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中的科学传播

在风险社会中,公众对科学的信任产生危机。科学传播的目的应当是建立公众与科学家间的相互信任,而不是简单地告诉公众应当信赖的知识。信任的建立依赖于促进公众参与的,以科学论战武装起来的公共领域的建构。     

欧洲科学传播概况及发展趋势

欧洲大部分国家在科学传播方面的努力和关注度正在上升,面向青少年人群的科学传播尤为如此;政府发起的旨在加强科学家与公众交流的活动很多,非政府参与者发起的活动数量也在增加;大学、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专业机构和私人组织在科技传播中发挥主要作用;传播形式不断更新,新参与科技传播的人员也在增多。对欧洲部分国家公众科技传播活动的基本趋势、特点和地区差异等方面进行了介绍。     

科学家形象的指标权重分析

目前关于科学家形象的研究都局限在整体形象方面,对各项指标缺乏深入分析。以层次分析法研究各项指标权重,从而得出,科学象征指标所占权重最大,视觉形象权重很小,科学活动、形象等客观性指标权重很大。这意味着1)公众通过科学产品认知科学;2)公众对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并不了解;3)科学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相当客观。对此,在科学传播中应坚持去功利化、丰富科学家主体形象、加入社会语境等思路。     

澳大利亚科学传播经验浅见

前些时,我参加了中国科普研究所组织的科学传播交流访问团,赴澳大利亚访问了有关公众科技传播组织,就澳大利亚科学传播有关情况特别是科学家媒体传播能力培训工作等内容开展了深入的交流,并参观了悉尼市动力博物馆(PowerHouse Musume)。在访问中,我感受到澳大利亚在科学传播和科普场馆方面有许多可供参考和借鉴的成功经验。一、高度重视媒体在科学传播中的作用据调查显示,澳大利亚公众接受信息最主要的渠道分别是电视、报纸和广FORUM     

公众理解科学理论发展研究--对约翰·杜兰特的"民主模型"的反思

英国公众理解科学专家约翰·杜兰特所建构的"民主模型"试图通过有效的科学传播来形成正确的社会舆论,以实现公众与政府、科学家之间平等地交流,从而使公众参与科学决策."民主模型"从社会生活的现实视角将科学传播的有效性和科学决策的合理性统一起来.这样,科学研究理论中"公共领域中的科学"(the science inthe public domain)这一概念在作为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合理性基础的同时也为科学传播提供了新的诠释.所以,笔者以公众参与科学决策为镜来反思"民主模型"的现实视角、理论前提、理论内涵和理论超越,以此来确认"民主模型"站在第三次科学研究浪潮的理论平台上对公众理解科学理论发展的推动作用.     

科学共同体在科学传播中的伦理责任

科学传播是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科学意识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及与社会之间的扩散与再建构过程。科学传播伦理探讨的哲学基础有科学实在论转向科学建构论,科学功用与科学精神的背离,公众理解科学由缺失模型转向民主模型。科学共同体在科学传播中负有"保证科学成果信息的真实性与透明性;客观公正地传播科学成果的价值和社会影响;尊重公众实际理解能力,适度简化对科学知识的表述"等伦理责任。     

科学传播“民主模型”的现实意义——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理论研究

“民主模型”强调公众通过参与科技决策,同科学家、政府进行平等对话,从而实现科学传播。在交流即参与的实用主义思想影响下,“民主模型”提供的只是科学传播活动的理论构想。这就需要论述“民主模型”的实践前提、目标及方案,由此展开对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理论研究,揭示“民主模型”的现实意义。     

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的内生动力研究——基于300年欧洲科学学派代表人物科学传播动因分析的视角

要构建科学共同体是科学传播主体、科学家是科学传播主角的体制机制,关键在于激活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的内生动力。本文基于300多年欧洲科学学派代表人物科学传播动因分析的视角,对学派代表人物从事科学传播的内生动力进行研究,对我国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积极性不高的原因进行剖析,对构建我国科研与科普协同结合体制机制提出政策建议。     

科学、公众与疫情的社会治理───科学传播学的视角

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社会治理离不开有效的科学传播。传统的科学传播是“赤字模式”,旨在通过科普以填补公众在科学知识上的赤字。这种模式割裂了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对所传播知识的准确性要求高而时效性要求低,缺少科学界与公众的对话。这种传播模式的缺陷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治理中显露出来：科学家对知识生产的高度重视和对科学传播的相对忽视,影响了科学界对政府和大众决策所需知识的供给;在有限的科学传播中,科学用语与社会语言的隔阂,引发了大众对疫情风险的误解。因此,社会治理体系建设需要科学传播从赤字模式向对话模式和知识共同生产模式转型,融合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在传播中充分考虑社会情境与科学情境的差异,实现及时和有效的科学传播。     

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研究:一个综述

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理念近年来得到很大发展,以社交媒介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为科学文化和科学精神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契机。在新媒介背景下,学者们研究了影响公众理解和参与科学传播中的诸多重要因素,本文对国外学者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出科学传播实证研究的基本框架和范式,从而有助于未来深入地进行理论研究和在中国的实践应用。     

我国科学传播的异化形态研究

我国科学传播中存在一些异化形态,如科普专题节目中渲染神秘现象、科幻作品中的迷信色彩、伪科学广告欺骗大众、科技新闻报道的片面性等。这些科学传播异化形态打着科学的旗号,利用人们尊重科学的心理,宣传伪科学、反科学的内容。通过分析科学传播异化形态的成因及对策,有助于媒体发挥科学传播的应有功能,使公众正确理解科学,进而提高全民科学素养。     

探析风险社会中核电的科学传播

公众对核电安全的质疑是现代风险社会危机的一种反映。科学传播作为科学与公众的沟通渠道,是化解这种信任危机的重要途径。风险社会中核电科学传播不再是简单地告诉公众应当信赖的科技知识,而是要建立公众对科技的信赖,化解公众对核电科技的信任危机。信任的建立要基于公众关注的核电安全问题,构建公众参与和民主的科学传播"公共领域",这是一项需政府组织、企业、科技专家、公众与大众媒体等多元主体参与互动的社会系统工程。     

欧盟框架计划中基础研究与科学传播结合的政策分析与启示

很多科技发达国家都将科学传播作为重大科研项目的有机组成部分,促进公众对科研项目的了解。欧盟框架计划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增进基础研究与科学传播的结合:设置独立的科学传播板块和在非科学传播项目中嵌入科学传播内容。本研究通过对欧盟框架计划项目中科学传播的政策分析,希望能够为中国重大科研项目中开展科学传播工作提供借鉴。     

科学信息的网络化交流

网络化是科学研究人员交流信息、知识、思想的重要方式。建立有效的科学研究信息网络在今天更是形成科学共同体的无边界联盟的最好方式．它改变了科学的交流方式并提高了效率．使科学研究成为一种集约型的社会活动。     

科研与科普结合历史视角下我国科研人员科普能力建设思考

随着对科研人员参与科普的呼声日益增加，在科学研究与科学普及结合的背景下开展科学普及工作成为评价科研人员和科研成果的一项要求，近年来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法规、指南，鼓励科研人员开展科学普及工作。文章通过梳理科学研究与科学普及结合的历史以及有关政策中的相关要求，分析了科学研究与科学普及结合的必要性及存在的问题，给出提高科研人员科学普及能力的建议。     

国外主要科学资助机构推动科研人员参与科学传播的做法与启示

科研人员对科学有着较其他群体而言更为深入的理解,是科学传播工作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主体。科学资助机构作为科学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陆续开始关注并致力于推动科研人员参与科学传播,从而加强科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文章调查了国外一些主要科学资助机构在推动科研人员参与科学传播方面的举措。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科学资助机构的定位问题,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尝试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大众传媒科技传播与普及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大众传播媒介是科技传播与普及的重要工具和渠道,其在提高公民科学素质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大众传媒的科技传播力度不够、质量不高”则是造成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力提高大众传媒科技传播与普及的能力已迫在眉睫.文章以大量数据和实证案例为依据,分析了我国大众传媒科技传播与普及的基本现状,剖析了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提高我国大众传媒科技传播能力的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