出台相应政策以及因地、因族制宜分类推进民族双语教学的对策建议。     

新中国70年民族语言教育政策分析

本研究基于对新中国70年民族教育政策的数量统计和内容分析,从价值取向层面将我国民族语言教育政策的发展分为突出少数民族语言平等权利的探索奠基期(1949-1965年)、强调语言标准的规范形成期(1977-1999年)和注重多元并存的体系建设期(2000-2018年)三个主要阶段,具有始终维护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的平等权利、着力坚持民族语和国家通用语的共同发展、积极探索"民、汉、外"三语教学的协调发展等特征。在各时期民族语言教育政策的规范和引导下,我国民族语言教育逐步建立了从以民族语教育为主、汉语教育为辅的双轨制过渡到国家通用语教育与民族语教育并存、外语教育协调发展的语言教育多元体系。70年来我国民族语言教育政策取得了历史性成绩,但受限于我国多民族多语言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条件,体制和机制上仍存在着不健全、不完善、不科学等诸多现实问题,亟待通过构建统筹协调的民族语言教育规划机制、完善科学联动的民族语言教育决策系统和建设规范有效的民族语言教育管理体系来加以改进和完善。     

单一制多民族中国的“国家——民族”关系研究

两部门发布的《党和国家民族政策宣传教育提纲》提出搞好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是事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事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的有力保障。中国现有的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和＂国家——民族＂关系性质,已渗透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诸多方面,要正确认识和科学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最根本的就是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国家统一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加强民族团结,推动民族互助,促进民族和谐。     

民族理论和知识与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进入新世纪,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社会各种利益诉求增多,民族地区新形势和新情况不断涌现,肩负时代责任的当代青年大学生需要熟悉和掌握一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知识,了解党的民族政策。而在我国高校特别是非民族院校中民族理论与民族知识教育存在一些不足,影响到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和普及。文章在对民族理论和政策相关概念梳理及对研究成果吸收借鉴的基础上,揭示我国高校中民族理论和民族知识教育的现状与问题,分析加强此方面教育对于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同时提出了改进的相关对策。     

民族区域自治:实现民族平等的制度保证

民族区域自治是党和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平等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基石,是社会主义本质在民族关系上的具体体现。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经济发展的平等、社会地位的平等、政治权利的平等、权力分配的平等和民族文化平等的制度保证。     

社会主义联邦制国家:形成、纠结与解体

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三个社会主义联邦制国家,以主要的民族区域为联邦主体,本意是要保证各民族的平等。但在实际上,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大小民族不平等、不同质民族不平等、事实上的民族裂痕为表面上的平等所掩饰等现象。分属不同文化,受不同大国影响,复杂的历史恩怨大大地弱化了联邦制下的各民族对同一国家的认知程度。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在国家结构上是联邦制,可在政治制度上却是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一党政治集权与一个民族的集权相结合更加强化了三国的内在离心力。三国的联邦制终结不是偶然的,而终结的方式则与各国民族关系的好坏相关。     

民族院校开展新生民族团结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在民族院校对新生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对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强调以民族团结教育为重要内容的入学教育,通过课堂教学、开展校园活动等途径,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党的民族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团结理论等内容的教育,使少数民族大学生切实担负起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任,推动教学管理的顺利进行。     

体制转型时期我国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研究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的国家,经济是其不可或缺的支柱,特别是在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体制转型时期,财政政策的调控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经济转型时期,不断完善我国的财政政策和支出收入机制,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如何使财政政策和经济发展有效地结合,在体制转型时期来推动经济长足稳定健康的发展,然后分析了财政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如何推动经济的发展,最后对在经济转型时期财政政策实践中的得到的若干结论进行阐述。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in Norway and Portugal: the case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In this study, we aim to understand the forces driving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AfL) in primary school teaching. By applying a case study design, including the two cases of Norway and Portugal and using mathematics teaching as an example, available policy documents and research reports are analysed to identify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that might explain the assessment practices previously observed in the two countries. Many similarities are found at the school and national levels. In particular, AfL is introduced as a national policy in both countries. Still, AfL practices are not common in primary mathematics classrooms in either country, although this is true for different reasons in each country.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assessment culture caused by national policies, such as curriculum reforms, nation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jects and teacher autonomy, explains the similarities in the observed outco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