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司马迁人生观文学观比较

第一部份探讨屈原司马迁人生观的异同,认为他们的人生观同源于儒家,但表现了不同的取舍,都达到了中国封建时代具有积极意义人生境界的极致,抑此而扬彼是不恰当的。第二部份探讨屈原司马迁文学观的异同,认为他们的文学观虽皆标“发愤”,但却具有不同内涵:屈原强调先知超前意识与世俗平庸的冲突,司马迁则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屈原将文学看做超功利的、抒发个人情感的需要,司马迁则认为文学是功利目的的载体,自我实现的需要。司马迁将屈原“发愤”说对黑暗现实“怨”的内核发展为对封建专制的激烈反抗和尖锐对立,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更为深远。     

三论司马迁屈原研究的历史贡献

司马迁的屈原研究超越了一般的史学范畴,他对屈原的悲剧命运、辞赋创作、历史影响的研究和探索,首先是一种思想感情的认同,是两个伟大人格的历史遇合,因此才能够抓住屈原创作的基本精神,总结中国文学和学术创造的历史经验,提升屈原“发愤抒情”的创作状态,提出“发愤著书”的文论命题。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再认识

“发愤著书”历来被视为司马迁创作思想的核心．且多据此认为史迁将自己的愤懑与不平发泄于《史记》之中。究其实．“发愤著书”乃是挫辱之下的发奋振作．是士人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特殊方式。     

略论司马迁对先秦儒家文艺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在继承和批判先秦儒家文艺思想的基础上,司马迁形成了自己独特而丰富的文学观。发展了萌芽于先秦时期的"发愤"理论,提出"发愤著书"说;进一步深化了先秦儒家对于文学社会功用的认识;《史记》浓郁的悲剧气氛,突破了儒家诗教"温柔敦厚"的"中和"思想。司马迁具有创新意义的文学思想,对后代文艺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浅析

《史记》是史学、文学史上的不朽名著,其中也反映了司马迁的文学观。本文谨以《太史公自序》一文为主要依据,参考《报任安书》及《史记》中与文学有关的篇章,分析司马迁"发愤著述"说的产生原因、内在精神及价值,力图以此来解析司马迁文学观的内涵及影响。     

司马迁文学思想对汉儒文学观的传承与超越

司马迁深受汉世文化精神的影响,尤其是汉儒经世治用文学观的浸润,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之进取精神为主体,兼取各家之长为我所用的治世思想,树立起文为世用的强烈责任感。表现在他的创作思想上,就是自觉地用儒家思想去观照历史,去评价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自觉地以史的述作来反映社会现实,为社会服务,为政治教化服务。另一方面司马迁因遭逢厄运,创作的目的和动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的"发愤著书"说突破了汉儒的美刺文学观,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自觉而明确地对著述寄予了深切而丰长的生命,他饱蘸血泪、满怀真情的倾诉,超越了汉儒"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教条束缚。司马迁的文学思想中既有对汉儒文学观的传承又有对汉儒文学观的超越。     

横看成岭侧成峰——试探司马迁所遭“李陵之祸“

“李陵之祸”是司马迁人生的一大转折点。本文从汉武帝器重司马迁、司马迁“举李陵”、司马迁犯“诬罔”罪及“李陵之祸”对司马迁人生道路的影响整个过程,来探讨这一重要事件的前因后果。     

论司马迁的文学思想

司马迁注重立言不朽,主张成一家之言,继承《春秋》笔法,写作《史记》,褒贬人事,表达情感。他联系自己的实际和有关的史实,论述文学史上带规律性的问题,提出发愤著书说。他概括先秦以来儒家的诗乐理论,重视文学的教育作用与感染力量,强调文艺为社会政治服务。他首先为文学家立传,以知人论世的方法、思想艺术兼顾的标准和公允的态度评价作家与作品。     

司马迁的改革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古代社会改革的理论、经验、政策、措施和主张改革的人物作的实事求是的记载和评价,表现了他的改革观:继承了“法后王”的改革理论,反对复古倒退,肯定进步的改革政策和措施,肯定了改革是社会进步的正确途径,赞扬了富于改革精神的历史人物,提出了人才是改革的关键问题之一.     

从“文学场”看“发愤抒情”文学传统之形成

布尔迪厄认为: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中被统治的一部分”,“文学场”在“权力场”中的这一位置决定了它具有其独特的运作逻辑。中国古代“发愤抒情”的文学传统肇端于屈原而形成于司马迁,其形成是“文学场”向“权力场”疏离的必然,这种疏离昭示了文学场“输者为赢”的运作逻辑。“楚辞”也被作为“发愤抒情”的范型而为后世接受。     

司马迁的君臣观

在倾注了自己一生心血所著的《史记》中,司马迁通过对不同君臣关系的描写,表达了他的君臣观。司马迁向往一种君臣和谐的关系,主张君臣平等,君王应有容人的气度,君王有过失,大臣应犯颜直谏,面对昏君暴君,大臣应有自己的分析和选择,不应愚忠。司马迁的君臣观与孔孟的君臣观相近,闪烁着民主性的光辉。     

司马迁与班固“游侠观”之比较

司马迁、班固＂游侠观＂的差异是多方面的,表现在游侠的定义、精神内涵、游侠在社会上的地位作用及作者立传目的等方面。而造成这种种差异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社会背景的不同、史家个人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和个性品格,也影响到他们的史学观。     

关于“发愤著书”说的神圣诗学内涵之考释——《史记》阅读札记之四

在司马迁那里,"发愤著书"的命题脱胎于"穷愁著书",是"穷愁著书"的升华。理解这个命题需要从"发愤"和"著书"两个词的语境出发,展开一种历史语言学的追踪,以此为前提,所谓"发愤著书"只能是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中由圣人完成的活动,这决定了它的神圣诗学内涵——借助叙事形态重新恢复人作为信仰者的身位,最终期望到达对天人性命之道的领悟。     

论发愤著书说

司马迁结合自己亲身经历和创作实践,总结前人著书立说的普遍现象,提出著名的发愤著书说.他认为作者郁结忧愤,有感而发,就能创作出批判黑暗现实、反映生活本质、充满真情实感的名篇佳作.发愤著书说在历史上产生了积极的、深远的影响.桓谭、王逸、韩愈、欧阳修、李贽和归庄等人都赞同和阐发这一理论,使之不断地得到充实、丰富和发展.     

司马迁的古今观

与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史目的保持一致,尽管在具体事功上对古今似有偏重,但司马迁基本上还是坚持了等视古今的理性态度。因古今在揭示天人关系上的同等地位,司马迁既反对崇古也反对厚今。因而在处理古今关系上他强调“古今一体”而要求通晓古今之变。司马迁对古今的态度及其对古今关系的认识与其历史观密切相关。因古今时长的可调性,从宏观上看,司马迁在审视古今历史发展的总体历程时采取了循环论模式;但是从微观上来看,司马迁在审视具体的古今变化时又秉持明显的进化史观。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在清代的发展

司马迁“发愤著书”理论在清代的发展主要有三个方面：１－ 鲜明的时代性。清初,许多作家借“发愤”说发民族之义愤;鸦片战争以后,发仇恨帝国主义、振兴中华民族之感情。２－ 范围的拓宽。不少作者从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结合上,把它应用于小说创作中。３－“发愤”之作冲破“中和”思想,表现出与世抗争的精神。清代发愤说,对“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论司马迁的游侠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第一次为游侠树碑立传,并对自己的游侠观作了系统阐发。他将游侠的精神特质概括为“侠客之义”,其内涵包括一言九鼎、诚实守信的人格,急人之难、舍生取义的精神和逡逡退让、不居功自傲的品质。同时,他还提出“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卿相之侠”等几个不同概念,对游侠进行类别划分,以明确其外廷。司马迁游侠观念中表现出强烈的抒情色彩,表面看来,是对个人身世遭遇的沉痛感慨,实则是其入世心理在强烈冲击下的现世宣泄。思想范畴属于儒家。司马迁游侠观的闻发具有里程碑意义,影响极其深远。分析其游侠观,对于认识游侠现象、游侠文学乃至于我们民族的意识形态均具有重要价值。     

以《商君列传》《吴起列传》微探司马迁之德才观

在中国古代,正统的士大夫一直以“德”和“才”作为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尺,而且认为一个完美的人应该是德才兼备,“德”高于“才”,位于“才”之前,比“才”重要。但在司马迁看来,“才为先,德次之”,司马迁的这种德才观无疑对以后的士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天人观的二重性

司马迁的天人观具有儒道互补特征。一方面承继道家及荀学之天道自然观，认为天道无知，不干预人事，人事兴替应从自身寻找原因，并据此对天道报应说提出质疑，对神仙迷信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受儒家天命观和董仲舒天人感应论影响，认为秦汉兴亡是天命所致，天人可以相符。天道自然说和天命论的同时存在使他的思想具有二重性。     

再探《史记》的创作动因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到《史记》的创作动机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并提出著名的＂发愤著书＂说,故此古今学者以＂发愤著书＂为《史记》定论,并把＂李陵之祸＂作为＂发愤著书＂的缘起,甚至有学者把《史记》的成功归结为＂李陵之祸＂。但从＂发愤著书＂说提出的时间、《史记》前后思想内容和感情基调的不同来看,这种观点又有不妥之处。《史记》的创作具有多种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