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基《春秋明经》的著作年代问题

刘基的政治思想，主要见于他的寓言体裁之作《郁离子》、科举经义体裁的《春秋明经》、《拟连珠》以及八题一○七首被吕立汉称之为“议政诗”的诗歌。《郁离子》作于刘基四十九岁出仕明太祖之前一年，是近代论述刘基政治思想的主要甚至唯一根据，相关研究已经很多。“议政诗”作于元末明初，主要是入明之前作品，近年有吕立汉的专文研究。《春秋明经》四十一篇的著作年代颇有争议，但其断定对于了解刘基思想的发展和转变是必需的。文章从此书的文本分析结合刘基的传记、元朝的科举制度进行考究，检讨了既有的各种说法，提出新的看法，认为此书不是刘基早年练习举业之作，也不是明初之作，而是至正八年至十一年八月间，刘基任职江浙儒学副提举，为行省考试官时，为儒学生员讲说文义而写成的，具有应试范文集的性质。     

事与义之间——《左传》与《春秋》之间的张力

当《春秋》从鲁史转变成孔子“笔削之作”后，“微言大义”说成为《春秋》学的指导思想，于是记载“鲁史旧闻”的《左传》与阐发“微言大义”的《春秋》之间就存在一种“事”与“义”、“史”与“经”的张力．此种张力对《左传》学研究产生深刻影响。     

《诗》亡然后《春秋》作——意识形态真理话语的建构与更新

<诗>与<春秋>究竟发生着怎样的纠葛?这一追问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整个学界,至今尚未得到较好地解决.本文认为二者都是儒家士人为实现王道政治理想的一种言说手段,即通过对先人典籍的当下解读进行话语建构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是先秦士人与汉代儒士共有的策略取向.孟子所谓"<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说,强调的乃是文化价值功能的衔接与转化,因而有其内在的逻辑链接关系,绝非如钱玄同、顾颉刚等认为的"无稽之谈".     

论何休《春秋》王鲁说

《孟子》认为孔子作《春秋》欲当王之法,于是便产生《春秋》新王说。《春秋》以鲁为主,继而又产生《春秋》王鲁说。《春秋》新王说重在说明孔子作《春秋》的目的,而《春秋》王鲁说则突出了孔子作《春秋》的具体手段。董仲舒对《春秋》王鲁的观点作了较详尽的阐述,认为《春秋》是周之后的一新正统,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何休在《公羊解诂》中对《春秋》王鲁义理作了具体的阐释:褒贬诸侯,赞颂王化;褒内贬外,尊鲁拥王;王者当自正,恩信天下等。何休阐释《春秋》王鲁义理时有的是直承经传本意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则曲解了经传本意而随意发挥。     

董仲舒《春秋》学中的孔子先知圣人形象

考察孔子被圣人符号化的历程，对理解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及其生成机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汉人关于孔子先知神圣的看法主要来源于董仲舒，董仲舒在素王受命论的基础上，认为孔子受天命为圣人，承天命而作《春秋》，以为人世立法，孔子的神圣先知形象由是生成。     

《北方的河》与《老人与海》之比较

张承志的小说《北方的河》以饱含诗意的笔触表现了一代热血青年的人生追求。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的主人公的与命运抗争、挑战人自身极限的行动,是人类几千年的心路历程。在思想和艺术上,他们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点,又因民族的不同、时代背景的相异而各具民族特色,并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刘基与《大明律》刍议

<大明律>在中国古代乃至尔后日本、朝鲜的立法中均有重大影响和重要地位;从刘基在草创<大明律>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刘基法治主张与<大明律>的法治宗旨基本一致、以及刘基与朱元璋特殊关系三方面,推断刘基与<大明律>息息相关,从而探讨刘基法治思想上的成就与地位.     

《乌托邦》与《太阳城》比较研究

作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代表作,莫尔的<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都反对私有制,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但都无法摆脱宗教的困扰,没有重视经济基础和生产力问题.另一方面,<乌托邦>比<太阳城>更能体现空想社会主义的科学原理和思想深度.所以说莫尔不愧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人.     

再论《春秋》决狱之"原心定罪"

<春秋>决狱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是一种有重要影响的断案方式.它针对疑难案件适用独特的指导思想"原心论罪",强调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相统一的司法审判方式,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司法公平和正义.     

《郁离子》的叙述策略

刘基<郁离子>中叙述者、人物与作者的关系交错相杂,角度多变,位置转换频仍,呈现出传统散文或者传统作品中少见的复杂和丰富.作者主要采用隐含的叙述方式和戏剧化的叙述者等方式,我们从中可以窥得<郁离子>在传统文学作品叙述类型及叙述方式发展过程中所担当的过渡角色.     

春秋习用语

春秋大时代习用语,分日常、官场、战乱、外交和文化思想五方面,举当时书面习用语例,加以论证。诸凡春秋时代的社会状况、人民苦难、政治风云、文化闪耀、思想波澜、精神风貌。都可考见一二。     

论春秋时代的隐士

春秋时代的隐士常常被人与无足轻重的葫芦联系在一起,＂无益＂又＂无用＂,生命之轻承载着隐士生存之重;出仕的君子则是＂比德于玉＂;隐士不臣君主,不友诸侯,让君主难容,因而受到迫害。隐士只好或佯狂于世,或遁迹深山,以求全生。     

春秋和战国军事对比略谈

春秋和战国是同处于东周社社的两个大变革时期，其军事体制的诸多方面有明显的不同。本文试从军事领导体制、兵种的变化以及妇女的广泛参战等三个方面对春秋和战国的军制做个比较，以此展现其军制特色。     

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展原因新探

从生产力的发展、土地制度的变革、政治制度的衰落、统治者与富商大贾的扶植与引导、交通事业和货币经济的发展等方面,对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展的原因加以分析论述。     

试论春秋时期媵婚制

媵婚制作为先秦时期重要的政治婚姻形态,在春秋诸侯国政治关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文章欲借助春秋典籍和媵器铭文,探讨媵婚制的来历,认为媵婚制是原始普那路亚婚的遗存,是社会伙婚制和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政治需要相结合的产物,其标志性意义在于,媵婚制的出现表明女性社会地位进一步下降,从而彻底的沦为男性的附属,同时在媵婚制实行的过程中又存在以下几种重要方式:媵者是嫡夫人同姓(异性)诸侯国之女、是嫡夫人的侄娣,与嫡夫人之间无血缘关系。媵婚制的存在既有利于延续宗族统治力量,又有利于扩大政治联盟。     

春秋时期的嬖臣

春秋时期,国君们与世卿争夺权力的斗争十分激烈。逐渐失势的国君利用各种力量与强势的世卿抗衡,嬖臣是国君为了维护君权所依赖的重要力量之一。嬖臣的出身来源比较复杂,社会地位较低,依附于君主。他们的出现,是周代宗法制和分封制松动乃至混乱的结果,也是下层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表现。嬖臣自身的局限性和国君力量的孱弱,最终导致他们的失败。     

论春秋时期郑国的外交政策

春秋诸国林立，争战不断，郑国在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的外交策略；建国初期实行强硬霸主外交，中期采取与诸小国共通的“唯强是从”态度，后期向强国争取自主平等对弱国威兵相加。郑国这种外交政策的变化与其国内和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紧密相连，它既反映了春秋小国外交的共同特点，又体现了郑国外交的特色。     

《春华秋实集》与《元末明初浙东三作家研究》序

《春华秋实集》是一本旧体诗词创作集,王永宽著。序言作者在肯定这本创作集多有成绩、内容丰富、佳句沓来、且多白描手法的同时,着重探讨了近体诗采用平水韵这种古格的传承问题。《元末明初浙东三作家研究》是一本研究刘基、宋濂和戴良的专著,魏青著。序言作者认为此书多有佳处,全书资料扎实,不少见解颇具功力,更有发前人所未发的创获;序言中还探讨了历史上的遗民问题。     

春秋"私徒属"与战国"宾客"之比较

春秋"私徒属"与战国"宾客"同属依附于各级贵族的社会群体,但又有着显著的差异:私徒属讲求忠诚,至死不二,宾客则以势取舍,择木而栖;私徒属仕于主人,奉职尽责,宾客则有事差遣,无事闲处;私徒属视主人为衣食之本,以尽忠为其人生目标,宾客则视主人为进身之阶,出将入相,欲显身扬名于国.这种差异的形成是与春秋战国时期贵族政治向君主集权制的转变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