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教子故事（连载）

5.司马谈勉子著《史记》司马谈是我国西汉时的一位著名史学家。在汉武帝统治前期,一直担任着太史令的职务。他是一位饱学有识之士,热爱祖国历史,关心现实政治,对自己的史学事业十分忠诚,而且很重视对儿子司马迁(公元前145～前90)的教育。司马迁在父亲的教导下从小就刻苦读书,“年十岁则诵古文”。为了让儿子能继承自己的史官事业,司马谈让儿子向当时的名学者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古代历史文献。但是,当时还没有发明印刷术和纸张,书籍本来很少,再加上秦始皇焚书坑儒,仅留下的一点断简残篇上不但记载简略,而且不少事还互相矛盾、真假难辨。司马…     

司马迁与《史记》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他就是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卒年不详。他的先代,世世为周代的史官。父亲司马谈,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精通天文、历史、哲学,在汉武帝初年时曾为太史令。司马迁年少好学,聪慧有志,并喜欢各处游历,访古察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才     

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一前90年)字子长,夏阳龙门(今陕西省韩城县)人,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出生于一个世代为史官的家庭里,自幼刻苦学习,博览群书,尤专于历史文献典籍。父亲司马谈就是有名的史学家,司马迁从小就具有较好的学习环境,对他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史学家影响很大。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做了郎中。郎中守卫宫殿门户,管理车骑,随从皇帝出行。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广泛的漫游,考察史迹,采访传闻,收集史料,了解风俗民情,游踪几…     

第十三讲 史记

我们称赞一个伟大的学者或者一部伟大的著作,常用四个宇:博大精深。其实真正符合这四个字的极少极少,在这极少极少的人和著作中,司马迁和他的《史记》是当之无愧的。先说“博”。司马迁生长在一个世代史官的家庭,他的父亲司马谈担任“太史令”的官职,相当于今日的图书馆馆长或历史博物馆馆长。汉代以前大量历史资料都收藏在他那里,因     

“司马谈作史”说质疑

司马谈作史,初唐时提起,之前并无此说。此后直到清代以前,学者只凭想当然,予以断定。清人方苞、俞正燮等根据对《太史公自序》的理解,从《史记》中寻找司马谈遗文,开考证之先河。王国维根据《刺客列传》等三篇的赞中提到公孙季功、董生、他广、平原君子俱与“余”有交往,而此数人行辈“远在司马迁之前”,推测文中的“余”是司马谈。以顾颉刚为代表,后世学者据此认定司马谈作史,并不断推衍,持论也更加肯定。其实,此说立论的文献依据有问题:其一,《太史公自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其中的“先人”所指并非司马谈,而是世为史官的司马氏先祖和孔子。其二,“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只能是司马氏先祖和孔子“所次旧闻”,并非司马谈作史之断限,更非《史记》著述的目标。其三,即使《刺客列传》等赞中的“余”就是司马谈,也不能证实司马谈作史,而只能说明司马迁引父语入赞,班固著《汉书》即依此例。总之,“司马谈作史”说,因文献不足征,只可存疑,不能确定。     

司马迁与班固

一、司马迁著《史记》司马迁是中国史上以历史家著称的第一人。他字子长在公元前145年（一说135年）生于龙门（今陕西韩城）,约死于前90年。先世原是周朝的史官。父亲司马谈在公元前二世纪后叶官太史令,有二十几年之久。父亲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能言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各家之学的短长。所论六家要指,是继承了《荀子·非十二子》、《庄子·天下篇》、《韩非子·显学》批判精神之绪余,并接受了《吕氏春秋》以后总揽百家语之影响的重要论述。父亲因职务上的方便,得以广泛接触古今典籍,并向往先人久绝的世业,重视孔子作《春秋》的历史贡献,有志于历史的论述,但没有能及身实现这个志愿。司马迁答应了父亲,作为一个庄严的任务来完成遗志。后来写成了《史记》一书。     

司马迁与《史记》

我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 ,约生于公元前 14 5年 (汉景帝中元五年 ) ,约卒于公元前 87年 (汉武帝后元二年 ) ,字子长 ,左冯翊夏阳 (今陕西省韩城 )人。司马迁基本生活在汉武帝时期 ,他父亲司马谈是汉朝的太史令 (负责管理国家历史和天文的官 ) ,卓越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十岁时到长安读书 ,跟随当代著名学者学习 ,不仅阅读许多书籍 ,而且反复思考 ,深入钻研。二十岁时 ,开始漫游祖国大地 ,考察历史遗迹 ,探访风俗人情。其父太史令司马谈死后 ,公元前 10 8年 (武帝元封三年 )司马迁接任太史令 ,有机会博览和整理汉朝政府所藏…     

司马迁父子撰史指导思想异同论

《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人的心血结晶。司马谈身为太史时,便志欲撰史,但因不得参加汉武帝的封禅盛典而患病离世。临终前,把撰史这一宏大志愿托付给儿子司马迁。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完成了史书的编纂述著。司马迁在撰史中,对其父的撰史指导思想是全盘接受,还是部分采纳?父子两人的撰史指导思想是完全相同,还是有异有同?历来在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中,显然忽略了这一问题。而弄清这一问题,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司马迁与《史记》,其意义是重大的。     

简论司马谈对司马迁的影响

《史记》是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的巨著，而司马迁能成为巨著的执笔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父亲司马谈。司马谈要求司马迁“绍时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使司马迁在述史时具有了哲理性和时代性的特点；而司马谈述史欲论载的是“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这使司马迁在人物塑造选择方面有所取舍，又能做到以人折射历史发展的态势；司马谈身为太史有着中国史学家高尚的品德和执着精神这深深地影响着司马迁，以致他身处逆境时仍能隐忍苛活，以史学家的正直实录精神记载历史，并能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思考历史，重视人事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     

司马迁父子撰史断限计划管见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乃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二人所为作也。司马谈发凡起例,确定了撰史的目的、内容、范围,并已着手“次旧闻”,论著其书;司马迁承父志,遵遗嘱,发愤著书,断以己意,终于完成了上至黄帝下至当代、记载三千年历史     

史笔春秋直面人生——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报任安书》让我们正面感受到作为一代史官的司马迁那傲然不羁的风采．在《史记》与名节中,司马迁选择了《史记》,用实践诠释了他的生死观—不朽理念．“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完成了史家之绝唱,也就成就了他的永恒．     

论司马迁史学思想中的变与常

司马迁著《史记》,力求“通古今之变”。作为一位古代史家而能重视历史上的变化和发展,他自然地受到了许多近代学者的赞赏。司马迁不仅重视历史上的变,而且重视历史上的常,尤为重要的是,他也重视历史上变与常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司马光的诗

司马光是一大史学家。这是古今都无异议的。因为他费了十九年的精力,成功地主编了一部编年史巨著:《资治通鉴》。 司马光从儿童时期起,到六十八岁病终于哲宗朝的相位上,一生受到四朝上下官民的尊敬。这并非偶然,而是因为他一生有令人钦仰的道德、文章及业绩。《司马温公年谱·遗事》引《云谷杂记》云:“儿童颂君实,走卒知司马,温公盖千载一人而已！”(请参看《资治通鉴丛论》255页拙文《通鉴著者司马光》)。     

司马迁《史记》著述宗旨述论

司马迁是中国古代史官中第一位具有自觉历史意识的伟大史学家。《史记》的问世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著史宗旨的体现与必然结果。“成一家之言”表现了司马迁的著史动机与历史意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反映了司马迁的历史哲学思想。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通过对天人关系的探讨,力求从前代治乱盛衰中阐述成败兴亡之理,以通古今之变,垂法于后世。作为一个独特思想家的司马迁,《史记》实际上是他通过历史来发表自己“一家之言”的哲学著作。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方式进行文化总结和文化创造,终“成一家之言”,超越了前人并达到了时代的最高度。     

读史·资治通鉴

<正>中国史书两司马(司马迁和司马光):司马迁(前145—前86年)首创纪传体的《史记》,司马光(1019—1086年)又在纪传体的基础上将编年体形成为完整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

司马迁是我国汉朝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他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时的太史令,专管编修天文、历法和历史文献,因此少年司马迁有机会接触大量的历史资料,具备了很好的文学教养。父亲死后3年,司马迁被任命为太史令,他开始编撰史书。短短6年时间,他写的竹简就在墙角上堆得满满的,足有一丈多高了。     

刘禹锡生地考辨

刘禹锡究竟出生在哪里?弄清这个问题,正如弄清李白出生在什么地方,司马迁出生在什么时候一样,对于研究他们的思想、作品,以及怎样读书、治学等都不是没有关系的。卞孝萱先生是研究唐史也是研究刘禹锡的专家,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他在《刘禹锡年谱》、     

司马迁拒受玉璧

<正>司马迁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汉武帝时司马迁任太史令。一日,司马迁正在书居中翻阅史书,忽然家仆来报说门外有客人求见。他急忙放下手中的书,示意有请。不一会儿,一位家仆打扮的人走进屋来,只见那人从怀中取出一封信和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递给司马迁。他打开信一看,原来是大将军李广利写来的。     

司马迁历次迁官考论

司马迁一生几易官职,其二十壮游是以低级史官的身份奉命搜求史料、史迹而去的.此后,他以荫任方式仕为郎中,陪侍君侧达十五六年之久,渐得武帝的赏识与信任.在父亡三年后,他又顺利的继任为太史令.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突遭"李陵之祸",惨受腐刑后,武帝惜其才,又任其为更加尊贵的中书令.这构成了司马迁一生迁官的全部经历.     

史官文化源流考

最初的史官是巫官的一部分,属于神职人员。与此相对应,史官文化同样孕育在巫官文化的母体之中。史官文化虽更重视人事,但起初还是不能摆脱对神的尊敬态度。直至汉代,以司马迁为代表的新史官文化才在全面检讨先秦旧史官文化和扬弃巫官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本文拟将从史官文化和巫官文化之间的联系来探讨史官文化的源头和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