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民初中国"前启蒙主义"的内在矛盾--中国近现代启蒙主义文学思潮新论之一

清末民初的启蒙运动系一种"前启蒙主义"思潮,表现出过渡性的思想特质.它所凭藉和倚重的逻辑基点在于极力强调信仰-情感解放的决定性作用,在其背后暗涌着一股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即作为对儒学"天命"观的反动,它将意志视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前启蒙"思想探索与情感趋向的深层潜隐着更为深刻的逻辑悖论,即对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误读"与二者之间内涵的互换转移.这也是一种抽象化的形式逻辑与实质内涵的矛盾.     

周有光的当代启蒙意义

在我们社会结构大转型的时代,我们需要周有光先生这样的灵魂人物。周老不仅是语言文字学家,更是一位思想启蒙家。他的"三分法"的提出,他的"民族思维方法大转变"的历史任务的提出,他的"双文化"概念的提出等等,都将其推上新启蒙时代的代表之位。本文旨在更准确地反映周老的贡献,正确地估价他的文化意义与影响。     

试论启蒙时期德国民族文学特殊性

启蒙时期的德国处于分裂状态,且从政治上看不到统一的希望。思想界想通过塑造德意志民族性,力求在文化上先统一德国,该时期的文学就承载了此项任务。与欧洲启蒙整体思想不同,德国思想界更重视"向内"。且受此影响,德国文学也形成了重视感性和个体,慢慢疏离理性的特点。这种特殊方式一方面促进了德国民族性的创立,另一方面又使德国疏离于欧洲启蒙体系,民族特色鲜明,为未来的发展埋下了潜伏的危险。     

“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辨析及其他

《三字经》《弟子规》一类的"启蒙"读物从其根本性质和最终目的而言,并非"启蒙",而是"蒙昧":造就愚民和奴才。它并无学理性和学术性,因之亦不是什么"国学"经典,而是普及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有害的通俗读物。"国学"以儒学为身家性命之所在,儒学的压抑人性、扼杀个性、尊崇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等基本观念和主张,适应着、迎合了建立大一统、至高无上的皇权的需要。"国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用鲁迅先生的话,乃是"侍奉主子的文化",其主要功能,"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并且它还可以为异族统治者统治我们服务。我们似乎不必非要将五四以来的新学同传统"国学"联姻,打造为一个整体性的中国学术大家庭。传统"国学"尤其是当下大陆新儒家对于新学乃至普世价值的对抗不会短期消弭,他们不可能接受王富仁先生所提出的"新国学"的设想。     

我们确实有待“启蒙”

如果按康德所谓的"启蒙"是说让人们脱离不成熟的状态,那么,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仍然处于这种"不成熟状态"中。因为我们对我们自身的理智没有信心,我们对理智的运用"无能为力"。我们虽然乐于去接受"启蒙"的引导,可是我们还是对理智的运用缺乏勇气。而所谓的"不成熟状态"只不过是我们"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从这一点上,理解我们现在仍然需要在传统文化上加以"启蒙",实质上就是要求我们运用自身的智慧和勇气去开拓新时期对"传统"的理解,而不能继续再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没有勇气或不善于运用理智就是"不成熟状态"——不愿意接受传统的引导。     

启蒙问题和信仰问题

什么时候启蒙是个头?什么蒙住了我们,我们要启什么蒙?"规律"能够成为我们的信仰吗?     

思想先驱 文化启蒙——周有光先生对中华思想文化的巨大贡献

"四个时期仨跨越,三个领域两头真"是对周有光一生的高度概括。周先生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可概括为"思想先驱、文化启蒙"。文章从敢为人先与独立思考、求真务实和与时俱进、道德情怀与语言风格等方面进行具体分析。周有光先生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     

中学西传与自然神论

16至18世纪中西文化交往的历程也是中学西传及西方认识中国的历程。自然神论是西方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儒学的切入点,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欧洲思想运动的联结点。自然神论源自古希腊,特指欧洲17至18世纪的自然神论,尤其是法国启蒙时期的自然神论。欧洲的历史变革,把传教士传来的中国儒学思想推上欧洲的历史舞台,融入欧洲历史进程,对欧洲自然神论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20世纪中国启蒙文学的人格化精神

启蒙人格化精神的误读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中一直耸立着“启蒙”这块伟大的纪念碑,它既挥洒出一片金光,又铺展出一片阴影;它既成为过去的辉煌,又成为未来的疑惑;既是无法攀越的,又是不能不正视的。仰望这块熠熠闪光的思想丰碑时,感受到的情感是复杂的。虽然它庄严肃穆...     

儒学“经世致用”和“开放包容”思想特征的源流探究

儒家源于远古王宫中司徒官职,儒学源于远古"天下统一的道术",这个历史渊源使儒家和儒学先天就具备了"经世致用"和"开放包容"的文化基因,这也是儒学区别于古代其他学派的主要标志。儒学经过长时期的激荡和升华,最终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思想主流,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底色和基调,同时揭示了儒学源于朝廷也必然回归朝廷的演变轨迹。     

胡愈之——普及知识和启蒙的巨人

到2000年1月,当代文化巨人胡愈之离开我们就已经15年了。在我国大力推进科教兴国的今天,人们特别怀念这位以毕生精力倾注于普及知识和启蒙的功臣。 胡愈之早在1928年留学法国,并考察过英、德和苏联等欧洲国家;二战期间在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生活多年。又因长时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深切了解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赶上发达国家,首先必须普及知识,提高群众文化。     

论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困境及传统文化问题——以儒教在当代中韩两国的命运为例

本世纪初以来在中国大陆兴起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以直指政治禁区,要求在现实政治上复兴儒教政治体制、教育体制为主要特征。由大陆新儒家主导的儿童读经热、建立宗教性儒教组织、儒教网站等,使当代中国呈现出复兴传统文化的时代思潮,但也因此陷入了政治上的专制与民主、文化上的等级与平等、经济发展上的"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之争。同时,因为坚执"儒学(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而导致当代中国在传统文化问题上陷入"多元文化论"所造成的模糊文化心态中,以致百余年来始终无法弄清什么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什么是糟粕,只能在"批判地继承"中陷入民族文化的思维困境。本文以哲学上对"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概念界定,尝试使当代中国走出儒学(教)与传统文化及现代化的历史纠葛与现实困境,为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创新提供哲学依据。     

儒学伦理的当代价值演绎——以“南孔圣地，衢州有礼”之“礼”为例

儒家文化以孔子由"礼"而"仁"得以开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赓续千年的伦理范畴,"礼"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浙江衢州作为南孔祖庭,以"一座最有礼的城市"为导向,打造"南孔圣地,衢州有礼"的城市品牌,是对儒学之"礼"的当代价值演绎。衢州经由"南孔文化"到"衢州有礼"的文化实践与儒学之"礼",在文化缘起、伦理内涵上存在关联性。"衢州有礼"是对儒学之"礼"的转化性继承与创新,其背后隐含着"自觉垂范—共情共守"的伦理理路。     

从《孟子集注》浅析朱熹的儒学思想

孟子以后,儒家的思想学说逐渐衰微,朱熹通过对儒家经典"四书"的解读开创了新的诠释系统,构建了庞大精密的儒学思想体系。其中,《孟子集注》加入了许多创新理学思想,是朱熹对儒家思想研究的最大成果之一,也堪称宋代儒学思想研究的最高水平。朱熹通过对《孟子》的解说,构建了"天理气"大观、"心性情"小观及"知行"的认识论,在加强儒学思想理学化、人文化的同时也加强了儒家思想的宗教性。     

启蒙理性退化与文化沉沦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批判了西方社会因启蒙理性退化为经济理性和技术理性所导致的文明倒退和文化退化。文化工业作为启蒙理性退化在文化上的表征,清楚地显现出其作为经济理性和技术理性扩张的产物的特征,即由原来独立自律的发展路向转变为服从于资本和技术的逻辑,成为发达工业社会一体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得力推手。在强大的文化工业体系规制下,文化工业按照自己的尺度和标准塑造社会大众,大众没有逃脱的自由,只能被迫或主动接受文化工业所提供的内容上几乎完全雷同的文化产品,并且在这些文化产品所描绘的虚假自由社会中编制虚假幸福的美梦。     

元代杭州儒学教育考述

元代杭州城内主要的儒学教育机构有杭州路儒学、钱塘县儒学、仁和县儒学和西湖书院;教学区域分成祭祀区、教学区和生活区;教学建筑呈"左庙右学"或"前庙后学"式布局;教学内容以程朱理学为主,学习四书五经,注重循序渐进;教育规模居两浙之冠,是全国文教中心之一。     

重评舒衡哲的《中国启蒙运动》

美国学者舒衡哲的《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是一部从文化启蒙视野来研究"五四运动"的专著,在"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来临之际重释此书,是传承"五四遗产"的一种责任。本文着重从《中国启蒙运动》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术价值及局限性进行思辨性评述,以期更好地理解"五四"及中国的启蒙思想。     

从“内圣外王”到“礼法合治”——汤一介先生论儒学的现代化

汤一介先生指出,儒学要现代化,必须先研究其基本精神,即理想主义和人本主义,二者结合的价值在于教人做人的道理,在于获得真善美的境界。"内圣外王之道"并不是儒家的精神所在,企图由内圣开出外王,开出现代民主与科学体系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儒学内圣之道以及"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主张容易导致泛道德主义,导致重人治不重法治。必须批判地继承儒家传统中"礼法合治"的精神,同时学习借鉴西方的法治精神。     

梁启超与中国文学纪实传统的现代转型——以主体精神与价值功能为考察重点

梁启超不但完成了中国文学纪实传统的现代转型,而且对中国现当代纪实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纪实文学创作,一方面将爱国主义、经世致用等传统过渡到现代并将其发扬光大,并更加重视政治功利性;另一方面,围绕"人"的现代化,他又将传统的以"资治"、教化为主转为以宣传、启蒙为主。其创作不但能启发我们重新思考与认识"文学与政治"、"作家与时代"等问题,尤其是在"主体虔敬"与"守真求实"等纪实文学本体论建构方面给我们以深刻启示。总之,梁启超以爱国、"新民"与思想启蒙为内涵的主体精神,和以责任担当、经世致用与历史使命感为核心的价值取向等,至今仍是我们要继承的宝贵遗产和必须发扬的优良传统。     

试论日本古学派"孟子像"的学术分歧 ——以孟子"王道论"为例

德川时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又一黄金时期.在德川幕府统治日本的260多年中,儒学始终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从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到古学派,该时期,日本儒学各派充分吸收中国儒家思想精华,并结合日本社会、文化特点,推动了儒学东渐后的日本化、本土化进程.从伊藤仁斋的"尊孟论"到荻生徂徕的"轻孟论"乃至太宰春台的"批孟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