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史研究中的研究者主体性及其意义

长期以来,教育史研究受传统教育史学影响,强调"让史料说话"。而当代,史学研究向多元化发展,历史研究的着眼点开始转向主体如何认识历史客体的问题上来。在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发展的新时期,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的视角考量,教育史研究都必须重视研究者主体性,并将其与历史客体性有机结合,促进教育史研究和教育史学科的进一步建设与完善。     

历史叙述与历史意义的统一--评希罗多德的《历史》

古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撰写的《历史》,为后世西方史学奠定了历史叙述体的编纂体 例、道德、政治垂训的历史意义、社会文化史的史学范型、求真的史学批判精神和总体世界史观等诸多史学"范式", 其中,历史叙述与道德、政治垂训的历史意义在《历史》中达到完美统一和高度结合,对今天的历史研究仍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和借鉴价值。     

历史研究中“价值中立”的引入及其困境

“价值中立”原则由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提出,原为解决社会学在价值问题上面临的难题.20世纪80年代,“价值中立”原则引介到我国学术界,首先在社会学领域引起广泛讨论.近年来,一些学者将之引入历史研究领域.其实“价值中立”原则减少主观判断、排斥价值渗入的追求不利于史学“求真”目标的实现,也束缚了史学致用功能的彰显.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研究不应忽视人的主观目的和价值观念,没有主观参与和价值渗入,历史真实很难呈现,也无法理解.历史研究是一种思维活动,所以史学著作会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历史学既有科学性,也有艺术性,如若一味强调“价值中立”,轻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甚或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不同,既难以彰显史学致用的功能,也不利于坚持历史研究求真的原则.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研究引入具有客观主义趋向的“价值中立”原则将面临多重困境.     

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客体

历史认识是历史学家通过运用历史认识工具、历史认知图式和史料、历史遗存物去实现客观历史实在的重构,是史学主体通过史料中介对史学客体的能动反映.探讨史学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批判地汲取实证主义、主观主义等传统史学的精华,对史学认识过程中坚持唯物史观,并在唯物史观指导之下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考察了实证主义、主观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历史认识论,阐明了唯物史观科学地处理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真正做到认识主体与客体的能动统一.     

张舜徽先生求真的历史研究——以史料运用为中心的论述

在历史研究中,张舜徽先生恪守求真的治学理念、严谨的治学态度、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贯通的史学追求。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张先生对史料考证和运用的出发点、具体方法和最终目的都体现了其求真的历史研究理念。     

基于史料的历史证据意识培养

“求真”是史学的基本功用，史学研究就是在理解史料、考证史料的基础上，依据史料完成研究任务，研究成果能经得起其他史家的史料检验。所谓证据意识，即“人的头脑对于能够证明某事物的真实性的有关事实或材料的反映，是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和，它强调的是反映和过程。”     

论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不能不提梁启超的史学。学界对梁启超史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很少有人论及其历史编纂学思想。实际上,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对旧史的批判蕴含着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对新史的设想则直接反映了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对史籍的划分和史体的评述,反映了梁启超对史书编纂形式的认识,也蕴含着史学家丰富的编纂思想;关于史学求真与致用治史目的的认识、关于通史与专史研究与撰述之思想以及赋予"史家四长"的新意义和新的阐释等等,都深刻体现着梁启超丰富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教育史学评论的客观基础与评价标准

教育的历史发展过程是教育史研究的客观对象,也是教育史评的客观基础和确立教育史评标准的重要依据.教育史学评论的社会标准往往集中体现为一定的阶级和政治标准,尤重其"资治"功用,但必须尊重教育历史的客观事实,遵循教育史学自身的客观规律.教育史学评论的学术标准主要是史学内容的真实性和表现形式的完美性.     

论求真——历史学存在之灵魂

求真是历史学的灵魂。历史学的本质在于探究,所探之“真”具体表现在史实考证和历史解释两个层面。求真是历史学区别于其它学科的本质特征,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深刻反映了这一点。求真关乎历史学的存在与未来,它与史学的功用并不矛盾,而是可以相互融合,公众历史就是在这两方面进行的有效尝试。     

反思失真性历史教学——以岳麓版高中历史必修二《新航路开辟》为例

求真求实,还原历史本质是史学工作者的根本追求。从古至今,史家都有着"信史"的传统,当前中学历史教学中存在着诸多歪曲、遗漏历史史实的问题,使得历史教学丧失了真实性,由此给历史教学乃至整个历史教育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值得史学工作者进行深刻的反思。     

初中历史教学中史料实证素养的培养初探

史料是学生学习历史的中介,教师对学生史料实证素养的培养至关重要。教师要带领学生参与史料搜集、甄别、解读的全过程,让学生了解不同类型的历史资料,锻炼学生多渠道搜集史料的能力,感受历史资料的可信度和价值,进而在纷繁的史料中找出有价值的信息,提高历史的真实性,形成合理的论断和认知。在此过程中,学生能够体验史学的实证精神,意识到史料在历史学习中的作用与意义,初步掌握研习史料的方法,运用历史资料,加强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形成求真求实的史学品质和严谨的史学态度。     

我国世界史学界的不老松:杨生茂先生及其学术思想

当代史学家杨生茂先生对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坚守和发扬唯物史观,科学阐释了历史本体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史学目的的求真性与致用性、史学性质的革命性与科学性、史学发展的继承性和创新性、历史学习的"博"与"约"的辩证关系;开拓了美国史学史研究,通过美国史学三个重要流派的研究,对美国史学史的发展脉络作了系统的分析和评价;奠定了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基础,从唯物史观出发,系统提出了美国外交的"扩张"学说;完成了美国通史编纂的综合体系,建立了富有特色的美国通史的宏大构架.     

修昔底德历史叙述范式的特征

历史叙述体是最古老的一种历史编撰方法。希罗多德通过史学革命草创了西方历史叙述体的范式。修昔底德则把历史叙述与求真的史学批判精神、求善的道德垂训历史意义和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完美地统一和结合起来,为后世西方历史叙述体奠定了范式。     

史义——中国古代史学的本体问题

中国古代史家对史学本体问题的探讨,积累了相当厚重的理论遗产.在中国古代史学本体论的内涵中,史学"求真"和"寓义"是两个最基本的要素.然而从先秦至清代史家对于史学本体的认识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偏颇,一个时期过度强调史学本体的"求真"理念,另一个时期则过分强调史学本体的"寓义"理念,导致史学思潮在征实与空疏之间畸轻畸重循环发展,给史学造成严重损失.因此,很有必要深入考察古代史家对"史义"认识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借鉴和吸收,丰富和滋养当代史学理论.     

略论新时期史学功用论研究的几个特点——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为中心

以白寿彝、刘家和、瞿林东等学者为代表的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史家群体,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就史学功用论所涉及的多方面问题有持续而深入的严肃探讨。虽然他们各有相应的具体研究对象和学术风格,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呈现出鲜明的学术共性:一是将史学功用论置于史学史学科建设的高度看待;二是极其重视史学致用与求真的辩证统一;三是密切关注历史知识普及和历史教育的实践得失,并予以理论的阐述。作为一个有着独特学术传统传承的学术集体,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相关论述,是当前开展史学普及工作可以汲取的宝贵资源。     

公众史学与历史教育学

历史教育学和公众史学都关注"历史文化"。"历史意识"和"历史文化"共同构成历史教育学的学科基础。而致力于向非专业人士传播历史、但不包括学校课堂历史教学的公众史学,"历史文化"同样是其重要研究内容。公众史学给历史教育学带来挑战。历史教育学可以从公众史学中吸取灵感,反之亦然。     

古代文论研究的“二重历史化”

古代文论研究大致有"求真"与"求用"两种研究路向,厘清二者各自言说的合法性非常重要。古代文论研究的"二重历史化"是对这一问题的积极回应,第一重历史化主要指通过重塑古代文论产生的特殊历史语境以"求真";第二重历史化主要指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通过将古代文论历史内化以"求用"。只有实现"求真"与"求用"的和谐贯通,才能更好地推进古代文论研究的发展。     

杨鸿烈《史地新论》述评

《史地新论》是杨鸿烈早期史学理论代表作,也是杨氏《史学通论》与《历史研究法》等后期史学理论著作的雏形,最能反映作者早期的史学思想。《史地新论》对历史学的目的与功能,史家的态度与道德,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阐释。全书突出反映了作者"实录"的史学思想及通识的治学特色。杨氏求真的史学价值取向以及对垂训治史倾向的批判,依然对我们如何处理史学的求真与致用关系具有很大启发意义。     

历史“神入”教学法在高三教学中的应用——以《罗斯福新政》为例

正"神入"(Empathy)一词由西方历史教学界传入我国,是形象思维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指研究人员要置身于历史发展的环境中去观察历史,站在历史人物的立场上去研究历史,即"主体进入客体之中去想象客体"的研究活动。这一方法运用于历史教学之中,就是让学生站在历史人物的立场上去观察当时的世界,像历史人物那样思考,从而把握历史人物的思想、情感、信仰、动机和意图等,并理解他们思想的发展变化。神入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让学生走进"历史"的过程     

边缘族群的解读－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历史哲学

女性无论是在历史研究客体还是研究主体（历史学及其成果）中长期处于边缘位置。主流的历史哲学论争更是罕见女性的参与，这便造成了一系列因素的失衡。伴随着妇女史学科的成长，妇女史学理论正在形成，这个边缘族群开始要求改变史学认知模式的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