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田舜年案”看康熙朝容美土司未改土归流的原因

康熙朝发生的“田舜年案”,导因于容美土司与地方官、容美土司内部之间的矛盾,围绕“田舜年案”的处理,引发了容美等土司改土归流问题争议。康熙帝鉴于漠西蒙古的威胁、湖广苗疆形势严峻、容美土司周边局势等原因,对“田舜年案”涉案土司及官员以革职、安插内地、降级、罚俸等处置,并未对容美土司实施改土归流。     

容美土司与南明政权的政治关系变化探究

明清交替之际,容美土司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利益,不断转向,寻求新的强大的依靠对象。前期出于对明代忠君和感恩,选择了与新建的南明政权合作。后期随着清军入关,加之与农民军势力的交恶,容美土司与南明政权的合作关系破裂,归顺了清朝。     

从搬演《桃花扇》看容美土司的共同体意识

康熙四十二年（1703）,无锡文人顾彩受邀访问容美土司,他惊奇地发现：清廷禁演的戏曲《桃花扇》竟然在土司衙署内隐蔽演出。该事件既与容美土司热爱戏剧的传统有关,也与容美土司与主体民族深度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共同体意识有关。其共同体意识蕴含了容美土司对内地经典艺术文化崇拜的表层意识、拥护大一统正统国家的深层意识、与明王朝创造辉煌历史的共同记忆以及对已灭亡的明王朝国家的怀恋。戏曲《桃花扇》的“明喻”与容美土司共同体意识的“隐喻”双向奔赴,转化为土司对国家、中华民族认同的集体仪式。     

明清时期容美土司与朝廷交往策略研究——以武陵地区为例

明清时期土家族与中央朝廷保持良好关系,离不开土司对中央地方关系的悉心经营.以容美土司为例,武陵地区土司利用朝贡机会以特产投上所好,利用军功表达忠心并体现重要性,利用金钱开道和以文学交友,成功结交皇帝和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员,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从而实现本民族的大发展.一旦土司丧失与皇帝、高级官员的私人情谊这种纽带关系,生存环境势必恶化,危及统治.     

论明清两代“预制土官”策略及水西土司的政治抉择

明清时期封建王朝利用彝族土官对水西进行治理,其间经历了一些比较大的政治制度变迁",预制土官"策略的实施和水西土司的政治抉择对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土司制度源流新探

土司制度是中国古代中央政府治理边疆最有效、最悠久的政治制度之一,纳贡获中央认可、土人治理本土和家族世代世袭是土司制度的三大特征。土司制度萌芽于夏商周秦时期的羁縻政策;土司制度的前奏为汉魏隋唐大姓,土司制度的雏形是隋唐时期的羁縻州县制;宋代羁縻州县逐步衰落,土官制度基本形成;元代继承发展了宋代土官制度;明代土司制度达到鼎盛并开始改土归流;清代土司分为文土官和武土司,土司制度逐渐衰落;1958年土司制度彻底终结。     

凤山土分州土司制度述略

从东兰土州到凤山土分州的设置,东兰韦氏土司虽然失去统治领地的半壁江山,但仍然拥有一席之地的统治地位。从微观层面追溯凤山土分州的由来及其同知衙署选址的变迁,厘清凤山土分州土司的行政组织、经济制度、兵役制度、司法制度、教育制度的演变过程,探寻凤山土分州土司制度的特征,无疑颇具当代价值。     

论明清之交容美土司的对外策略

明清之交,面临南明、清廷、农民军和吴三桂等势力在鄂西南地区的交织,加上周边土司的制衡,容美土司选择了以自保为主的对外策略,尽量避免与各种势力产生正面的冲突.这种策略不仅保持了土民社会的基本稳定,还为容美土司家族文化的传承和复兴赢得了时机,更为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创造了条件,对土家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走向有着深刻的影响.     

明清易代之际容美土司的桃花源隐喻探析——以《容美纪游》为中心

容美土司在明清易代之际曾接纳过大批前来避难的汉族文人。清代文人顾彩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不但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前往容美游历,而且作《容美纪游》记录旅途所见风土人情,发出容美即为“古桃源”的感慨。容美得以成为桃花源隐喻的原因,既与容美与世隔绝的地理位置、壮美的自然风光、淳朴的社会风气与“帝力难至”的宽松政治环境有关,也可从“文化沉积带”与“赞米亚”的角度挖掘其背后隐含着的文化地理学的深层意蕴。     

简析彝族土司统治区的土目组织——以乌撒彝区为例

彝族社会的土目是元代土司制度建立过程中出现的汉语土语名称,然其原生形态,可上推至彝族君长制度形成之时。彝族乌撒地方政权,由君长到土司,雄踞乌蒙山区一千多年,统治地望跨越今云贵两省边区。一直延续到土司制度的终结。其政权的统治基础是土目组织与分治。对乌撒政权所辖范围土目的形成和历史演变进行探索,可揭示出君长或土司政权基础的土目兴衰过程的一般规律。     

近十年武陵地区土司文化遗产研究综述

对近十年武陵地区土司文化遗产研究做了梳理与归纳,从土司文化遗产内涵及土司文化遗产保护两个方面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概述,并指出目前武陵地区土司文化遗产的研究不足及未来展望。     

论边缘族群的国家认同模式--兼议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历程

基于"五服"的族群观,古代中国自战国起便延续着"边缘——中心"的族群结构,边缘族群对中心的认同也表现出离散错位式、矛盾式、依附式、抵制式和主体式五种认同模式。从历史看,容美土司国家认同显然沿着一条较理想的路径前进。在这一路径中,"边缘——中心"的误解不断化解,边缘族群的国家认同不断加深,内涵不断丰富,进而促进了一个向心的边缘的形成与稳定。     

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地方职官杂考

出土资料中有很多文献所遗的汉代职官,如均平官,有均长、均监、平丞、酒平;太守府属吏,有助府佐、用算佐、小府啬夫;地方县官,出土资料所见更多,有狱丞、官啬夫、官有秩、录事书佐等;里吏,有里唯、里治中、唯长史.这些内容可补传世文献资料记载的汉代官制之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明代致仕官员概观

明代致仕官员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官员的致仕形式主要有以老致仕、因病致仕、以养亲致仕、被强令致仕、官场失意等等；致仕官员享有物质照顾和政治特权，并接受明政府的管理；致仕官员以其自身的社会活动在地方上发挥着“正”、“负”两方面的作用。     

明代臣僚封爵制度略论

洪武初年定五等爵制,皆须军功,有大功方可封公、侯。武官因袭替制度的存在,故最低封侯,以下世袭指挥使。永乐以后伯爵规格提高,武官有功则封伯。而明初文官在严酷的政治气氛下难获封爵,故子、男长期虚置,逐渐废革。此外,《大明律》文官封公侯条件极高,故此后文官有大功亦止于伯爵。宣德以后,臣僚封爵即落去职事官衔,爵位与职事官衔并立的局面终结,勋臣只出任差委。明代封爵待遇较唐宋优厚,但祖宗之制与明中后期政局的变化产生矛盾,文官地位崛起而不许封,武官地位日渐低下而难获封,使爵位在百余年中仅为承荫袭爵者把持。     

"裁流复土"与莫氏袭官--广西忻城土司秘史之一

忻城莫氏世袭土司历经三个朝代,长达500多年,为壮族史、中国史所罕见。本文试以历代土官及官族诗人传于后世的诗、文、楹联、宗谱钥匙,揭示莫氏袭官历史之秘,让人们更具体更多地了解忻城“裁流复土”与莫氏袭官的情况,为研究壮族土司史、壮民族史提供一份翔实的材料。     

试论明代王府官铨政制度

王府职官是自汉代正式形成的,专门辅导宗室、管理藩府日常生活和行政的特殊职官群体。明代对王府官的铨选、考核、升转和致仕的重视程度与宗藩地位的变化有莫大的关系。明代王府官铨政制度以正统为界,先后经历了由重视到歧视的更替过程。正统以后,王府官铨政制度的弊端导致了王府官庸、劣、老病问题日益突出,这是与明中后期藩禁制度的形成,宗藩权利受限以及明廷为解决"选人—官缺"供求矛盾休戚相关的。     

中国现代官德定位辨析

官德定位问题是困扰官德建设的一个实质性的理论问题,官德定位的准确明晰有助于加强官德建设,增强现代官员的道德水平,有利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树立现代官员的良好形象.本文试就现阶段官德的定位问题及产生的歧义进行论述和分析.     

清初俸禄制中的满汉差异

清初俸禄制中的满汉畛域明显表现在雍正三年之前,因存在时间较短,其重要性往往易于被人忽视。清初俸禄制中的满汉差异,是清朝官制中民族畛域问题的一个具体表现;是揭示满汉官政治待遇不平等、满洲统治者"首崇满洲"的治国理念,及其民族政策演变过程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试论明代官史考察制度

明代官史考核制度在中国官史考核制度发展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而官史考察制度又是明代官史考核制度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从考察制度的发展演变、外官考察制度、京官考察制度、考察奖惩制度以及考察救济制度等五个方面对明代官史考察制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对其中若干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或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