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江流何处寻?--《史记》中的牂柯江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司马迁奉汉武帝刘彻之命出使并安抚西南夷,考察了西南地区的民风民情和山川地貌,以后写下了介绍祖国西南地区的第一篇文章——《西南夷列传》。在这篇传记中,首次提到与贵州历史尤其是安顺历史密切关联的牂柯江。其中涉及牂柯江的文字有四处：     

牂柯江流何处寻?——《史记》中的牂柯江

牂柯江是考察古牂柯、古夜郎的一条重要线索。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不但首次记下牂柯江的名称,而且也说明了牂柯江的大致处所、流向。但由于记载粗略,因此后来提出的说法众多,有的明显不是《史记》所说的牂柯江,有的看似牂柯江而又与《史记》所述不符。这些观点所申述的理由似乎可信,而细加推绎,则让人莫衷一是。于此结合《史记》来比较分析,牂柯江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牂柯江指整个盘江,狭义的牂柯江指现在的北盘江。这符合《史记》所提供的情况。     

神秘的夜郎王国（下）

在关于夜郎的诸多问题中,夜郎王城究竟现在何处,始终是贵州史学家与考古学家难以破解之谜。要判定夜郎王城之所在,首先就必须以最原始的史料《史记？西南夷列传》为依据,然后再参照其他文献和考物发现的材料进行甄别。司马迁本着“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写作《史记》,并且又曾在夜郎王国尚存的汉武帝时代亲临西南夷,从现在考古工作者在原西南夷区域发掘出土的实物,可以说明《史记》中的许多重大史实是可信的。比如《史记》说：“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现滇王印早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根据《西南夷列传》中的记载,考察夜郎王城须符合以下条件：第一,夜郎王城距爿垌江不远;第二,蜀地商人常在夜郎卖枸酱,并由 柯江乘船到南越番禺出售;第三, 柯江属于联系黔粤的珠江水系,从夜郎王城不远处可以通航直达番禺。     

夜郎和西僰与昭通政区之渊源

春秋至西汉初年六百多年间,在今川西南、滇东北的昭通、曲靖至贵州西部一带,方国、部落林立,互争雄长,西僰、牂柯、夜郎为其代表,曾经名噪一时,称雄一方,既参加中原盟会,又与巴、楚、邛都、滇国交通。汉武帝开西南夷,正是以部族为基础,在僰人区域设置犍为郡,夜郎境域则为牂牁郡、滇为益州郡、邛都为越嶲郡。夜郎西部包括有今天云南昭通,贵州赫章、威宁等境域,此时的昭通境内还有与夜郎并称的＂僰侯国＂,犍为南部的朱提（今昭通）地区则也称为＂西僰＂。     

“夜郎”在何处?

人们常以“夜郎自大”来讽喻狭小的地域观念。这句成语来源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夜郎”究竟在何处呢? 根据历史考证,夜郎大约建国于战国时期,至秦汉时,与一些有亲     

汉武帝经略西南夷及其对西南丝绸之路的贡献

汉武帝在位时期顺应时势积极经略西南夷,在西南地区广置郡县,在五尺道的基础上开通"南夷道"、开凿"西夷道",不仅把西南地区成功纳入统治体系,而且将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传播到西南地区,使西南与中原成为经济文化统一体,也促进了西南丝绸之路的繁盛。因此,本研究重点分析了汉武帝经略西南夷的原因和政策,概括出他对于西南丝绸之路的贡献。     

从汉墓出土文物看汉王朝对贵州的开发

汉代,地处西南夷的贵州已经受到汉王朝的重视。汉武帝两次开发西南夷均在贵州设立郡县,犍为郡治"鄨"即今贵州黔西,牂柯郡治"且兰"即在今安顺一带。作为控制西南夷的南部都尉,其治所"汉阳"即在今贵州赫章。从大量的出土汉墓文物,可以看到,由于汉帝国的开发,今贵州地域在社会体制、农业生产、人口增长、民族融合等方面,都出现新的变化。汉武帝以后,两汉帝王进一步加强巩固在贵州所设立的郡县体制,因而加速了贵州封建化的步伐。     

试论汉武帝的“西南夷”民族政策

“西南夷”地处边陲,其正式纳入汉王朝版图,是从汉武帝刘彻对“西南夷”经略开始 的。汉武帝时期,随着汉王朝的强盛,经略“西南夷”的条件日趋成熟。汉武帝通过设置郡县加强 对“西南夷”管理,同时实行“故俗治”、“毋赋税”、募兵屯垦和开凿交通干线等一系列开明的政治、 经济、文化政策,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西南各民族的团结与融合,加快了“西 南夷”地区进入封建社会的步伐。     

分巴割蜀 以成犍广——汉武帝开西南夷,置犍为郡的再检讨

犍为郡的设置是汉武帝开拓西南夷的标志,其设立与调整,贯穿经略西南的全过程。其间大致经历六个阶段:唐蒙上书请通夜郎;唐蒙出使夜郎;唐蒙为都尉,治南夷道;司马相如通西夷;公孙弘请罢西夷;司马迁奉命出使西南夷。武帝开南中,以通路置郡为首要任务,具体实施过程中诸多人物、事件纵横交织,各个环节错综复杂。凿山开道艰辛漫长,置郡设县几经反复。如果上溯到高后六年"城僰道,开青衣",则汉朝四代君臣前后相继,付出了70余年的不懈努力,才在西南夷地区初步实现了郡县化。     

从贵州出土汉墓看贵州的礼乐文化

礼乐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自汉武帝大力开发西南夷,派遣唐蒙入使夜郎以后,礼乐文化也逐步传入了偏远的贵州地区。从贵州清镇、平坝、黔西等地汉墓所出土的文物就可以看到这种影响。     

从贵州出土汉墓看贵州的礼乐文化

礼乐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自汉武帝大力开发西南夷,派遣唐蒙入使夜郎以后,礼乐文化也逐步传入了偏远的贵州地区。从贵州清镇、平坝、黔西等地汉墓所出土的文物就可以看到这种影响。     

从贵州出土汉墓看汉代礼学在贵州的传播

汉代文化的核心是礼学文化。汉武帝修五尺道,通西南夷,设军事据点,推行郡县制,礼学也随之传播到偏远的贵州地区,并对夜郎政权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赫章可乐、安顺宁谷等汉墓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到这种影响。     

从贵州出土汉墓看汉代礼学在贵州的传播

汉代文化的核心是礼学文化。汉武帝修五尺道,通西南夷,设军事据点,推行郡县制,礼学也随之传播到偏远的贵州地区,并对夜郎政权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赫章可乐、安顺宁谷等汉墓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到这种影响。     

夜郎的根底及其灭亡的缘由

西汉时期,夜郎已跨入文明门槛,进入了阶级社会。此时的夜郎国,已具备了一定社会基础和军事力量,环顾周边部落小国,国力可谓“强大”,雄踞云贵高原。西汉中期,国家空前强盛,汉武帝雄才大略,又锐意进取,谋求大一统政治局面。由于夜郎地处中国西南交通之要道,西汉政府为有效控制和统治西南地区,必然会占据夜郎,这也决定了夜郎必然灭亡的命运。     

论司马相如在开发西南夷中的贡献

司马相如在汉武帝时期先后两次出使巴蜀,作《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准确地宣示了汉王朝的旨意,对开发西南夷作了政策上和理论上的阐述,安定了民心,取得了开发西南夷的成功,显示了他卓越的政治才干,同时对汉王朝经营西南地区,开通南丝绸之路也有着重大意义。     

夜郎国:消失在大西南的神秘国度

中国的不少成语都是与历史息息相关的 ,成语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有一个成语 ,大家想必耳熟能详 ,那就是“夜郎自大”。然而 ,你可曾想到 ,这个带有浓厚的贬义的成语 ,却掩盖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夜郎之出名 ,都是自大惹出的问题。公元前 1 2 2年 ,西汉使者来到夜郎 ,夜郎王问了句贻笑两千多年的话———“汉孰与我大 ?”由此造就了那个遗臭千古的成语。其次 ,我们平心而论 ,夜郎自大并不是毫无缘由的。因为 ,根据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传》记载 ,“西南夷君长以十数 ,夜郎最大” ,“所得精兵十余万” ,虽然只是片言只语 ,但也为…     

论汉武帝时期对西南夷道路的开发

汉武帝在秦朝"五尺道"的基础上,对西南夷的道路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和修建。所修西南夷道包括唐蒙道、西夷道、博南山道三段。对开发过程中所遇到的民族矛盾、经济困难、山险石硬等种种情况,积极应对,采取"厚赂"、"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各以地比"对口援助、"募豪民田南夷"、"积薪烧岩"等政策措施,终于成功开辟了"西南夷道",加强了内地与西南夷地区的联系和交流,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大融合的发展,并为当今开发西南地区提供了借鉴。     

司马相如与通“西南夷”

司马相如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怀有建功报国的伟大志向。在汉武帝通西南夷的历史进程中,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仅平息了唐蒙事件,稳定了汉在巴蜀的统治,保证了通西南夷的顺利进行;而且还亲自出使西夷,使汉朝与“西南夷”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得以加强,增强了“西南夷”对汉王朝的政治认同,为汉武帝后来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新论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载《难蜀父老》的创作背景及讽谏主旨,都不十分明确。从宋至今,人们从各种角度对《难蜀父老》的主旨提出不同看法。作于汉武帝元朔二年的《难蜀父老》,有着主开发与反开发以及担心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决策转变的政治背景与创作心理背景。其讽谏主旨是借晓喻天子之意,打消汉武帝开边的犹豫,坚定汉武帝开边的信心。司马相如对汉武帝开发西南夷意义的论述,在"中国"与四夷关系处理上,是对羁縻文化政策的重要补充,给汉武帝开边决策提供了文化意义上的支持。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诗篇——读《史记·西南夷列传》

我国自有史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秦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到西汉时期,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了很大的发展.《史记·西南夷列传》不仅真实地记述了这历史事实,而且反映了太史公先进的民族历史观念;《史记·西南夷列传》不仅准确无误地记述了我国古代西南地区各民族的社会、生产、生活和风俗习惯,而且是一篇讴歌我国西南地区各民族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