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时英笔下的城与人

20世纪30年代出现在上海的“新感觉派”小说打破了中国缺少都市文学的局面,代表作家穆时英将其发展至成熟,不仅描绘了一幅幅富有现代都市特征的场景,并且深入地探究了都市人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状态。     

穆时英笔下的城与人

20世纪30年代出现在上海的“新感觉派”小说打破了中国缺少都市文学的局面,代表作家穆时英将其发展至成熟,不仅描绘了一幅幅富有现代都市特征的场景,并且深入地探究了都市人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状态。     

历史阐释中的穆时英形象

穆时英的形象阐释经历了一个变迁的过程,从普罗文学白眉到新感觉派圣手,从软性电影论者到被刺杀的汉奸作家,从尴尬的"抗日英烈"到都市文学的奠基者,从现代文学作家到隐没的电影理论家。这既与阐释主体阐释动机的不同密切相关,也是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语境转型的表征。     

穆时英新感觉小说叙述模式的创新

穆时英是新感觉派的重要作家,曾被誉为“中国新感觉派圣手”,收辑在《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和《圣处女的感情》集中的作品,代表了新感觉派的艺术风格。穆时英的小说主要接受欧美和日本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包括欧美意识流和心理分析小说、日本新感觉派小说以及弗洛伊德主义,在艺术形式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本文试图论析穆时英小说在叙述视角、叙述时空、叙述结构上的创新,探讨他在小说叙述模式的发展与都市文学的开拓中所做的贡献。     

病态的都市人生——穆时英的新感觉派小说论

在现代主义作家行列中,穆时英(1912—1940)是以都市风景和洋场情调最为浓烈而著名的。穆时英对三十年代都市化的骚功和危机有异常强烈的感受,他以都市人特有的敏锐眼光。在小说中运用新感觉派富有力度和新意的表现技巧,来反映现代都市社会的深刻变化和经济上、精神上与道德上的紧张冲突,刻划形形色色的病态人生。在短短的几年中,他迅速地将新感觉派小说推至令人醒目的地步,为现代主义文学确立了一个新的流派,为都市文学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表现领域和新的经验。他本人也由此得到“中国新感觉派的圣手”之美誉。     

危机的发明与走向“现代派”之路——论施蛰存及其友人的早期普罗文学创作

本文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代派”追根溯源,主要探讨后来成为“现代派”作家的施蛰存、杜衡及穆时英早期的普罗文学创作。认为他们在1920年代末“普罗文学”的巨潮中,理解政治上革命的必要但不愿让文学完全服从于此,醉心于文学上的“新异”但又不愿背离中国社会而使之变成无根之木。针对上述困境,他们通过自身普罗文学创作中“理智和情感底冲突”这一“危机”的发明,完成了对普罗文学的告别,摆脱了政治上的“革命”要求带来的束缚,“合理”地回到文学本身。以试图超越政治的姿态更“自由”地追求着文学上的“现代”,最终成为了“现代派”。     

穆时英《空闲少佐》出版时间及其意义

1932年的小说《空闲少佐》以现实事件为蓝本,是穆时英"忠实"的创作理念的呈现,反映了作家在特定的战时语境下,积极介入现实社会、反思文学和人生的关系的尝试;同时区别于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坛的大部分战争小说,《空闲少佐》不局囿于民族情绪,关注人类共同命运,是作家进行艺术创作手法和风格转变的试验之作。上海"一·二八"战争的日本军官被俘事件的历史考证及文学文本分析能加深我们对穆时英文学创作的认识。     

“新感觉派”小说的“异域情调”

"新感觉派"作家在艺术手法和创作旨趣方面区别于张资平、叶灵凤、章克标等早期海派作家,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的小说呈现出鲜明的"异域情调",在小说语汇、意蕴等方面均有所表现,这种"异域情调"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融合--试论中国新感觉派的意识流小说创作

西方意识流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批作家自觉地运用意识流手法进行小说创作，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等人的意识流小说创作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融合在一起，使意识流小说呈现出东方化的特征。     

都市里的蛮狂与皈依——从电影化视角看穆时英的小说创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呈现出独特的"都市风景线",而穆时英作为"新感觉派的圣手""白眉",他不仅书写了自己的时代感受,也为这道陆离的风景线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与新感觉派其他作家对待都市的态度不同,穆时英的小说创作中呈现出强烈的"都市性"意味——讽、恋并存的矛盾态度,主要体现为蛮狂与皈依的双重意味,在穆时英的小说创作中,作者既站在城市的道德边缘去审视奔走与流连在都市中麻木的心灵,同时也深入其中,与那些丧失了魂灵的行尸走肉一同欢舞,一同沉迷;此外,穆时英以电影化的叙述手法来进行其行文写作,并力图表现出上海这道独特的"风景线"的创作切入点在文学史上也可称得上独树一帜,别出心裁,为其创作增色良多。     

情感与理智之间——杜衡的游离性与徘徊性

现代文学史上,杜衡的处境极为尴尬,他常作为“第三种人”的代表被正统文学史视为“异类”、“边缘”与“他者”,但其文学活动与创作又曾极力热衷左翼文学;同时,新感觉派的诞生、发展、壮大直至消亡,都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宛如这个流派文学观念的代言人。从现代文学史上有关“第三种人”以及“京海”论争可看出,其创作风格又不同于常用现代主义创作技巧反映现代上海的喧嚣生活的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这就是杜衡在左翼文坛与新感觉派之间情感与理智上所表现的徘徊性与游离性。     

浪荡飘零——穆时英的现实与精神画像

家道中落对穆时英的一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都市享乐的诱惑,沉重的欲望肉身,让穆时英在精神上浪荡飘零,无家可归。穆时英是一个在乡村和都市都无法获得救赎的特殊个案。和穆时英文本世界的日益明晰相比,穆时英的人本研究却非常欠缺。     

海派小说中“夜”意象探析

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夜"经常出现在海派的小说中,海派作家笔下的"夜"既具有其本身的内涵,同时也被赋予了更深层的含义。"夜"漫长而又短暂,"夜"里充满了情爱与欲望,"夜"是寂寞的痛苦,是对爱的渴望。海派作家刘呐鸥、穆时英、苏青三人小说中的"夜"意象不仅具有深刻的内涵,还具有独特的时代意义。     

科学化批评理论的建构与政治性批评话语的实践——论建国前周扬的文学批评

周扬建国前的文学批评理论是自成体系的,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积极推崇文艺斗争是周扬建国前文学批评理论的核心。周扬建国前的文学批评实践则是作为政治家的社会政治批评与作为文艺家的审美鉴赏式批评的矛盾统一。对周扬建国前的文学批评的研究和阐释,可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提供很好的借鉴。     

穆时英新感觉小说的变异修辞艺术探析

文章在变异修辞理论观照下,阐述穆时英小说是如何突破语言的常规,通过搭配变异、辞格变异、符号变异实现其语言陌生化的,并进而分析文学语言应如何增强摇撼人心的艺术表现力,使文本散发出奇峭而浓郁的馨香。     

穆时英小说的镜像思维

穆时英小说不仅深受日本和西方文学的影响,更突出表现在深受当时刚引进的电影文化的影响。在小说与电影的交融中,想象力、心理分析与电影镜像作为美学因素构成了穆时英小说的镜像思维特征,同时也是“新感觉派”小说特有的美学风格。     

论穆时英小说中的舞厅意象与狂欢化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高楼大厦、舞厅、影院、百货公司、城市公园和咖啡馆的出现代表了都市文化外在的物质表征。作为新感觉派的前锋主将———穆时英,他把舞厅意向广泛运用在其如电影散文体的创作中,并常以舞厅作为叙述背景,以男性作为叙事主体,表现都市男女生活之外的异化心态,着力关注那些戴着面具的人们物质狂欢和精神狂欢,同时消解了摩登上海现代文明的建构。     

穆时英研究述评

穆时英研究的趋势是一个从政治层面到艺术视角，从外部批评走向内部研究的过程。     

林纾古文论研究评议

林纾曾是名重一时的文章泰斗,他的文论著作极其丰富,但研究者们往往更关注他的“林译小说”。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结束之前,大陆地区对林纾古文论研究停滞不前,反而在港台地区蓬勃发展。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林纾古文论研究在内容的扩展、方法的提升、角度的丰富都有不俗的表现,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厘清林纾研究中那些含混不清的问题,更准确地界定林纾在传统文学史上的地位,使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等等。     

沈从文与“战国策派”关系考辨

沈从文与"战国策派"的关系问题一直困扰着现代文学研究界:1949年,他因"战国策派"的身份而受到不公正对待;1980年后,却又被诸多研究者排除在该流派之外。虽然沈从文与"战国策派"成员在"文化形态史观"、"英雄崇拜"和"五四运动"的评价诸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在思想、创作层面又有着很多相通的地方。他不但是《战国策》的一个比较活跃的编者和作者,同时在"国家至上"、"文化反思"与"生命崇拜"等问题上,也与这一流派成员的核心理念有着诸多内在一致之处。在这个意义上讲,沈从文应该被看作是"战国策派"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