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决定结果:从"汉诗榜"看诗歌标准

论文从"汉诗榜行动"的程序及实施过程出发,指出真诚,先锋,民间,是汉诗榜对诗的基本要求,也是最高要求.真本身就是美.真即存在,存在无一没有其形式,没有形式的事物是无法存在的.真,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而主客观的统一,往往是大诗人必备的条件之一.真≠好.但,好,要从真做起.在真实与诗意之间、在古典与现代之间,平淡中的不平凡,永远是诗之至境.     

从"白云"意象看王维诗歌对夏目漱石汉诗的影响

夏目漱石一生写有二百多首汉诗。他的汉诗受到许多中国古代诗人的影响,其中王维是对他影响最大的诗人之一。在王维和夏目漱石的诗中,“白云”的意象都很多,本文就试图从“白云”这个意象出发,来探讨夏目漱石对王维的接受。在王维的诗中“白云”是隐居生活的象征,进而也是一种宁静心境的象征,同样在夏目漱石的汉诗中,也有很多“白云”的意象,而且其中很多汉诗的意境与句法都与王维的诗相似,以此来表现一种宁静的心境或者对宁静心境的向往。     

“标准”与“尺度”：如何谈论现代汉诗？

当代诗歌的“标准”问题首先在于对“何为诗”的本体认识上的分歧,无“标准”,自然亦无评价“何为好诗”之“尺度”。新诗其实是一种现代汉语诗歌,我们至少可以从“现代汉诗”这一概念的角度来谈论,现代汉诗的本体是经验、语言和形式三者互动、纠缠和克服的一种状态,由此,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个体经验的深度、现代汉语的自觉和诗歌形式意识等必要的谈论尺度。     

试论日本汉诗对于李白诗歌之受容

迄今已有一千三百余年发展史的日本汉诗,是以唐诗为代表的我国古典诗歌繁衍到海外的最大一脉分支。日本汉诗曾深得李白诗歌的沾溉与滋养。本文考察了日本汉诗对于李白诗歌之受容史,进而从诗语受容、诗题受容、韵调受容、风格受容四个层面考察了其受容之形式     

浅析汉诗英译的时态处理

文章从功能语法的角度探讨汉诗英译过程中的时态处理。汉英两种语言中的时态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影响了汉诗英译的表达效果。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探讨译者需注意的问题:现在时和过去时两者皆可用时的效果区别,诗中有明确时态限制时如何处理以及诗句中的引述语的时态处理。作者最后提出结论:汉诗英译中时态处理的主要出发点是语言形式和修辞方面对语言表达的效果。     

论汉语诗学传统中诗禅互喻的异质相融属性

诗与禅通,可谓汉语诗歌文化精神中一个极具魅力、奇妙绝伦的艺术元素。它形成于佛学东渐及中国禅学本土化的过程中。汉诗将佛教禅释的思想精神深度消化,把本质相异的文化因子转化为丰富自体的艺术手法和感知手段,使汉语诗学传统获得全新的演绎与革新。研究得知,这个过程是在一种异质同构的形式下渐进完成的。认清以禅喻诗的形成特点和根源,对于把握好汉诗的思想艺术和文学风格有重要意义。     

日本奈良·平安时代的汉诗文化论考

日本奈良时代、平安时代可以说是日本汉诗文化的兴盛期和黎明期。日本汉诗,指的是日本人用汉语创作的诗,遵从汉诗格律用韵的一种诗歌形式。汉诗从中国传入日本,深受中国唐诗的影响,是日本文学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本文就日本奈良时代、平安时代的汉诗文化进行了考证和论述。     

论什么是“诗散文”

诗散文是诗和散文嫁接出来的一个文学新品种。诗散文既要有散文那种散体而又形式自由的散文特征;但它同时又必须具有诗意的内核。诗散文不是生活现象的罗列和浅层次的简单记写,它要求作家必须把生活以诗意的精神形式呈现给读者。它长于写意,不仅要强调生活事件的真,而且它还要强调内心生活的真,追求一种内宇宙与外宇宙的和谐。诗散文是散文和散文诗之间的一种边缘文体。"诗"和"散文"是散文诗和诗散文的两个极,"散文诗"向"诗"靠近,"诗散文"向"散文"靠近。它无论是从总体构思上来看,还是从章节韵律上来看,它都具有诗的特质,即便在字里行间、乃至每一个方块汉字都应该闪耀着诗的光芒。     

日本汉诗鉴赏

何谓“日本汉诗”? 日本汉诗是历代日本汉诗人用汉字写成的中国古诗式的诗。 日本汉诗是以唐诗为代表的中国古诗影响并繁衍到海外的最大一脉分支。日本汉诗是从对中国古诗的学习模仿开始的,后来也一直把中国历代古诗作为其楷模和源头活水。因此,日本汉诗与中国古诗有着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 日本汉诗在其一千三百余年发展史上,曾产生过数千名诗人和数十万首诗,成绩斐然可观,佳作不少。 爱好古诗的朋友们,您对日本汉诗有没有兴     

日本汉诗中的赏春

日本汉诗来源于中国诗歌,同时又表现出日本社会文化传统的丰富色彩,在东亚汉语文化圈中独树一帜。本文从春季咏叹诗的角度,细致分析了日本汉诗在咏物、写景、抒情、化用典故等方面的特点,揭示出日本汉诗与中国诗歌同源分流的特性,也展现出日本汉诗的独特艺术魅力。     

《楚辞》与《诗经》之比较刍议

《诗经》和《楚辞》都是我国先秦时代最重要的诗歌著作。它们一个代表现实主义，一个代表浪漫主义，对我国后世诗歌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们虽然都因同出于华夏文化之源而有许多共同点，但也由于各自产生时代、地域等的不同以及作者身份、地位和阅历等的差异，彼此间又在创作精神、思想内容、语言形式、传统道德观念以及艺术风格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别。分析和比较这些异同和差别，这对于更好地认识、了解这两部作品的性质和特点是不无意义的。     

“动态诗学”与“现代汉诗”——再谈“新诗标准问题”

新诗先脱“古典”之身而成幽灵,再得“现代”之体而寻典律——“现代汉诗”的确立,为新诗的诗体建设,提供了可能的平台。只有先行将有关“新诗”之“新”的言说,适时导入“现代汉诗”之“现代”的言说,并重新梳理“新”与“动”以及“自由”的正负价值在性之后,有关“如何新才好”亦即“新诗标准问题”的讨论,才不至于再次成为一本说不清还得说的糊涂账。论文依据这一思路,在对从“新诗”到“现代汉诗”的诗学嬗变的梳理基础上,提出“动态诗学”的理念,进而提交“诗美三层次”、“诗性与非诗”、“汉诗语言的‘守常求变”’及诗歌本质的“四象”原则等诗歌标准观念。     

"诗文小说"溯源

明代出现的一些羼入大量韵的言小说被孙楷第先生命名为“诗小说”。“诗小说”这种形式的出现与言小说的内部发展有关,也与一定的审美接受心理有关。小说中夹杂作为“第二语言”的韵来抒情、言志而不是写景状物的传统,可追溯到史传学和唐前小说中,才子佳人题咏、唱酬的模式受《莺莺传》以至《西厢记》、《娇红记》的影响甚大。这些小说中的韵的水平虽然低下,但它们仍是迎合了这样一种心理：既辑录了才子佳人的诗词与其本事,一定程度上迎合了雅的心理需求;又因写风月之事,具有相当的传奇性,而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俗”的心理需求。     

西部诗歌的雄性精神

西部诗歌以苍茫辽阔的自然景观为诗情触发点,以现代意识审视我们民族生存的环境和人民的生活斗争,具有昂扬、激越的雄性精神。它通过自强不息的硬汉子形象和雄性意象展现出的雄性精神不仅是西部坚挺的雄性气质的象征,也是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精神的写照。     

网络诗歌对人文精神的解构

网络诗歌是运用网络这个新的媒介和载体，来创作、传播、存储和阅读的新的诗歌样式。从十多年我国大陆网络诗歌的发展来看，相对于平媒诗歌，它更多地体现了对传统人文精神的解构。网络诗歌的匿名创作放弃了诗人对创作主体角色的承担；颠覆了传统平媒诗中的人文价值观；它的读屏模式消解了平媒诗歌阅读时的诗性体验。电子媒体的崛起，把诗歌置于全球大众文化传播的背景下，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中国新诗可以抓住这一历史契机，实现它在艺术领域的再次复兴。     

白话诗·自由诗·现代汉诗--从三次命名看中国新诗的生成

论文以整个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为背景,从文学与时代精神及其自身内部嬗递的矛盾张力中探讨新诗在白话诗、自由诗、现代汉诗三种命名形态下的生成状态和自我建构。     

“诗合集时代”的中国当代诗学构型——以李润霞编选《潜在文丛（诗选三卷本）》为例

处于一个如此重视诗歌编选的＂诗合集时代＂当代诗歌图景,其问题就在于,在＂诗合集时代＂现代诗歌该如何完成中国现代诗学的当代构型。李润霞在她的潜在诗歌编选以及当代诗歌研究中,就试图建构一个诗歌标准,在喧嚣的时代为中国现代诗歌寻找一个当代路标。她的三卷本《潜在诗选》首先以扎实的史料重构与疏浚地下历史,深入地下诗歌的诗学价值,展示了诗学研究开阔的文化视野,呈现出独有的编选个性。而且通过该诗选,编选者以＂青春文化＂与＂个人手艺＂向度中国现代诗学当代构型的重要路标,并参与了当代文化的建构。     

为李白、杜甫造像--论余光中与唐诗

唐诗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高峰，是诗歌艺术的峻岭。余光中在其诗歌艺术的追求中高山仰止，努力攀登，向诗圣、诗仙学习，且为他们造像。为李白、杜甫造像，表示他对唐诗传统的肯定。他造像的艺术，特别是《戏李白》一首的丰沛创意，和《寻李白》、《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的现代想象，则说明他对传统的活用与转化，印证了他的创造力。在以唐诗为主的中国传统诗歌基础上，余光中以其学养和睿智，以其才华和苦功，兼摄中外古今，以数十年的恒心和毅力，创作了丰富杰出的现代诗。他是李白、杜甫的嫡系传人，且开拓了中国诗歌的新世界。余光中为李白、杜甫的造像，象征了传统和现代的汇合，象征了现代对传统的发扬。     

论胡怀琛的现代小诗研究

胡怀琛的现代小诗研究,较同时期其他人的研究更为系统更为全面。他关于现代小诗与中国传统诗歌的渊源、以及现代小诗与传统诗词互换的观念,曾在当时新旧文学阵营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并引起较大争议。今天,当“五四”文学革命的硝烟消散殆尽,当我们力图从二元对立式的思维束缚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便会发现其现代小诗研究的独特价值。     

李瑛诗歌创作论

李瑛是当代中国诗歌史不可忽略的著名诗人，在新时期以前李瑛的大部份诗歌创作，大约可以提炼出士兵、火热、花朵（多数时候是红花，一定程度上是火热的一种物象）和祖国等四个词根或基本语象。但在新时期以来的创作题材中，除了对自然景观的陶醉和咏叹，对历史的凭吊和沉思，对世界友谊与和平的渴望和祝愿得以延伸、接续而外，那经反复刻画和讴歌，而格外光彩夺目的士兵抒情形象，却在诗人的题材疆域里悄悄地淡化甚而是淡出了。而普通的、普遍的作为生命、生存状态的人的形象，更为得到诗人的关注而日益凸现。感怀、凭吊历史，是李瑛又一个动人心魄、引人注目的写作向度。李瑛的写景诗，既与当下不少青年诗人客观化的场景的“小叙事”、“冷抒情”不同，也与前辈不少老诗人过度主观化景观的动辄就“大叙事”、“热抒情”有异。李瑛还写有不少国际题材的诗歌，友谊、和平，是此类题材共享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