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公益传播游戏化的生成逻辑

当下,游戏元素注入传播领域的现象不断出现,包括公益传播的游戏化现象。考察网络时代公益传播的游戏化可发现,公益传播与游戏的内在机制具有天然的偶合性,而人们渴望参与游戏的心理和具有补偿性媒介的技术演进使得公益传播的游戏化发展成为可能。网络时代公益传播的游戏化现象不仅可视为"传播游戏论"在实践中的回应,也强调了人在传播过程中占有主体性地位。通过对公益传播游戏化的生成逻辑进行分析,使得我们能更好地把握互联网下半场的用户特征和传播可能发展的新趋势。     

论非语言符号中服饰语言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

作为大众传播符号中重要组成部分的非语言符号,在传播信息时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语言符号甚至大于语言符号,传播学者研究认为:在人际传播活动中,人们所得到的信息总量,只有35%是语言符号传播的,而其余65%的信息由诸如服饰外貌、表情行为等非语言符号传播。其中服饰这种非语言符号所负载的信息尤其丰富。但以往研究较多的是其所负载的文化信息,服饰负载政治信息,在政治事务中的传播作用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将以个案分析展开研究,以寻求政治人物完善媒介形象、最有效地传播政治信息的某些规律。政治领导人个性化服饰中的政治信息作为非语言符号的…     

乡村传播基础结构、政治信任与政治参与的实证研究——“政府与乡村居民间的距离”研究报告之二

本文是基于"政府与乡村居民间的距离"课题所做的实证研究。在对中国中西部五省份的基层政府和农村政治信息获取情况的调查基础上,研究了调查地区基层政府和农村社区的传播基础架构对乡村居民的政治信任、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认为,乡村居民对政府信任度的层级差异影响到了对于基层政府政务绩效的认同和满意度。本文通过因子分析和相关分析,验证了政治信任因子与非制度性政治参与行为的负相关关系,并提出增强乡村居民对基层政府信任、鼓励制度性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在于发动年轻群体、完善基层组织,以及建构高参与度的农村社区信息传播体系。     

“基于实践”：融媒时代重大主题报道的政治传播新逻辑

政治传播对于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然而在政治信息需求改变以及新媒体技术冲击下,政治传播深层逻辑正面临重大挑战。本研究以新华网策划的“乡村振兴在行动”重大主题报道为例,从“实践主体”“实践场地”“实践议程”三个维度出发,尝试指出“基于实践”的政治传播新逻辑。研究分析指出,“基于实践”的政治传播实现路径包括：一是制定政治议程与媒体议程相统一的“政治认知图谱”;二是建构具有稳定性的关系网络实践主体;三是进入到“田间地头”的实践场地进行政治传播。本研究认为,“基于实践”是融媒时代政治传播的新逻辑,强调了媒体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沟通政府与多社会治理主体的新价值,拓展了公众政治参与机会,有助于强化融媒时代政治传播的社会公众服务理念。     

建构权力的数字牢笼：中国政治传播的数字化发展与权力监督机制完善

政治传播是一种向量式传播,表面呈现为信息的流转,内在可以搭建权力运行的结构。权力监督关涉权力的授权与行使,依赖权力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其始于情报的获取,成于信息的存储、更新与传播,终于行为反馈与对照。权力监督与政治传播相互耦合,政治传播是权力监督的基本要件。伴随数字技术的持续创新和广泛应用,我国政治传播形态和秩序持续变化,不仅政治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总量大大增加、政治信息在多元主体间的分布状态、政治信息的流动性以及方向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变。政治传播的数字化发展实现了数据信息的互联互通,加强了民众监督的行动能力,削减了权力异化的滋生土壤,有力地推动了权力监督的主动化、多向化和系统化,为新型权力监督机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网络传播中的潜意识

自伟大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提出潜意识概念以来，许多心理学家都对潜意识心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各自的理论，使潜意识理论得到不断的发展。网络传播是一种崭新的信息交流方式，使信息的传播有可能突破传统的政治、经济、地理和文化的壁垒阻隔，人类的传播活动，因此而发生深刻的变革，所以网络传播中的潜意识现象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年轻平台 年轻语态 年轻话题——吸引年轻人政治参与的有效方式

政治社会化的过程需要政治家与社会个体的共同参与。为调动社会个体内化意识形态的主观能动性,政治家在传播意识形态前需要先吸引目标受众。年轻群体作为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受众,具有特定的心理、行为特点,对政治家的政治传播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政治传播策略为例,从传播渠道、传播形式、传播内容三个角度进行分析,探讨政治家如何吸引年轻人的问题。     

传播游戏理论视域下的手机网络游戏爆红现象研究——以《王者荣耀》为例

21世纪,电子科技和人工智能将人们从巨大的物质生活压力中解放出来,人类走入"盈余时代",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的发展使手机网络游戏成为半数网民的日常娱乐休闲方式。手游既继承了游戏传播本身的特征,也显现出其独特的渗透性。本文选取极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王者荣耀》作为研究对象,从传播游戏理论的视角探析用户在手游娱乐中的行为动因、游戏的传播机制,并提出《王者荣耀》所引领的游戏文化可能带来的媒介伦理问题。     

从符号学理论看网络传播

人类传播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进行交流和交换信息的行为。通过传播活动的信息流动,人们更加了解世界,传播的价值也在此过程中凸显。网络媒体伴着信息爆炸时代到来的同时,信息从电子化到数字化的转变使得第一媒介时代——信息制作者极少而信息消费者众多的播放性模式占主导地位的媒介时     

人类智慧传播学探析

人类传播可区分为三类,即人类信息传播、人类知识文化传播和人类社会文化传播。人类信息传播是信息经济时代人类对大数据、信息形态的传播,是人类传播的初级形态。人类智慧传播是智慧经济时代人类对智慧映像的传播,智慧映像传播可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人类对知识文化的传播,它是人类传播的中级形态;一类是人类对社会文化的传播,它是人类传播的高级形态。人类智慧是人类传播之母,是社会传媒之母。人类智慧传播是同人类的诞生同步的,但是它的显现、功能力被人类认知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逐渐实现的,特别是随着电脑技术的发展,人类智慧传播才提到了议事日程,人工智能技术把人类智慧传播变成了现实,并以人类传播之母、人类传媒之母的身份带领其“子女”们为人类传播的发展贡献着力量。     

新技术语境下博物馆游戏化传播的建构路径

游戏作为人类的本真追求,具有冲破枯燥惯常现实的跳跃性。取道传播游戏论,与科技、创意等合谋,基于身体交互体验和独特空间叙事,使观者在参与互动、身心愉悦和需求满足间形成对优质文化的感知记忆与情感关联,成为新技术语境和媒介生态下博物馆传播实现人性化转向的必然之举。     

后疫情时代电影传播仪式及场景变迁

电影,是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重要一环,也是人类精神守望、表达价值观的重要方式。后疫情时代,电影传播与复杂环境共融共生,经历着冲击与恢复,也衍生出诸多创新和变革。透视后疫情时代电影传播的秩序图景,研究者多从工具论角度进行行业和产业观察,而对于这一抽象话题,也需要从文化的历史的角度进行诠释。本文采用詹姆斯·凯瑞"传播仪式观"和梅罗维茨"媒介情境论"的视角,寻找到新的解读方式。后疫情时代场景变迁可以从物理场景和心理场景两方面引发判断;在不同场景消费中的传播仪式存在新的从"结构"到"非结构"的变动层次;通过运用不同传播场景营造传播仪式和氛围,电影传播仪式新的价值逻辑也得以建构。     

参与、沉浸、反馈:盈余时代有效传播三要素——关于游戏范式作为未来传播主流范式的理论探讨北大核心CSSCI

现代社会的生产力盈余,和互联网对个人资源的激活,让人们对游戏的欲望得到了充分释放。与此同时,技术的发展和游戏产业的兴起正好满足了人们的游戏欲望,游戏逐渐从历史的舞台边缘走向中央。斯蒂芬森曾提出传播游戏说,却没有得到主流传播学界的认可。然而时过境迁,传播资源已经从短缺变为盈余,传受者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场景传播、关系传播、情感传播成为了新的传播形态。对游戏进行结构化分析后,我们发现游戏范式有助于理解和建构以参与、沉浸和反馈为特征的盈余时代的有效传播。未来,伴随着5G通信技术和光子计算机的普及,传播资源会愈加丰富,由此导致的对用户的争夺也更加激烈。借助游戏范式,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当下及未来的用户需求和未来传播的发展趋势。     

新媒体环境下的“两会”传播与网络政治参与

新媒体不仅仅是信息传播的平台,也是公众参政议政的新途径。对于全国"两会"的报道和宣传来说,新媒体平台上的用户参与度不仅仅是评价传播效果的指标,更体现着公众网络政治参与的积极程度。本文旨在从政治参与的视角,探讨"两会"传播中网络用户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渠道和反馈路径。     

从传播过程模式解读博物馆信息的影像展示

博物馆是一个以研究、教育和欣赏为目的,对人类和人类社会环境见证物进行搜集、保存、研究、传播和展览的场所。博物馆社会效益的发挥,主要就是依靠信息传播途径来实现。本文从博物馆信息的传播过程入手,通过列举传播过程论的各个发展阶段的各个模式的演变过程,提出最适合博物馆信息传播的过程模式——马莱茨克模式。并且着重分析模式当中最为重要的信息、媒介和受众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环节之间的相互制约。     

我国近几年政治传播研究述评

从政治传播主体、大众传媒的政治传播功能、政治传播思想、国家、政府形象传播、政治传播的学科框架等五个方面对近几年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我国目前的政治传播研究还不成熟,也没有自己完整的研究框架。以后的研究应从如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要抛弃盲目的"传播学本土化"思维,回归传播学成为独立学科时的学科基础,注重它的交叉性、跨学科特征;二是当我们遭遇"政治正确"的羁绊时,不妨汲取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来进行学理的探讨;三是端正作为研究者的研究逻辑,丢掉为决策者开药方的急功近利的工具态度,直面特殊而又冷峻的中国新闻传播现实,注重价值和学理的探讨。     

政治传播效应的机理与基本内核

政治传播效应的研究,需要走出传播学视角下传播效果研究“媒介中心论”的困境,回归到政治活动本身,应以政治活动为根基,用政治学的理论来诠释.政治传播活动是国家宰制下的政治目的性很强的信息传播过程.这种过程不可能是信息的自然循环,因此“媒体”永远不可能处于中心地位.政治传播的效应,不可能直奔一个个社会成员的微观态度而去,而总是着力于宏观的政治治理效果.这样一来,推进政治民主化、形成公共舆论、构建政治合法性,便必然成为政治传播效应的本质规定性.就是说,政治传播始终以推进政治民主化、形成公共舆论、构建政治合法性为最终目的,检验政治传播的“效应”如何,须以这几个方面为基准.     

政治人物服饰的传播学解读

在电子传播时代,服饰符号高度的视觉特征对政治人物形象塑造起着重要作用。本文从符号学的角度,指出政治人物在媒介政治时代使用服饰符号进行政治传播的必要性,并分析了服饰符号在政治人物塑造良好政治形象、传达信息和情感、表征特殊政治理念中的功能与作用。     

我国近几年政治传播研究述评

本文从政治传播主体、大众传媒的政治传播功能、政治传播思想、国家、政府形象传播、政治传播的学科框架等五个方面对近几年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政治传播研究还不成熟,也没有自己完整的研究框架。以后的研究应从如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要抛弃盲目的＂传播学本土化＂思维,回归传播学成为独立学科时的学科基础,注重它的交叉性、跨学科特征;二是当我们遭遇＂政治正确＂的羁绊时,不妨汲取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来进行学理的探讨。三是端正作为研究者的研究逻辑,丢掉为决策者开药方的急功近利的工具态度,直面特殊而又冷峻的中国新闻传播现实,注重价值和学理的探讨。     

试论六十年代以来传播主流学派效果研究的转向

有限效果论到60年代逐渐走上了死胡同，传播研究为寻找出路必然要发生转向。 研究角度由态度改变转向认知，由传者中心转向受众中心，由心理动力模式转向社会规范模式，并进而导致强大效果论的回归。效果研究的转向，使人们对效果的强弱产生了困惑，也招致种种效果论整合尝试的失败。分析效果概念，会有助于对各种效果论作出合理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