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调查模式的逻辑与反思——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运行为视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实现我国刑事案件繁简分流的枢纽。目前，刑事案件进入审判程序后仅有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三条路径。而法庭调查作为审判程序的核心阶段，直接体现审判程序繁简的关键环节，必将因此受到影响。首先，公正基础上效率观以及现代司法的宽容精神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影响刑事诉讼法庭调查模式的核心价值导向；其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四个核心构成要素，即被追诉人意志自由前提下的自愿性、控辩合意的利益交换、追诉主体扩张的裁量权、诚信理念是该制度运行影响法庭调查模式的内在逻辑；最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中法庭调查内部各环节保留与简化存在问题，认罪因素与认罚因素的介入具有不同的影响，刑事案件庭审流程具有再简化的可能性。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不起诉制度适用的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事速裁程序的进一步发展,其程序意义在于实现案件繁简分流。不起诉制度源于起诉便宜主义,旨在将部分案件在审判之前终结诉讼程序,但我国检察机关未能充分利用不起诉裁量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应对刑事诉讼全过程予以简化,审判前适用不起诉制度既有可行性,又有必要性。应明确将认罪认罚作为酌定不起诉的考量因素,将符合条件的案件及时分流出诉讼程序,是实现两项制度程序价值的出路。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上诉机制研究——基于124例样本的实证分析

虽然目前认罪认罚案件可以适用二审程序,但是关于认罪认罚案件适用二审程序成为了具有争议的问题,必须明确的是,将二者适配,绝不是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的妥协,而是在寻求防止认罪认罚案件滥用上诉权与保障案件效率之间的一种平衡。我国诉讼程序上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二审程序作为一种救济程序,其存在的意义不言自明,因此刑事诉讼程序必然包括二审程序,而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作为刑事诉讼程序,与二审程序相适配是十分有必要的。探索建立启动二审程序前的审查机制将无实质争议案件“剔除”,其理论依据在于保护权利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同样,保护上诉权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建立认罪认罚案件的上诉审查机制,平衡效率与公平,蕴含了法理基础。为建立认罪认罚上诉案件的上诉审查机制,必须从事前机制、审查主体、减少上诉事由三个方面打造一个横向和纵向相互融合的系统,打破目前控方或辩方单方面启动二审程序的模式,进一步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建立灵活与高效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审查机制。     

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重构

证据开示制度作为审判前的程序和机制在英美法系国家中非常普遍,也是刑事诉讼程序公正性的体现。1996年后我国改革原有的庭审方式,吸收英美法系刑事诉讼中的一些规则和制度,重视当事人的诉讼模式。其实我国新《律师法》已经建立了一种单向证据展示程序,刑事证据的开示制度成为了我国司法界的热点。文章分析我国证据公示存在的问题,重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提出证据公示制度的立法,完善和改革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律师参与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为我国刑事辩护的实质性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在制度适用中强调律师的有效参与,是"辩护权主体与辩护权行使主体相分离"大背景下,维护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质量性、自愿性和有效性的必然选择。现阶段亟需在提高刑辩律师数量与能力的同时,逐步构建起科学完备的法律援助机制,从而最终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律师的有效参与。     

浅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视阈下的错案防范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实践化试行至制度化入法、自小范围开展试点至推行全国范围适用,大大提高了我国刑事司法的效率,加快了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进程.但该制度适用范围不断扩大的同时,需要防范其隐蔽漏洞造成的冤假错案问题.文章从分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能导致错案的根本因素和直接因素入手,提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错案防范的化解路径.     

建立和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据开示制度

证据开示制度发源于英国，成熟于美国，是一种成功的诉讼程序制度。我国进行民事审判程序改革．探索引进证据开示制度，通过实验，发现证据开示制度存在一定缺陷以及我国法制环境的不适应。为使证据开示制度落户于中国，我们要改善法制环境，并进行品种改良。     

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机制运行困境及出路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广泛运用,检察机关不断加大量刑建议制度的改革力度,量刑建议经历了从幅度刑到精准刑的转变。本文以西藏自治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审结的747份刑事判决书为基础,总结西藏自治区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机制的运行情况,以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制度的难点、轻微刑事案件认罪认罚对于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及缓刑的影响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总结该制度在思想认识、制度本身和配套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对此,从三方面提出破解之路,即在将认罪认罚作为一个独立的量刑情节在实体法中予以确立的基础上,构建多元化机制,提升量刑建议精准化水平,并配套构建量刑建议的审查和救济机制,以期提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务成效。     

重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问题——以权利保障为价值导向

目前,轻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取得良好效果,但重罪案件受限于该制度所追求的效率价值这一目标,未得到充分适用。缘于制度价值导向失衡、法律规范模糊不清以及各方主体利益难以平衡,重罪案件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明显受制。因此应当转换价值导向,注重对当事人特别是被追诉人的司法权利保障,尝试从权利保障角度来探析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路径。最终,立足权利保障的价值导向,确立相关法律规范、构建与强化相应程序的制度,改善重罪案件适用效果差的现状,从而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优势。     

试论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

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是一种审判前的程序和机制,用于诉讼一方从另一方获得案件有关的事实情况和其他信息,从而为审判做准备。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是强化对抗求证,保障控辩双方平等地掌握运用证据的需要,是促使公诉机关提高起诉质量的需要,是保障辩护律师有效行使辩护权的需要,也是推动司法改革深入发展的需要。要构建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就要明确证据开示制度的基本规则,确立以法院为中介的控辩双方交换证据的稳定途径,并进一步加强相关的制度保障建设。     

从人的社会性来看“形式”和“意味”

克莱夫·贝尔将“有意味的形式”中的“意味”界定为“神秘意味”,并不能视为贬义色彩上的神秘主义。因为不但人的存在需要神圣之维,而且审美也需要这一维度。贝尔的神秘主义的贡献就在于,他始终强调这一维度,并坚持真正的审美情感必然包含着对“纯粹形式”中的“神秘意味”的领会。也许正是贝尔所强调的东西,构成了人的审美和动物“审美”的一个区别。     

元伦理学视阈下“正当”与“善”之辨

"正当"和"善"既存在通约性,又有不可通约性。二者的"通约性"在于它们都有价值辞的作用和功能,"正当"具有"善"的部分特性,行为自身的正当性就是一种"内在善";相应地,"善"的各种描述性陈述也能提供用以判断一个行为正当性的标准,某些"善行为"也是"正当的行为"。二者的"不可通约"表现在:正当是评价人们是否履行义务的标准,善是评价事物是否具有价值的标准;"善"通常比"正当"有更一般的意义。在有些场合,"善"能被替换成"正当",但是不能将"正当"替换成"善";即使"正当"、"善"都用在行为中,"正当的行为"、"应当的行为"以及"善的行为"之间也有细微的差别。     

教育学视域中的"创新能力"

教育学在借鉴心理学关于创新能力研究的同时,必须认识到自己独特的学科视域,这样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在教育学视域中,创新能力概念中的"新颖性"指的是学生个体意义上的新颖性,创新能力培养的目标应当是多维度的,同时学生的创新能力还应符合道德性的要求.     

从"彼德原理"看"不胜任"

"彼德原理"[1]是教育学者、层级组织学家劳伦斯·彼德(Laurence J.Peter,1919-1990)[2]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提出的一种影响广泛的理论观点.彼德在考察了包括学校在内的不同类型组织的基础上发现, "不胜任"是所有组织都存在的现象,而不停地晋升则是导致不胜任的罪魁祸首.     

胜任力视角下“双师型”教师培训:问题透视与优化策略

教师的胜任力水平决定了其工作绩效。运用行为事件访谈法构建了包括职业精神、知识素养、资源开发、教学实施、人际管理、自我发展等六个维度,涵盖16项基准胜任特征和8项鉴别性胜任特征的“双师型”教师胜任力结构模型。从教师胜任力培育的视角来看,“双师型”教师培训存在各层次培训功能定位不清、培训内容不能有效对接教师需求、培训方式忽视教师主动参与的问题。优化“双师型”教师培训要求培训功能由“通识”到“胜任力”;培训内容由“预设”到“生成”;培训模式由“单一”走向“多元”;培训目标从满足“当下需要”到关注“未来发展”。     

视觉文化视阈中文学的“象”与“像”

文学述"道"、表"意",但必须经过"象"的中介。作为文学特质的"象"与图像之"像"之间同中有异。随着图像时代的到来,文学中的"像"元素与日俱增。文学的无形之"象"被大量改编成了有形之"像"。从无形之象到有形之像、再到符号之像,精神的因素逐渐减弱,主体重建的问题又一次摆在人们面前。     

《洛丽塔》的阐释迷雾与读者视阈

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一向对文学阐释构成挑战。对小说的阐释从意义到结构,涉及到时间与欲望、道德与非道德等主题;象征、反讽和戏仿等后现代表现手段;叙述狂欢的审美价值等。文章从多元阐释的视角审视小说,提出多种阐释背后隐藏的阐释与反阐释之争,并通过引入读者视阈来揭示多元阐释内在的必然性和一致性。     

《金宝》的叙事分层与叙述视角

肖勤的小说《金宝》的叙述涉及四个故事,这四个故事构成了作品内涵的多个层次,而层次与层次间的相互包容和递进,扩张了作品的意义空间。写作主体和叙述主体的叙述视角形成了几个聚焦点,产生了叙事的矛盾,这种矛盾与作者社会认识和社会实践、反映现实与表达理想之间的焦灼感密切相连,表达了作者对人性与道德间冲突的深刻的探索,也隐含了作者对现实的思考。     

立体演进:文学写作的运思构想过程

从写作主体触发写作动机开始到写作成品交付使用为止，是一次写作行为的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写作主体并不是像一些写作教材所说的那样，遵循同一的“先做什么，再做什么”的程序进行操作，这个过程不是一种历时性的线状进行的过程，而是写作主体综合能力控制下的表面“无序”的共时性的全方位立体演进的过程。     

后现代主义视阈下的“山寨文化”

凭借传统思维和话语解释,加剧了"山寨文化"的混沌.后现代主义视角下,山寨文化不拘于形式,对"可能性"尽情演绎,其中蕴含着隐蔽的自由精神追求.山寨文化在思想和实践中为实现模仿的逻辑与行为从分裂状态走向一致而努力.这种努力指向对现代性决裂的同时又与现代性相偎依;在喧嚣中拥有广大从众基础的同时,又刺激了人们对其消费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