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山四皓隐居与出山事迹述论

商山四皓于秦末汉初隐居在商山,在太子刘盈位危时挺身而出,使刘盈免于被废的危险。他们之所以隐居,与秦始皇、与刘邦对儒士的轻侮有直接关系。而其之所以出山保太子,体现了他们作为有正义感、有担当精神的儒士的价值追求。他们的隐居、出山和复隐,彰显了其智慧与积极进取、淡泊名利的高尚品质。同时,也为我国古代的隐逸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商山四皓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商山四皓文化源远流长,资源丰富,产业开发的潜力巨大;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环境下商山四皓文化产业发展面临良好机遇;发展商山四皓文化产业要统一认识,加大投入,提高商山四皓文化的人文景观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力度,同时要打造商山四皓文化品牌,拓展对商山四皓文化产品的开发.     

商州四皓庙四皓墓稽考--兼论商山即楚山

介绍了商州四皓庙的概况,通过资料引证和碑石佐证,得出了商州四皓墓不是"衣冠冢",而是真墓的观点.四皓的隐居地商山,也称楚山,西起商州城南,绵延至丹凤城东,四皓在商山一带隐居多处.     

王阳明史论佚文《四皓论》考

《御定渊鉴类函》收有未见于文集的王阳明史论佚文《四皓论》。本文通过考索王阳明相关文献指出,他多于诗作中援引“四皓”故事以言自身“退隐”之志,而史家所载“四皓”故事,确有不足为王阳明援引为同道之处,故而作《四皓论》以稽考相关史实对于研究王阳明而言实有其必要。     

从元白咏四皓诗看其仕隐观

元稹、白居易的唱和诗——《四皓庙》和《答〈四皓庙〉》,对四皓的仕隐行为一贬一褒,一抑一扬,针锋相对,态度迥异,鲜明地体现了二人截然相反的仕隐观。     

陕西商洛四皓墓旅游资源的开发

四皓墓是陕西商洛市著名的历史文化遗迹,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当地政府和旅游相关部门对四皓墓及其碑林园的旅游开发活动方兴未艾.在开发过程中,我们认为,要以四皓墓的文化内涵为基础,发掘其所蕴涵的潜在旅游效益,树立“大旅游、大产业、大发展”和“无旅不优”的观念,积极利用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带动区域旅游经济的增长.     

《梁四公记》对“商山四皓”之典的重构

《梁四公记》主人公高贤年迈、特性各异。四公被萧梁太子萧统礼而识之并归附于太子之事与史载中汉惠帝得"商山四皓"辅佐以巩固太子之位的情节颇为相似。其中,四公形象是对"商山四皓"形象及作用进一步细致分化的结果,但四皓在隐逸之志与人生志趣方面又不同于梁四公。《梁四公记》思想倾向更接近崇尚神异、博物的道教思想,体现了搜奇志异、博物尚奇的创作观念。     

从隐逸文化解读陶渊明

隐逸文化有道家和儒家两个源头.魏晋玄学张扬体任自然,超乎世俗,希企隐逸,使隐逸文化空前繁荣.隐逸文化哺育了陶渊明,陶渊明代表了隐逸文化的辉煌.陶渊明描写田园生活、表现隐逸情趣的诗文,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桃花源记》的写作题材与汉末以来士大夫避乱隐居的事迹有关,更蕴含着作者本人隐居躬耕生活的经验和人生况味,是他借助想象希冀改变社会现实的不朽艺术杰作,是中国隐逸文化的奇葩.     

红色文化“四渡赤水”蕴含的时代教育价值

"四渡赤水"是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谱写的一曲壮歌,其惊心动魄、波澜壮阔实为战争史中的奇迹,被毛泽东誉为一生中最得意之笔。在这场战役中,红军战士所体现出的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坚定信念的精神被称之为极具时代价值的民族之魂,激励着后人奋发图强、开拓进取。     

"四渡赤水"之文化涵蕴及其时代价值研究

"四渡赤水"之战不仅包容了丰富的军事文化思想,更体现了一种灵活机动的文化作风、知难而进的文化理念和乐观向上的文化情怀,其"文化涵蕴"对于发展老区经济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     

东汉“虎患型史事”论析

史籍关于东汉时期虎患的记载颇多,其中尤以刘昆、法雄等五位地方官吏消弭虎患的记载最为详尽。细致分析此类"虎患型史事"中人物主角的文化背景、施政举措等,可以发现刘昆、法雄等人无不深受儒家和汉王朝所积极提倡的仁政思想以及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这亦是东汉"虎患型史事"出现的深刻思想原因。     

东汉时期关中西汉帝陵的文化地位及影响

秦汉时期的关中不仅是雄视天下的"天府之国",更是当时世界上的文明与文化高地。东汉皇帝为了绍继西汉,取得文化上的正统地位,对关中西汉帝王陵墓格外重视,从开国皇帝刘秀开始,就确立了定期拜谒、祭奠关中西汉十一陵的制度。刘秀之后的东汉皇帝,大都能继承刘秀的遗风,多次亲临西京长安,祭祀关中西汉帝陵,充分显示了关中西汉十一陵在东汉政治和礼仪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文化创新视角下解读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先进的文化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一个文化创新的过程,包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扬弃,对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借鉴和引用以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吸收。文化创新视角下,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而且指导了我国文化建设与发展,同时也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变化的文化需求。     

汉代丧葬文化意识浅识

丧葬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人们生活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之一。丧葬文化又是传统文化重要的一部分,汉代作为封建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关键一环,其丧葬文化意识必然反映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哲学等各个方面的状况,中国传统的＂鬼文化＂和儒道释三家思想对汉代的丧葬文化意识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图从有关历史文献及出土资料中简析汉代丧葬礼俗所反映出的古人的丧葬文化意识。     

汉代历史文化认同意识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汉代历史文化认同意识作为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对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积极推进作用。其中,体现在史学家历史撰述与经学家历史理论中的政治统绪认同意识,与汉政权合法性的论证紧密相连;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和以神化君权、强化纲纪为思想内容的社会等级制度之汉代国家制度认同意识,蕴含于汉代维护封建制度理论的构建之中;继承并且发展了先秦儒家以礼义文化分辨夷夏的汉代夷夏之辨,表现出了浓厚的礼义文化认同意识,体现了汉代民族关系与民族观念的发展。     

清代方略与纪事本末体史书的比较研究

清代的方略，虽仍属纪事本末体，但已不同于传统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在采撰取材上不同；是一种官修纪事本末体史书；是清朝的军事战争专史，“一事一书”是它的一个鲜明特点；服务于现实政治的倾向更突出。方略是纪事本末体史书发展的新形式。     

析汉代重三老

三老 ,古代乡官 ,作为一种制度 ,真正盛行是在汉代。两汉诸帝重视对三老的褒奖赏赐 ,并把它作为国家大事记下来 ,这是汉制的一大特点。应从三老对巩固两汉统治的作用特别是三老在乡村文化中的地位及村民的乡土意识来分析它的根源     

再论“新莽代汉”的历史必然性

王莽以新代汉,长久以来被看成是一次典型的篡夺政权的事件。王莽本人也成了外戚权奸谋朝篡位的代表人物。文章力图不受《汉书》等史书中贬抑挞伐王莽及“新莽代汉”的内容的束缚,而着眼于西汉末年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状况和儒家思想的发展情况,以及西汉末年王莽的个人表现等因素,从客观和主观方面综合论述“新莽代汉”的客观必然性,从而使人们对“新莽代汉”有一个新的认识。     

再论“新莽代汉”的历史必然性

王莽以新代汉,长久以来被看成是一次典型的篡夺政权的事件。王莽本人也成了外戚权奸谋朝篡位的代表人物。文章力图不受《汉书》等史书中贬抑挞伐王莽及"新莽代汉"的内容的束缚,而着眼于西汉末年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状况和儒家思想的发展情况,以及西汉末年王莽的个人表现等因素,从客观和主观方面综合论述"新莽代汉"的客观必然性,从而使人们对"新莽代汉"有一个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