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本土性研究

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着司法改革,需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中华法律文化精华的司法制度,而本土性是中华法律文化的基本属性之一。离开司法制度的现实条件和中华法律文化传统中的精华谈论司法制度建设与完善是虚妄的,是对社会生活的强行割裂。经过数十年的经验积累,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司法制度建设时,有必要将司法改革置于理想与现实、理性与传统这一矛盾中予以思考。     

行政许可中的信赖保护原则研究

信赖保护原则是行政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但我国学界和实务界长期关注依法行政的程序功能和法的安定性作用,近几年才对信赖保护问题予以重视,目前对其含义、价值和适用规则等也尚未有足够的认识。我国《行政许可法》虽然规定了信赖保护原则,但未得其精髓。本文首先阐释在行政许可中信赖保护原则的基本含义、功能和价值,其次基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介绍信赖保护原则的现行规定,再次则分析行政许可中信赖保护原则的缺陷,最后提出相关的完善建议。     

电信诈骗中“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

目的犯是我国刑法规定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犯罪,将其作为故意犯罪的一种特殊情形是确定犯罪行为性质的需要,我国刑法的条文中反映出了目的犯的特定目的之诸多特性。研究目的犯的特定目的在犯罪主观方面中的地位以及特定目的和犯罪动机之间的关系,对司法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电信诈骗犯罪作为"非法占有目的"类型的目的犯,司法机关在认定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时应当严格遵循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合理地适用司法推定制度,严格把握客观证据的证明标准,重视证据链条的完善程度,通过客观现实来重构主观事实,进行分析论证。     

稳定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数量对策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对烟草专卖品的生产、销售、进出口依法实行专卖管理,并实行烟草专卖许可证制度。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制度在烟草专卖品的生产、经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烟草专卖管理的制度基石。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烟草专卖零售市场成为众多零售主体的避风港,社会申请办证意愿强烈。同时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在2021年6月1日正式实施,各地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烟侵害、推进公共场所禁烟等立法活动方兴未艾,如何在办证需求旺盛、满足社会需求、推进履约控烟、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烟侵害等诸多政策间取得平衡,推进烟草零售市场法治建设和稳定发展是当前烟草行业面临的难题。国家烟草专卖局提出要“坚持行政许可原则,严格依法行政、依法审批,保持零售户数量稳定,防止零售户无序过快增长”。文章以H省为例,回顾稳定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简称“许可证”）数量工作背景,分析许可证总量过快增长因素以及稳定许可证数量工作意义,初探相关对策。     

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瑕疵与完善

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对于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障至关重要,它在保护未成年人健康茁壮成长、维护社会稳定发展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一系列父母虐待儿童、校园暴力伤害等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该如何更好保护未成年人不受伤害。本文首先从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立法现状为切入点,结合我国社会现状进行系统分析,对其中急需解决的法律问题进行梳理,最后提出相应解决措施,以期为保障我国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提供借鉴。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些许思考

为了防止公司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滥用,我国在新颁布的《公司法》规定了有关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内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有效地弥补了由于公司人格滥用给公司债权人带来的损失,保护了公司债权人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对公司独立人格制度和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的一种积极补充。但新公司法中对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规定比较模糊且法律条文过于简单．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法律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     

未成年人监护权撤销检察公益诉讼的可行性分析

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权的责任主体以及监护顺序有着相关的规定。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监护人的疏忽,或者是故意侵犯导致未成年人的权益遭到严重侵害。而当侵害发生时,由于我国传统的亲权家事观念,导致未成年人的权益得不到主张,或者虽有相关的救济,但在有些情况下,未成年人权益被侵犯的现象并没有改善,反而对未成年人的成长造成了更加不利的局面。在原有监护人不再履行监护职责的前提下,按照最利于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原则,取消对原有监护权人的监护权,才是对未成年人最大的保护。在我国,检察院具有极高的法律权威性,由检察院进行撤销监护权的公益诉讼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本文主要从学理和实践两方面对有关理论知识加以阐述,并讨论由检察院进行未成年人监护权的公益诉讼的可能性。     

网络谣言犯罪的司法适用问题研究

互联网已经成为了当今社会信息传播最为普遍和快捷的途径,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是,伴随而来的网络谣言犯罪又对社会的稳定和政府的管理等造成了极大的威胁。由于我国对于相关法律实践过程中的问题没有足够的重视,相关法律的司法适用还面临着极大的困境,故本文主要是根据我国刑事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中有关网络谣言犯罪的具体规定,分析网络谣言犯罪在司法适用中面临的具体的困境,并据此提出解决各种困境的司法应对策略,以求更好地治理网络谣言犯罪。     

网络数据安全的刑法保护研究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快速发展,网络数据的安全性愈加受到人们的关注。针对网络数据安全的犯罪技术在不断发展,犯罪手法更是层出不穷。我国现行刑事司法保护制度对网络数据安全的保护主要集中于计算机信息系统,但其缺陷已十分明显,不能有效地保障网络数据安全,这对我国当前的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提出了极大的挑战。所以,有关立法机构亟须改变对网络数据安全的刑法保护方式,改进刑法与各个部门法律之间的链接来保证网络数据的安全性,并准确地打击和惩罚犯罪分子。基于此,本文主要探讨目前网络数据安全下刑法保护中存在的不足与法律规制厘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关规定,对限制刑讯逼供将起到积极长远的作用,同时也标志我国刑事司法更进一步地朝着科学化、理性化和文明化发展,但是,由于在排除非法证据的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如非法证据认定困难,非法证据排除规制限度,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制法律效力等问题,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受到广泛质疑。本文针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不足提出几点建议,以便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统一。     

保险人违反明确说明义务的法律后果

《保险法》第17条第2款对保险人违反明确说明义务的法律后果作出了这样的规定:"……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该条规定简单、含糊,且将所有未经提示或明确说明的免责条款都归于不生效力的做法,在理论界引起了相当大的质疑,导致各种学说产生,《保险法》司法解释(二)也采取回避态度,使得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基于此,提出建议:通过对免责条款的司法审查、效力的类型化设定以及有选择引入"合理期待原则"来提高"不产生效力"规则的司法适用性。     

人格权独立成编:彰显人的尊严

自《民法通则》对人格权加以规定以来,人格权在我国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中的地位愈加提高。《民法总则》中对于民法调整对象的规定,也将人身关系置于财产关系之前。在当前民法典的编纂过程中,我国学者对于人格权是否独立成编也有较大争议,观点不一。笔者认为,应该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从消极保护到积极确权,不仅将《民法总则》的规定加以细化,而且与侵权责任法的救济性规则相区分,完善民法典的体系,充分尊重我国人民的尊严,增强人民幸福感。     

《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合法、正当、必要原则的适用和完善探析

在数字化时代,政府通过对个人及组织数据的采集、处理及应用,不断增强“数据权力”从而促成“数治”。国家机关可通过对个人信息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加强公权力,私主体可从中获得高收益。当前《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告知同意机制”流于形式,且法条规定的适用例外情形无法囊括现有司法实践,因此,需灵活运用合法、正当、必要原则来调节个人信息使用与保护两者间的平衡。笔者通过对上述原则进行解读,探究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理论基础,明晰具体适用情形,从而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系列法律规范,实现个人信息数据使用与保护两者间的动态平衡。     

少年犯罪与少年法庭

青少年犯罪率上升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问题。中国的刑法规定,对14至18周岁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同样体现在前几年制订的《未成年人保     

男女平等视野下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立法

受我国传统封建思想影响,男尊女卑观念在我国社会根深蒂固。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思想的解放,女性开始走出家庭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并主张权利,渴望与男性被社会平等对待,这不仅应当体现在社会领域,还应当体现在法律规定。如今正值我国《民法典》编纂的关键环节,婚姻家庭编是实现男女平等的重要领域,应当更多关注家庭中女性的地位,最大限度保护女性的权益。男女平等不仅是对民法典人文主义立法精神的贯彻,而且有利于维护家庭与社会的稳定,实现男女的实质平等。     

论我国意思表示瑕疵婚姻制度

我国《婚姻法》中,意思表示瑕疵婚姻规定仅限于胁迫婚姻,2019年12月份公布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规定了因欺诈缔结的意思表示瑕疵婚姻,但欺诈的情形仅限于对重大疾病的隐瞒。我国意思表示瑕疵婚姻的完善应扩大欺诈的情形,因通谋虚伪意思表示瑕疵而缔结的婚姻也应当由法律明确规定。另外,应进一步增强对意思表示瑕疵婚姻中无过错方的保护,并注重保护善意第三方的利益。     

人工智能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新思考

近年来,国内外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立法不断发展。其中,以"可识别性"为核心的定义方式、"知情同意"为核心的架构以及"目的限定"等规则对于个人信息制度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但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特征可以看出这些日趋成熟的原则与制度在许多方面都存在不足。本文分析了人工智能对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挑战,提出应当对个人信息采取动态化的定义、将规制的重点从"目的"转向"结果"以及合理限制被遗忘权三个对策,旨在协调人工智能技术与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     

对醉驾入罪若干问题的思考

《刑法修正案(八)》首次规定了危险驾驶罪,将醉驾规定为犯罪。然而,笔者认为,醉驾的立法规定仍存在一些不足,在司法实践中容易导致执法工作的不规范。本文针对醉驾立法规定的不足之处提出意见,主要是适当扩大"道路"的范围,明确情节轻微的情形等,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完善逐步改善醉驾现象。     

情势变更制度在夫妻忠诚协议中的参照适用

情事变更制度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被正式纳入我国法律体系中。一般的合同均能参照适用情事变更制度自无疑问,但关于婚姻相关的财产协议能否根据情势变更制度进行适当调整这一问题,则需探寻适用空间。因客观环境的巨大变化对当事人达成的相对公平的忠诚协议提出了挑战,当事人履行成本增大,协议的均衡性被严重打破,基于个案的公平正义,如何变更或撤销,在婚姻家庭法、司法解释领域及理论界均缺失参照规则,本文通过寻找司法实践中离婚案件涉及情势变更原则的判例,围绕夫妻忠诚协议展开类型化的分析,从法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多角度探寻依据公平原则在夫妻忠诚协议中适用势变更制度的基本构造和逻辑路径的多种可能性和合理性。     

迟延履行责任在破产程序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这是现行法律对迟延履行责任所作的规定。然而,围绕迟延履行责任在破产程序中的适用问题理论和实践一直存有争议。本文结合相关文件及司法裁判案例,对迟延履行责任在破产程序中的适用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