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治的宪政基础

宪政的精义是“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刑法是被称为“善良公民的大宪章”,那么刑事法治首先就要依宪法而治,刑法的目的和精神也应是随着宪法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是为了保障人权为其终极目标的。因此,刑事法治要以宪政作为它的基础。     

善治:和谐法治的价值追求

随着现代法治文明的发展,个人人格得以确立,社会中的公民意识,包括自由意识,平等意识和主权意识日益健全,处于全面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的和谐,应该是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互动状态下形成的“和谐”。本文在阐释和谐法治的理念和善治与和谐法治的内在关系的基础上,提出法治的真正价值即善治,并以此建构一个具有中国特点的和谐社会：即一个公民社会而又超越于一般公民社会的社会,一个以公正和正义为维度的利益均衡的社会,最终必然是一个“良法善治”的法治社会。     

试论刑事法治对人权的保护

人权需要法治的确认和保护,以免受到社会其他公民和国家公共权力两个方面的侵犯.根据依法治国的要求,我们应当树立正确的刑事法治观,既要重视刑法在惩罚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作用,也要重视刑法在保障人权方面的作用.罪刑法定原则是依法治国在刑事法领域的具体要求,它在国家刑罚权与公民的自由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从而保证刑法既能有效地打击侵犯人权的犯罪,又能防止滥用刑罚权侵犯人权.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人权,应当慎重适用死刑和注意“严打“中的人权保障.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完善——确立司法审查制度

刑事强制措施是一个国家的民主与法治程度的重要度量器。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在实践中存在越权行使权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不够或侵害涉讼公民的合法权益等缺陷。为了适应社会转型时期的客观需要,有必要进一步对其进行完善或重构。完善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既有利于追究犯罪,又有利于保障人权。     

对宪法权利的法律保护及其规律的思考

宪法是人民契约的产物,是国家权力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宪法权利是利益的综合保障权,是“合法”、“合理”、有效的法律权利。因此,宪法赋予了每一个公民参与法治社会的基本的“行为可性”相对公民而言“宪法权利”基本价值属性是“法治性权利”。     

我国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

刑事政策与刑法是保障社会安定的两块基石。宏观上,刑事政策对刑法的制定与实施具有指引作用;微观上,刑事政策的制定与实现又要受刑法基本原则的制约,司法领域必须在坚持罪刑法定的基础上合理运用刑事政策。做好刑事政策与刑罚的衔接,对我国法治社会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论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

现代民主法治社会,权力须以权利为出发点与归宿.不论是权力对权利的积极保护,还是权力对权利的消极限制,皆以人权保障为首要价值.政府基于对社会连带关系、公共利益、实质人权保障的合理考量,获得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正当性,然此种限制亦必须遵循一系列严格的合法性要求,惟其如此,方能实现民主法治与人权保障的和谐统一.     

刑事违法性概念再认识

刑事违法性是刑法学之重要范畴,从其与刑事权利、刑事义务的统一关系来看,是指行为对作为整体的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特别是刑法规范的违反,即为刑法所不容许,并且有违反刑事义务、侵犯刑事权利的性质。刑事违法性应只是对实体刑法的违反,不包括对刑事诉讼法的违反,具有明确性、稳定性、客观性、法定性和可操作性的特征。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程序衔接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程序的衔接不仅是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而且还包括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的行政行为与刑事司法程序的衔接。行政程序和刑事司法程序对于当事人权利保障标准不同,而且证据合法性转化存在困难。究其原因,一是宪政秩序观照下的程序法治没有受到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重视;二是对检察监督范围的检察监督理论缺乏学术共识,存在分歧;三是地方分权制度形成的权力地方化朋党结构,使法制难以统一。解决对策宜为强化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制定专门的行政程序法,完善刑法、刑事诉讼法与行政程序法的程序联系,强化检察一体化领导体制。     

中国刑法理念的现代化

今天的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刑法必须进行现代化的变革。中国刑法的现代化首先是刑法观念的现代化。形式意义上的罪刑法定主义实质是社会本位,只能“入罪”而不能“出罪”的犯罪构成缺失人权保障,过于追求报应或社会效应的重刑主义浓厚。这些观念问题反映出重社会利益轻个人利益、重国家权力轻个人权利的倾向。以以人为本、关注个人权利保障的基本理念为导向来构建中国现代化刑法应该是中国刑法的基本路径和必然选择。     

关于建立罪犯司法救济机制的理论思考

司法救济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罪犯应当拥有司法救济权并且不得克减.建立罪犯司法救济机制的必要性在于可以实现保护罪犯基本人权、预防犯罪、制约权力、促进监狱治理法治化等目的.建立罪犯司法救济机制必须抛弃特别权利关系理论,树立基本人权理论,承认刑事执行行为是行政行为,形成权利救济的法治观念.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若干问题研究

201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3条规定了对三类特殊案件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从法律层面上看,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存在着诸多问题;从司法实务上来看,该制度已经成为侦查机关获取逮捕证据、赢得取证时间以及规避国家赔偿的重要手段,容易对被追诉人合法权益造成侵犯。为了完善人权刑事司法保障,实现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目标,必须对该制度进行合理化改造。     

立案监督程序的现状及其完善途径

刑事立案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的启动程序,加强刑事立案监督程序是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通过剖析我国刑事立案监督程序存在的诸多问题,在立足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刑事立案监督程序的设想。     

新刑诉法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相关制度探讨

新刑诉法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明文规定,是在程序方面对刑法修正案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相关制度的实体法上的对应。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相关制度的研究,可以探求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减少其回归社会难度的路径,以图推进我国法治文明的进程。     

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价值

罪刑法定原则的经典表述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其核心价值就是限制权力,保障人权。我国刑法是人权保障的最后防线,为了保障人权,我国刑法大部分是禁止性的法律规范,也就是说我国是通过刑罚权的行使来达到保障人权这一终极价值,但为了防止刑罚权的滥用,我国刑法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首要原则,以保障人权。[1-2]     

通讯监听行为的法律规制

通讯监听是侦查机关在刑事诉讼实践中经常采用通讯监听这一种技术侦查手段,该项行为直接影响到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言论、通讯自由、隐私权等基本权利和自由,因而会发生“控制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利益冲突。在中国,由于对通讯监听行为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因而应当以法律形式对通讯监听的案件范围、适用对象、前提条件、审批程序、实施期限、执行措施以及监听材料的具体使用等进行合理规制,以使它能够在正当法律程序范围内规范运行。     

新刑事诉讼法排除合理怀疑规定评述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刑事证明标准做出了调整,将“排除合理怀疑”写入刑事诉讼法,这是我国对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解取得的巨大进步。排除合理怀疑的做法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早就存在,只是本次刑诉法修改才将其纳入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我国证明标准下的“排除合理怀疑”应该有不同于英美的中国式解读,对于其在我国适用时可能出现的问题,也应在我国法律框架下提出解决方案。     

刑事政策概念辩析

刑事政策,是国家政权机构创制而由国家与社会多重力量加以实践,针对犯罪和相关行为及其行为人,由法律和社会诸多手段协调组成的,旨在控制犯罪,维持社会治安的策略与方案的系统。刑事政策的价值目标应当是控制犯罪。刑事政策的决策主体只能是国家政权力量,但是,刑事政策的执行并不排斥甚至需要社会团体乃至公民个人的协同配合。刑事政策的客体,不仅针对行为,而且针对有关行为人。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关系到人权的保障和国家刑事司法权力的规范,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证据规则。但是,我国仅确立了十分有限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未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并且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应当在修订《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确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保障人权和规范刑事司法权力。     

刑法价值的立法与司法选择

章通过新刑法所体现的价值取向的评析，结合我国法律传统和现实，提出实现刑法法治化所应采取的人权保障优先的刑法思想。并结合司法实践，从刑事司法程序、定罪量刑和刑罚的执行等几个方面来论述当面对刑法价值的冲突时如何做出两难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