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伦理视角下西方《圣经》翻译简史探究

翻译中的伦理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翻译伦理的研究正在成为国内外当代翻译理论研究的一个焦点。从公元前三世纪至今,各种《圣经》译本不断涌现。本文选取不同时期《圣经》翻译的几个重要版本,从伦理的角度简析《圣经》翻译史。文章指出,各个时期《圣经》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运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和原则,译者的翻译伦理观受到自身的价值判断以及当时社会思想的影响,不同时期的版本体现了不同的翻译伦理。     

翻译伦理观照下的译者身份——以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戏剧为例

从翻译伦理观的角度出发。以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活动为例,对译者作为个体人、社会人,职业人在翻译活动的整个过程中所彰显的角色身份进行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所作出的选择决定无不受这三种身份的影响。这些选择与决定也必然反映出了译者的价值取向。这三者价值倾向不是孤立存在的,其相似与差异之处共同铸就了译者混杂的道德身份。     

清末时期鲁迅翻译伦理思想探析

翻译本身就是一个伦理问题,翻译伦理探讨译者对翻译职责及其翻译标准的厘定。译者由于自身生活环境的改变而导致伦理价值观的改变,从而影响其对翻译职责及翻译标准的确定。清末前期的鲁迅主要以意译为主,清末后期鲁迅提出了“直译”的翻译方法。     

翻译伦理对译者主体性制约关系探究

翻译的"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带来新的研究视角,突出了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性。但是译者主体性的不恰当发挥给翻译带来不利影响。翻译伦理体现在翻译个人伦理和翻译职业伦理两个层面上,其核心之一是"忠实",翻译伦理的作用体现在对译者主体性的制约上,只有坚持翻译伦理对译者主体性的制约关系,译者主体性才能得到正常发挥。     

从“译者责任”到“翻译伦理”——文学翻译标准再思考

后现代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入在为翻译提供多元"他者"思维、促进翻译方法多元化的同时,也给众翻译者带来不小困惑。什么是翻译、翻译有无标准被一再提问,译者责任最终要归向何处再次被提上议程。译者责任是出发点,文学翻译者所处文化的伦理规范不可避免地对其翻译产生影响。以"翻译伦理"和"翻译的伦理"两条准绳衡量译作及翻译活动,可对译者责任进行伦理规范的重新定位和理论突破。     

翻译伦理视角下《边城》英译研究

从翻译伦理的视角,主要以彻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来对比研究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的两英译本——1947年金隄和白英的英译本,1981年戴乃迭的英译本。以期找出《边城》两译本所采取不同翻译策略的背后因素,探讨中国文学外译中译者翻译伦理观的主体体现。分析结果表明,当个人伦理与职业伦理发生冲突的时候,个人伦理往往基于各种不同的因素而做出不同程度的屈服让步。     

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的贡献与局限性

切斯特曼所提出的四种翻译伦理模式对建构中国翻译伦理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翻译实践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同时它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各模式关注的伦理层面和所运用的伦理学研究方法不同、各模式本身存在着不足。此外,译者还缺乏如何取舍这四种伦理模式的标准。只有正确认识和理解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翻译伦理的研究。     

商务文本翻译的道德资本审视

翻译涉及诸多人际关系,且翻译伦理是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经济伦理的角度,用道德资本理论探讨商务文本翻译中的伦理,分析道德资本对译者以及翻译目的、手段、结果的影响,提出商务文本翻译的过程、译者的价值与道德资本价值的实现是密不可分的,译者应遵守基本的道德原则,实现道德资本在商务文本翻译中的最大价值.     

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关照下高校英语教师译者责任的思考

切斯特曼翻译伦理学理论自提出以来,对中外翻译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将翻译伦理模式归纳为四种:再现的伦理、服务的伦理、交流的伦理及规范的伦理。致力于翻译研究的专家学者们在此理论基础上纷纷著书立说,对翻译伦理学进行深入研究。作者拙文以翻译中译者责任研究为切入点,结合自身教学工作,深入思考高校英语教师这一特殊群体的译者责任及责任选择的原则。     

翻译伦理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文章认为,翻译研究回归到伦理问题,实质上是强调译者的主体地位,译者的伦理价值取向.在这一前提下,文章重点厘清与翻译伦理相关的三个方面的问题即:译者的义利问题,翻译的事实与价值判断问题以及翻译规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这三个问题相互关联,环环相扣,共同构成翻译伦理研究的基本框架.     

翻译伦理视角下外宣翻译研究——以抗疫援助物资标语的汉英翻译为例

外宣是讲好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本文以切斯特曼提出的翻译伦理模式为理论框架,对新冠疫情期间中国援赠各国抗疫物资所附标语的英译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外宣翻译中译者需要遵循翻译伦理,承担起译者责任。在翻译抗疫物资所附标语时,译者会从标语的语言特征、文化内涵、中英文语言差异、政治因素等多角度考虑,确定翻译的焦点,选择遵循的主要伦理模式,并采取具体策略完成翻译活动。     

翻译伦理视角下《红楼梦》译本对比

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主要途径,翻译活动需要处理原文作者,原文,译者、译文和译文读者等各方面关系,需要伦理学的指导。客观公正的伦理观有助于缓解文化冲突,弘扬人类优秀文化。《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杰出代表,不同的翻译译本代表了不同的翻译伦理模式,文章从翻译伦理的视角,从成语典故、宗教文化、习语文化翻译三个方面,对《红楼梦》两译本进行比较和分析,探索两译本所采用的不同翻译伦理模式。     

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下《西厢记》英译比较研究

伦理维持着社会秩序,制约着人们在交往中的行为。本文以切斯特曼提出的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和规范伦理四个翻译伦理模式为理论框架,以《西厢记》两个英译本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这四种翻译伦理模式对译者翻译策略及相应的读者阅读效果的影响。     

翻译伦理与伦理翻译:翻译伦理研究的反思

翻译伦理研究应该区分翻译的伦理与伦理的翻译两个概念。翻译伦理是对翻译活动本质的哲学思考。翻译的伦理与语言伦理相关联,其目标在于尊重异质的文化他者,保留原语中异的文化特征,从而在丰富目的语的同时,实现原作的重生。伦理翻译是指翻译活动中译者由于在内在伦理或社会主流伦理价值观的影响下,对文本中伦理关涉因素的"改写"。它是"文化转向"对译者主体翻译策略的影响,体现的是译者的主体伦理。     

我国翻译伦理研究评述

国内有关翻译伦理的研究越来越丰富。本文就我国目前的研究成果做了三点总结:首先翻译伦理的概念界定研究颇多,研究核心问题基本一致;其次翻译伦理模式分类多样化,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地翻译策略;最后译者伦理的建设也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并出现众多的译者伦理建设的研究。翻译伦理研究使我们对翻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平衡了作者、译者和读者三者的关系。     

论译者的翻译伦理行为选择机制

价值伦理学是传统伦理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价值论转向的新生产物,在翻译研究中译者的价值取舍决定翻译行为和翻译策略。本文以回归伦理的翻译研究与伦理学的价值论转向为基础,探讨伦理学的价值论转向对翻译伦理研究在理论认识和研究方法上的启发,尝试构建译者的翻译伦理行为选择机制。     

翻译操作的外向型微观伦理:信息流与翻译策略选择——看《麦田里的守望者》几译本策略差异

翻译伦理针对的是翻译活动中涉及到的各种关系。而我们通过所说的翻译伦理更多的是译者的伦理。该文从信息流的输入与翻译策略的选择入手,以韦努蒂翻译伦理中的因地制宜伦理和"忠实"的伦理为理论指导,以翻译规范的目的 (明晰、真实、信任和理解)为框架,对《麦田里的守望者》这一经典文学作品的几个译本进行比较,为今后译者提供一定实践参考价值。     

从翻译策略看译者的伦理取向——以古诗英译为例

翻译作为跨文化的社会交际行为,势必会受到伦理的制约,而译入语文化的规范和当时的文化需要则一直影响着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价值判断和伦理取向。文章从翻译伦理的角度,以古诗英译为例,探讨总结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三种伦理取向:尊重保留、归化屈从和中立调和,希望为当代典籍翻译拓宽理论研究的视角。     

翻译中的文化异质——从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角度

本文首先描述了近年来翻译伦理的发展,解析了切斯特曼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并从这些伦理模式角度研究翻译中的文化异质。最后作者进一步强调翻译伦理模式的动态性:在实际翻译中处理文化差异时,译者首先应尊重外国文化,遵循再现原则;各伦理模式不可兼顾时,译者需要在忠诚原则的限度内作出适当调整。     

文学翻译译者的地位和自我定位

本文在现有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基础上,对传统翻译观中译者角色确定表示质疑,并提出"译者自我定位"概念,即"译者在动态过程中有意识地选择自己的位置和角色",从而尝试重新确定文学翻译译者的地位。本文旨在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什么是译者适合位置?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自我定位?为解决该问题,作者对影响译者自我定位的主要因素以及译者自我定位在实际翻译过程的体现作出分析,并提出文学翻译译者三个基本的定位:文化传播者、文学再创作者和协调者,从而为"译为所有"找到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