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护与开发

<正>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保护制度,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1]。因此,加强非遗档案的保护和开发,对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一、乡村非遗档案保护与开发的意义非遗档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化存储的载体,     

乡村振兴与传统工艺类非遗保护和发展路径研究

传统工艺源自乡土,手艺人是维系乡村与工艺的核心。继国家关于"乡村振兴"与"传统工艺"的相关政策相继出台后,乡村中的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成了学界关注的焦点。传统工艺类非遗在发展中的困境仍然存在,传统工艺与日常生活过于疏离、工艺品的批量化同质化生产加剧、手艺人身份转变带来经营和传承的困惑、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欠缺影响到传承人的积极性。增强"一村一品"的理念可以为乡村旅游提供思路,培育和发展非遗文化中介人为非遗保护注入活力。此外,利用网络平台和非遗扶贫空间的建立为传承人和爱好者提供了交流学习的机会,扩大非遗产品和精神的传播力度和广度;尝试传统工艺与科技的融合追求生态可持续性,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在扶贫工作中发挥功效。总结高校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研培计划的保护和利用的经验,提出非遗进校园的必要性,通过高校职业教育和非学历教育方式助推非遗传承人的个人发展,为非遗的传承和发展助力。     

经济振兴与日本文化遗产的活用思路

日本在1950年就出台了《文化财保护法》,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非遗保护且认识到文化遗产活用的重要性。以人口过疏化、少子高龄化等社会状况变化为背景,2018年日本政府再一次修订了《文化财保护法》,其中重点强调了文化遗产的活用。日本文化遗产的活用大体经历了"公开、普及与教育""应用于城市建设""追求经济效益"三个阶段的变化。近年来随着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以及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产生了利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活用想法,如日本遗产认定制度及活用文化遗产振兴观光。日本文化遗产的活用经验对我国非遗保护的可持续性发展以及推进非遗保护传承,助力乡村振兴具有借鉴意义。     

文化资本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探析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发挥非遗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显得尤为重要。非遗工坊作为非遗服务国家战略的典型实践,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下,从文化资本的视角去探讨非遗工坊助力乡村振兴的耦合逻辑,分析现阶段非遗工坊发展的困境,进而提出相应的破解路径,对于继续推动非遗工坊的发展,为乡村赋能,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具有重要意义。     

可持续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理念

2016年,《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业务指南》新增"在国家层面保护非遗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容,从"包容性社会发展""包容性经济发展""环境可持续发展""和平与安全"四个方面将非遗与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鼓励各国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制定非遗保护政策和措施。从非遗国家级名录项目评审标准、名录代表性、保护实践方面看,我国非遗保护还未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结合起来。为此,开展相关研究,修订国家级非遗名录评审标准,增强非遗名录在可持续发展主题方面的代表性,调整非遗保护实践,才能推动我国非遗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结合。     

非遗短视频中乡村文化形象的建构研究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用文化为乡村振兴凝聚精神力量。随着短视频的持续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乡村文化形象建构问题值得研究。当下,短视频中的乡村文化形象建构尚存在诸多问题,如非遗传承者承受多方局限性、传播内容过于娱乐化或者过于乏力、传播空间受到挤压和传播过程缺乏互动性等。对此,应当多方拓展乡村非遗传播渠道,合理利用身体叙事营造在场感,平台也需要改进算法机制,在重视民俗内容传播、追求创新的同时仍坚守“内容为王”,推动非遗文化在数字时代实现创新性继承、稳定性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少数民族非遗文化资源的长期保存研究

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少数民族非遗文化资源的长期保存进行研究,介绍了少数民族非遗文化资源内涵及长期保存,就少数民族非遗文化资源长期保存的意义及其与文化产品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并从非遗文化资源的价值挖掘、文化基因消解、文化资源重复开发角度,分析了当前少数民族非遗文化资源长期保存方面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少数民族非遗文化资源长期保存的具体对策。     

县级融媒体中心助推少数民族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探讨 ——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县为例

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县域传统媒体与互联网媒体融合的新型主流媒体.对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全面发挥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功能,对于促进乡村文化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县级融媒体要结合民族特点与地方乡村文化振兴的实际需要,确认少数民族文化服务定位,在实现文化育民、文化乐民、文化富民以及非遗保护传承上发挥作用.     

非遗档案有序管理对策探索

<正>随着现代文明的快速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许多珍贵的"非遗"濒临消亡。抢救和保护"非遗"成为时代赋予档案工作者的紧迫使命。对"非遗"进行档案式保护,将"非遗"通过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记录保存起来,以物质形式再现无形的文化遗产,可以为无形的文化遗产提供有形的     

2001-2020年CNKI非遗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为了梳理非遗研究的发展脉络与特点,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数据源,采用文献计量方法,运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对2001-2020年间各年CSSCI来源期刊中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12468篇文章进行统计,分析了非遗研究领域文献的年度分布、发文作者、发文机构、来源期刊以及研究主题等,并绘制相关知识图谱,识别出了高丙中、宋俊华、黄永林等非遗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和中山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核心科研机构,其中中山大学更是非遗研究领域的领头羊。近些年来,我国非遗研究的实践性不断增强,紧密联系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重点关注文化产业、文化认同、乡村振兴、民族体育等议题,而新媒体与生产性保护等议题也在近两年不断升温,有望成为非遗未来的研究热点和方向。     

互联网时代的文化传承——基于非遗社会实践与现象的观察思考

国家的现代化开启了新时代,电话和网络普及、农民工大潮、城乡差距缩小……种种因素造就了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冲击着传统乡村生活.与此同时,我们国家迎来了文化遗产时代,非遗保护逐渐进入常态化.互联网时代与文化遗产时代的相遇产生了一系列文化现象:文化物流、文化流变、文化融合、文化同质、文化衍生、文化功利……这些为非遗传承带来挑战.国家在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中不断实施新政策、新方案,尤其是文化部与教育部自2015年起开展的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计划,成为近几年非遗传承工作的重要举措.非遗传承与保护实践工作的推进,让我们思考互联网时代的传承该如何由文化自发转向文化自觉.大学非遗、社区非遗、少年非遗、海外非遗等传承的关键词,应当在这个传统与现代不断碰撞的时代引发我们的思考和实践.     

文化经纪与活态遗产培育:比利时豪特姆年市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相关问题

如何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上进行反思,使乡村的行动者能够应对当前的现实和发展,是一项挑战。"豪特姆年市:圣利芬斯-豪特姆冬季集市及畜牧市场"是比利时2010年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遗产项目,反映了乡村背景下露天市场的集市和畜牧市场文化。从长远来看,关于项目最近(列入名录之前和之后)和当下的演变,应在更广泛的制度背景下加以考虑。考察该项目的演变,可以探讨调动非遗保护范式和/或遗产价值评估方法对其发展是否有益;反思通过短链或长途贸易产生的"集市"模式在21世纪的意义,特别是面临的与动物有关的问题。通过与《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业务指南》新增的第六章及处理问题的成果导向框架相结合,该项目也可以体现遗产概念或当代保护方法如何发挥作用。     

影视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以杭州地区为例的审视及构想

杭州地区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富矿,也是影视资源的强势地区。本文把探讨影视资源和"非遗"保护的关系作为基点,以杭州地区为个案,审视了该地区影视资源的优势,回顾了在保护和传承"非遗"过程中影视资源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指出了影视创作有时对"非遗"带来的一些损害,并就进一步运用影视手段对保护和传承"非遗"提出了发展性构想。     

非遗保护与乡村振兴的文坡实践

文坡村作为侗锦织造技艺的主要传承区域,通过增权、授业、协同、创新等一系列办法,走出了一条非遗保护和乡村振兴共同发展的良性道路。在其实践过程中,实现了对传统技艺的价值重构、对多方力量的协调、对非遗特点的坚守,下一步需要加大公共服务投入来保障这些实践的可持续性。     

“后申遗时代”非遗档案管理的若干思考

当前,"申遗"阶段积累的大量不同载体的档案和实物,大多散存于各级各类涉遗机构中,并随着后续各项保护项目的开展不断增加。所谓的"后申遗时代",即完成了"非遗"申报和认定之后的时代。近十几年里,我国非遗工作在国家和政府的支持下取得了辉煌成绩,经过大量的全面普查、记录与整理,已将散存在各地的文化遗存,逐一整理并成功列入各级非遗项目名录。然而,与国内"申遗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遗档案的科学有效管理却存在诸多问题。作为以文化传承     

档案部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数据库是我国非遗保护工作中档案资料和信息资源收集、管理、利用的主要手段和主流趋势,但在现阶段非遗保护中,档案管理和数据库建设存在着空白点。档案部门理应从记录历史、传承文明的高度,以更为积极的态度,以档案管理的专业方式为非遗保护和传承发挥作用。本文对北京市部分综合档案馆涉及非遗的馆藏情况进行了简单调查,试图阐释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的动因,并提出了档案部门建设非遗数据库的方式和方法。     

传播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短视频的创新发展路径

技术的迭代推动非遗传播方式的变革,特别是短视频行业的迅猛发展为非遗传播提供了全新的契机。短视频打破非遗传播的地域性,降低非遗传播和宣传的成本,推动非遗向市场化和品牌化方向转化。从非遗短视频的发展现状与政策期待来看,短视频在传播非遗过程中还存在项目宣传不均衡、引导认知有偏差、服务民众有差距等问题。通过加强政策引导、协调多元力量同行,打造文化名片、服务乡村振兴,沉淀非遗影像资源、服务非遗教育,实现非遗传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传承。     

“非遗”保护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论析

在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及其保护传承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使我们对"非遗"有了新层面的认识;同时,"非遗"的生成发展也印证着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当可帮助我们在理论与现实的不断往返中,去找寻那条前景广阔的"非遗"保护之路。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客体化与乡村振兴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已经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实践,可以用"政府介入""旅游经营""文艺展演"这三个关键词进行大致概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了村落的文化客体化、带来了内发性发展的乡村振兴。今后有必要实现从"政府介入"到"乡村自救"、从"旅游经营"到"村民参与"、从"文艺展演"到"村落认同"的转换,以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性,由此我们也可以思考在"乡村振兴"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以及民俗学研究的新契机。     

非遗实践、传承者在非遗商业化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

与大多数国家一样,我国非遗保护法律框架基本从公法逻辑出发,属行政法。非遗商业化活动主体通常既是承载非遗私权的"实践者",也是肩负非遗保护公法义务的"实施者",其权利和义务具备公法目标和私法目标的双重性。中国现有知识产权制度和一般民商事制度为非遗实践、传承者的商业活动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从公法保护目标出发明确了非遗实践、传承者的在商业活动中的基本法定义务;现有司法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非遗实践、传承者的合法权益。然而,上述制度始终失于零散,缺乏系统性,法定义务也较为松散,这应归因于来源社群的法律地位这个元问题的未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