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芥川龙之介的作品《龙》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大正时期代表作家之一,他创作了许多历史小说,借古讽今。本文着重分析其作品《龙》,结合时代背景,通过与原典的比较,从时代、社会、女性学的角度探讨该作品的主题,加深对芥川的了解。《龙》和原典相比,故事中增添了女性形象,且故事的结局也不同。这些不同在使得小说情节更丰满的同时,也使得故事有了更深的含义。谣言的广泛传播,以及最后的龙的出现实际上表现了平安时代的男性中心主义社会中处于边缘的女性对男性的报复、胜利。     

论芥川龙之介小说的叙事视角——以《竹林中》《报恩记》和《袈裟与盛远》为例

日本短篇小说家芥川龙之介在其小说创作中有意识地采用了多种叙事策略,尤其对不同叙事视角的娴熟运用,为小说增添了耐人寻味的审美艺术效果。作者在《竹林中》采用了转换式和多重式内聚焦相结合的叙事视角,在《报恩记》中使用了转换式内聚焦,在《袈裟与盛远》中使用了多重式内聚焦,不同叙事视角的使用也为文本带来了不同的艺术魅力。     

论芥川龙之介文学的国际化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大正文学的代表作家。芥川龙之介的文学在其逝世80年后的今天仍在世界上享有盛誉,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际性作家"。在教学中为了帮助学生理解芥川龙之介文学的国际化,可以从芥川文学国际化的具体表现入手,深刻剖析芥川的博学、芥川文学的特色和芥川文学所具有的极高的艺术性,从而使学生理解芥川龙之介文学国际化的积淀、条件和必然。     

芥川龙之介小说《梦》的“后印象主义”阐释

芥川龙之介为了实践“没有完整情节的小说”理念,对其晚期创作的小说《梦》的叙事模式进行了大胆创新,借鉴后印象派画家高更的“立体综合主义”理论,小说叙事由客观再现转向主观表现,用梦境、直觉、本能对抗与消解理性,具有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些特征。但因其受困于“人工”与“自然”的悖论,导致其对主体性的追寻不够彻底。芥川龙之介的死是时代的悲剧,他的一生是“美神与宿命”互搏的一生。     

芥川龙之介怪谈小说气韵浅析 ——以《地狱变》为中心

由于坎坷艰难的人生经历与融贯中西的阅读积累,芥川龙之介的创作呈现出哀怨玄奥的风格特点,具有极高的审美趣味与艺术造诣,这一点在其笔下的怪谈小说中得以突出显现.从芥川龙之介的人生经历与个人气质出发,以小说《地狱变》的具体内容为中心,分析了其笔下怪谈所具备的独特气韵.     

《哈姆雷特》与《竹林中》的鬼魂叙事研究

鬼魂叙事有着悠久的历史,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和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竹林中》即是两部“鬼魂叙事”的的经典作品。两位作家都发挥丰富的想象书写了“冤魂”的自白,然而“话语”的世界同样是一个迷宫。在复仇和“人性本恶”的主题之下,老国王鬼魂现身的背后是被生者记忆从而延留人间的渴望,而武士死后借巫女之口的陈述让本就迷离的真相更加遥不可及。鬼魂叙事的限制视角和主观话语,催生了无限可能。莎士比亚和芥川龙之介通过各自的作品,共同表现了“言说”的力量和对生与死、真与假的思考。     

黑暗中的栖息者--穆时英《夜》、芥川龙之介《鼻子》解读

穆时英的《夜》与芥川龙之介的《鼻子》关注了同一个意象“鼻子”，具有相似的叙事结构，共同揭示了人及人的生命的虚无与荒诞。“世纪末”思潮影响下的相似的生命现形成了两个文本的内在的统一性，从而显示了二人共同的现代性与深刻性。     

从北斗星的意象赏析芥川龙之介的《杜子春》

《杜子春》取材于中国唐代传奇《太平广记》中的《杜子春传》,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通过童话式的再创造,使其焕发了新的生机。此作品改写前后．人物、主题等均有显著的变化。本文从自然景观——北斗的意象这个崭新的角度简要分析作品主题。分析认为,北斗星在此短篇中频繁出现是暗指仙师铁冠子作为杜子春人生导师的隐喻。     

芥川龙之介《罗生门》中利己主义思维的解析

《罗生门》作为芥川龙之介的代表作,充分的揭示了人类在利己主义思维下表现出来的人性的丑恶。本文将《罗生门》小说与其取材的原著《今昔物语集》中故事进行了比较,并对文中表现出的利己主义思维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为分析了小说人物在两难选择、利己主义驱使下善恶转化的人性转变的复杂性提供参考。     

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的中国观

芥川龙之介1921年受大阪新闻社的委托来中国创作的《中国游记》,在发表之初就引来很多关注.而近年来,又有不少研究者对其中国观颇感兴趣,发表了诸多或褒或贬之论,其中不乏片面之辞.运用辩证的方法看待《中国游记》的中国观,才不至于观其一隅而失之偏颇.     

《竹林中》:不可靠叙述及深层认同

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的创作目的并不在于探求故事的真实面目,作者意图缔造一种叙事策略,通过种种表面的不可靠叙述技巧伪装其真实意图,调整甚至麻木读者对真相的获取欲望,而转而追求各个独立叙述过程本身传达出来的真实。本文的侧重点在于挖掘潜藏于技巧之中的不可靠叙述因素并予以事实佐证,同时,通过分析作者遗留的形式上的可靠因素及文本自身的叙述话语,最终找到具备隐含作者深层认同的价值观念。     

心灵的颤音--《罪与罚》的写作技巧评说

俄国十九世纪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格、作品历来为人们评说,但对其小说的审视及评价,更多的是建立在意义层面之上,而对小说写作技巧的关注还远远不够。作为思想家和艺术家的陀氏能够以客观的艺术方式和写作技巧来表现另一个性、他人个性,是他对小说创作的独特贡献。     

赫尔曼·麦尔维尔短篇小说的叙事特点

赫尔曼·麦尔维尔一生的小说创作,大致可以分为前期的长篇阶段和后期的短篇阶段。《文书巴托尔比》是麦尔维尔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关于这篇作品与他前期创作之间存在的联系,以及这篇作品本身的叙述特点是研究麦尔维尔创作的关键点。借助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文书巴托尔比》叙述中的反讽做一个细致的分析,可以说明麦尔维尔悲剧性的世界观在长篇创作之后的发展,以及在写作中曲折的表现形式。     

论《古镜记》的叙事艺术

《古镜记》作为唐代文言小说的开山之作,在叙事艺术方面有突出的特点。《古镜记》的叙事艺术主要表现在叙事角度和叙事时间两个层面。从叙事学研究理论出发,通过对叙事角度和叙事时间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可以获得对作品所蕴含的叙事艺术的整体把握。     

众声喧哗中的探寻--评李洱长篇小说《花腔》的叙事艺术

李洱的长篇小说《花腔》考述了知识分子的“历史”,在对碎片般的历史的追述与审视中,他采用了多种多样的叙述策略,打破了以往的说书传统,寻求多元话语的对话,激活并重建了小说与现实和历史的联系。在小说的讲述上,《花腔》打破了只有一个叙事主体的革命的叙事,采用了多元主体的伦理的叙事,展示出个人命运在历史中的无奈,对传统价值观念及个人生命的终极价值作出了尖锐的质疑和思考。     

试论叙事学视野下《墓碣文》的话语模式

鲁迅《野草》中的《墓碣文》全文仅300多个字,故事情节基本上以话语形式展开,包含了＂独白＂和＂对话＂两种话语模式。在叙事学视野下,分析这两种具有不同表达效果的话语模式,是挖掘鲁迅精神世界和灵魂深处动态的两把铁铲,也是更好地开启鲁迅复杂的情感体验和思想矛盾之门的两把钥匙。     

《叔叔的故事》的叙事解读

中篇小说《叔叔的故事》具有独特的叙述模式。在故事层面上被完全解构成了一个不确定叙述,在叙述层面上也是由于叙述者的独特位置,视角的选择、以及它的元小说因素,在小说叙事层面上也造成了一定的颠覆与解构。但这样一个颠覆性文本却在小说叙述形式以及对历史对永恒人幽的探寻上都开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使得这篇小说具有了耐人咀嚼的韵味。     

独白与对话──论明清传奇戏曲的抒情方式

戏曲艺术的代言体有独白与对话两种最基本的表现形式。独白一般表现为三种方式,即人物形象代作家立言、人物内心情感的外泄和人物内心主客体对话。以文词派传奇作品为代表的人物代作家立言的独白方式和以汤显祖传奇作品为代表的人物内心情感外泄的独白方式,奠定了明清传奇戏曲抒情方式的基本特性,展示出明清时期文人曲家复杂的文化心态。在明清传奇戏曲中,既运用曲词进行对话,也采用曲白相生的对话,多种对话方式转换自如,浑无痕迹,形成多声部的抒情场面。与独白相比较,在戏曲作品的对话中,多种声音竞相鸣放,都具有对话的平等性,这就表现出对唯一的话语权威的反抗     

独白·对话·回应--历史视野中的道德教育走向

从独白道德教育到对话道德教育是道德教育的一个进步,但是对话道德教育的不足导致在实际道德教育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因此,道德教育需要进一步走向回应道德教育。回应道德教育强调教师要回应学生的吁求,并承担起学生成人的责任,从而为学生创构一个良好的成人环境。回应道德教育的提出不仅顺应了语言发展的历史,而且也解决了传统道德教育中的诸多不足,因而是道德教育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基于语篇发生的叙事言语行为链研究

叙事本质上是一种复杂而特殊的言语行为系统,是由一个个微观言语行为组成的行为序列,序列中起统领作用的微观言语行为决定了整个宏观言语行为的核心意图。在对白中,如果对话中叙事言语行为的方向是一致的,各行为链之间的能量相当,就能共同向前推动整个对话叙事言语行为的发展。如果对话双方的言语行为方向不一致,能量失衡,叙事言语行为就高低起伏呈韵律性发展。旁白作为重要的叙事手段,也有主副行为之分,其所带的能量不对等,这些叙事言语行为也呈韵律性发展。独白的叙事言语行为会随着人物内心活动的变化而呈现曲折性发展,独白叙事言语行为的语篇发展也是在这种动态发展中韵律性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