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助、市场势力与企业创新

将企业创新决策分为"是否创新"及"投入多少"两个阶段,并在此基础上加上市场势力这一解释变量,研究不同的市场势力和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基于2007～2016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使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对以上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补助和买方势力对企业创新决策和创新投入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卖方势力可以显著提高研发概率,但对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不显著。企业拥有不同买方势力和卖方势力的组合时,政府补助的效果存在一定差异。     

新能源汽车产业政府补助与市场融资的创新激励效应

本文选取2015-2018年新能源汽车产业110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探索政府补助与市场融资及其协同配合对企业研发创新影响的差异性。结果显示,新能源汽车产业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创新具有显著激励效应,市场融资并未显著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政府补助与市场融资协同配合能有效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研发创新。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处于不同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阶段的企业,政府补助对中上游企业研发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大,而市场融资对下游企业研发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大,政府补助与市场融资协同配合对中上游企业研发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大。同时,相对于国有企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政府补助与市场融资及其两者协同配合对非国有企业研发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大。本文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创新激励与政府干预理论,并为政府扶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精准设计创新政策提供理论指导。     

供给侧改革视角的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

利用2007—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基于供给侧改革视角研究了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这其中技术获取模式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政府补助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供给侧改革加强了这种促进作用;(2)政府补助通过影响企业自主创新投入、国内技术购买以及国外技术引进作用于企业创新;(3)国外技术购买在企业创新中产生了一定的负向效应,供给侧改革对其具有一定纠偏作用;(4)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受制于区域的金融效率、产业结构水平。基于此,本文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视角提出了优化财政支持模式、注重内部研发投入等政策建议。     

政府科研创新补助与企业研发投入:挤出、替代还是激励?

文章利用2007-2008年的上市公司数据,验证了政府科研创新补助对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为了探讨“挤出”的深层次原因,将样本分为补助组、研发组和补助研发组,发现占总样本比例达48.41%的补助组公司,政府补助完全或部分挤出了企业研发.25.24%的研发组公司,企业自主研发,但研发强度较低,并不能对下年度的研发产生显著影响.5.96%的补助研发组公司,研发支出占政府补助的三分之一,补助替代了研发;20.39%的补助研发组公司,尽管补助强度较研发强度显著的低,但补助依然对下年的研发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     

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内在机制——基于新能源企业的研究

以2013—2017年我国新能源行业265家企业为样本,运用泊松回归和负二项回归估计方法研究政府补助促进新能源上市公司创新绩效影响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政府直接补助和税费返还均对新能源上市公司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管团队创新意识在政府补助与研发投入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研发投入在高管团队创新意识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用;同时政府补助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新能源上市公司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有显著差异。     

ESG表现、政府补助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以制造业为例

对于企业而言,ESG水平不仅能够体现企业在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方面的表现,还能体现企业在环境方面的投入,顺应了当今绿色发展的时代背景。以2016-2020年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ESG表现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并加入政府补助作为调节变量研究政府补助对ESG表现与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ESG表现可以显著提升企业价值,政府补助在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且对企业不同生命周期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政府补助对成熟期企业的调节作用最强。企业可以通过提升ESG水平来提升自己的价值,并在市场上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政府部门可以通过政府补助来激励企业注重在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上对企业价值的提升,引导更多的企业提升ESG水平。     

政府补助对新能源上市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以2013-2017年新能源行业的265家企业为样本,运用泊松回归和负二项回归估计方法研究了政府补助促进新能源上市公司创新绩效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政府直接补助和税费返还均对新能源上市公司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管团队意识在政府补助与研发投入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研发投入在高管团队意识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用。同时政府补助对不同生命周期的新能源上市公司创新绩效调节作用有显著差异。     

业绩下滑、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研发平滑

文章利用沪深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数据,对业绩下滑对于企业研发平滑的影响及政府研发补助的调节作用展开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业绩下滑对企业研发平滑具有显著地抑制效应,其中对于小规模企业的抑制效应相对更大;政府研发补助负向调节业绩下滑与研发平滑的关系,即政府研发补助一定程度上能够抵御业绩下滑对于企业研发平滑的负面影响,与大规模企业相比,这种负向调节作用在小规模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基于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了企业间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作为利用式和探索式两种创新的驱动因素时,各自的作用效果和机理,特别是探究了三类社会资本对创新可能的“黑暗面”效应.对206家中国企业的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显示,认知资本对利用式创新有正向作用,对探索式创新的作用呈倒U型;关系资本与两种类型的创新都是倒U型关系,但随着关系资本的增加,相比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会首先达到瓶颈点;结构资本对两种创新都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对利用式创新的作用是递增的.我们的研究结论对于企业更好地管理与创新合作伙伴的关系,有效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了有意义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政府研发补贴有助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吗？——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的研究

政府研发补贴是各国普遍采用的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的政策，如何发挥其应有效能是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以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MinDS模型测度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创新效率，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研究了各要素联动如何作用于企业创新效率。结果表明：（1）身处欠佳市场环境中的民营企业若能取得政府补贴，无论是事前补贴还是事后补贴都将有助于创新效率的提升；相反，身处良好市场环境的民营企业对政府补贴的依赖较弱；（2）身处欠佳市场环境中且无丰富政治关联的企业，政府研发事前与事后补贴相辅相成才能促进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其中事后补贴起关键作用；（3）身处欠佳市场环境中的企业，如果拥有较多的政治关联，则最好不要借此寻求事前补贴，否则企业会陷入“政治资源诅咒”的漩涡。     

政府补贴对新能源产业发展影响

基于2011年至2018年新能源和同行业非新能源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十二五"规划之后政府补贴对新能源产业及企业的盈利能力与研发能力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新能源产业特征会使得政府补贴对盈利能力和研发能力的促进效果变得低效,且对盈利能力却变为抑制效果。从企业层面来说,政府补贴与新能源企业的盈利能力呈负相关,与研发能力呈"倒U型"关系。因此,本文认为政府应该遵从市场规律,对新能源产业实施补贴政策要市场化导向,完善补贴信息披露制度;新能源企业则应该着重提高本身的获利能力和创新成果驱动的内生增长能力。     

创新开放度与企业绩效:基于外向型开放创新的视角

基于2010—2012年中国176家高技术上市公司数据,从专利技术许可视角,研究外向型开放创新模式下创新开放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表明,目前我国企业对外创新输出的开放程度总体较低,开放广度对企业财务绩效、创新绩效均无显著性影响,开放深度与财务绩效、创新绩效则呈现倒U型关系。企业可以通过调整外向型开放深度和优化创新广度和深度的协调关系提升创新绩效和财务绩效。     

The prospects of Internet-Based Channel Orientation for the competitiveness of service companies on the domestic market

Drawing upon theories governing micro-institutions and strategic actions on resources, this study proposes a model suitable for assessing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Internet-Based Channel Orientation” (IBCO) on the operations of domestic companies of moderate or lesser size. Investigation focused primarily on the entrepreneurial capability (ENCAP) of such firms and industrial competition (INDCOM) as predictors of the IBCO of a business. Analysis was conducted as to whether IBCO contributed to heightened market sensing capability (MKTSENSE) and indirectly reinforced competitiveness. To this end, data was sourced from 198 firms based in Nigeria, typically micro-, small- and medium-sized businesses. Statistical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IBCO had a stronger and direct effect on encouraging the fluency of operations at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However, IBCO in combination with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was insufficient to attain competitiveness, the magnitude of such an effect being indirectly anchored to the MKTSENSE of the firm.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at businesses need to invest in Internet marketing tools and employ them effectively to stay competitive over the long term.     

政府补贴与企业物流智慧化升级的演化博弈

企业物流智慧化升级是“技术—功能—管理—组织—服务”智慧化的演进过程,政府补贴能否能加速企业物流智慧化升级值得研究。在相关假设的基础上，本文通过构建企业物流智慧化与政府补贴升级决策的演化博弈模型，重现博弈主体的动态演进过程。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与政府存在三个可能的均衡状态，分别是{物流智慧化升级，补贴}、{维持现阶段水平，不补贴}、{物流智慧化升级，不补贴}。演化博弈系统的研究受到8个相关因素的干扰，这些因素通过影响政府和企业的收益发生作用。在理论推导的基础上，本文选取成本、补贴力度和税收优惠力度三个因素进行数值分析加以验证。     

融通创新中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内在要求探析

融通创新中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内在要求在于充分认识融通创新的本质内涵和运行规律,更好地为融通创新提供政府服务.运用问题导向方法研究创新模式的演进,发现融通创新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着紧密的逻辑关联.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需要把握促进企业优势互补、制定融合规则和补偿机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三要素,...     

风险投资与政府补贴对新材料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及差异

随着近年资源应用领域逐步向高新技术产业延伸,下游材料端的技术创新突破已成为重构中国资源产业优势的战略着力点。本文利用2008—2017年中国新材料企业面板数据,运用P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从技术生命周期视角探究了风险投资与政府补贴对中国新材料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及其差异性。研究表明：①对于新材料企业,风险投资和政府补贴通过提升企业研发投入进而促进了新材料企业的技术创新。其中,风险投资的激励效应更明显但具有短期性,政府补贴的激励效应则具有滞后性;②对于导入期新材料企业,风险投资对其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较小,而政府补贴正好弥补了市场资金配置的不足;对于成长期新材料企业,风险投资对其技术创新的长期激励效应强于政府补贴;对于成熟期新材料企业,政府补贴不能促进其技术创新,风险投资的激励效应则比较显著。因此,为更好地提升中国新材料技术创新水平,政府应引入分类补贴机制,重点向导入期新材料企业倾斜,并引导风险资本投入成长期和成熟期新材料企业。     

Outward FDI,location choices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emerging market enterprises

Although prior research conceptualizes how knowledge-seeking motivate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merging-market enterprises (EMEs), whether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indeed leads to enhance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has received limited attention. We address this subject by conceptualizing how Chinese EMEs’ OFDI enhances their subsidiaries’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whether geographic location choices influence this relationship. Our panel data analysis of Chinese EMEs shows that OFDI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Chinese EMEs’ subsidiaries and that this effect is stronger when the OFDI is directed towards developed rather than emerging countries. These findings advance the notion that EMEs can use OFDI as a strategy to globalize R&D and enhance their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demonstrate that certain established assumptions regarding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re not valid for E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