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制度的系统构建

档案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问题,制约着我国档案事业的顺利发展,档案法与刑法之间的科学衔接是法律有效实施的重要前提。对于档案违法犯罪的规制,档案法是刑法的前置基础,刑法是档案法的有力保障,二者的有效衔接至关重要。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档案安全行刑衔接制度在立法衔接、案件移送、证据转换、监督机制等方面存在一定的漏洞,导致档案执法部门与公安司法机关在处理档案违法犯罪的具体实施过程中遭遇堵塞。为实现档案安全领域行刑衔接制度的公正、高效运行,加强对档案违法犯罪行为的规制,应进一步建立健全档案安全行刑衔接立法以及完善案件移送机制、健全证据转换规则、构建行刑衔接的信息共享平台、完善监督机制等制度规范,保障档案安全,促进档案事业发展。     

论档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完善

当前我国档案安全领域呈现违法高发而刑罚阙如态势,折射出档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的现实.造成如此困境,既有档案行政立法与刑事立法不协调、案件移送程序不健全、证据转换困难等客观原因,也有档案主管部门选择性执法、检察机关监督乏力等主观因素.推进档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顺畅衔接,较为可行的路径是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共同发力.首先,加强档案法与刑法的实体性衔接,明晰档案违法犯罪的判定标准;其次,优化档案违法犯罪案件移送与承接程序,完善档案行政证据转化及认定规则;最后,拓宽档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检察监督信息渠道,创新检察监督方式,提升监督刚性.     

档案纠纷的实践图景与完善路径——以2142份裁判文书为样本

以2002年到2021年法院受理的2142起档案纠纷案件为样本,分析当前法院审理档案案件的现状与困境。实证研究显示,档案纠纷分为了行政、民事、刑事、国家赔偿四种。立案登记制实施以后,档案案件日益增多,档案行政行为存在不规范现象,档案主管部门执法乏力,行政、民事赔偿案件中原告举证困难,档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等问题频发。未来,应当健全立案登记制,强化诉源治理;规制档案主管部门不当行为,纠正行政不作为;健全执法监督机制,完善联合执法机制;提升档案查询服务水平,保障当事人查档取证的权利;解决用人单位失档扣档问题;完善行刑衔接机制,准确打击档案刑事犯罪。     

档案服务外包纠纷的现状与治理路径研究——以139份裁判文书为研究样本

档案服务外包已经成为新兴的服务产业,有关档案服务外包的司法纠纷值得关注。对2008年至2022年法院受理的139起档案服务外包纠纷展开分析发现,档案服务外包纠纷呈现出数量波动式上升、地域分布不均、法院层级下移等特点,案件类型涉及民事、刑事、行政等领域。档案服务外包法律法规可操作性较弱、档案主管部门对安全与风险管控的关注较少、档案服务外包行政执法水平有待提高、档案服务外包行刑衔接不畅、档案服务外包合同双方维权意识不足等问题频发。未来,需优化档案服务外包立法保障,完善法律风险管控监督工作,提高档案服务外包执法水平,保障档案服务外包行刑衔接顺畅,加强合同主体法律意识。     

伪造、篡改档案行为的刑事当罚性研究——以“冒名顶替”为切入

现阶段“冒名顶替”事件时有发生,此类行为严重损害公民的个人权利和档案的真实性,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新《档案法》对其处罚力度较弱,难以实现有效的法益保护。刑法现行法条中又因构成要件不对应而暂无法条能够适用,难以有效地惩治伪造、篡改档案行为。这就造成了行刑之间衔接的缺失,进而导致司法机关在处理此类行为上存在不同程度的法律适用问题与罪名适用问题。但无论是从实质的违法性论,还是缓和的违法一元论角度出发,均能够肯定伪造、篡改档案行为的刑事可罚性的存在,将伪造、篡改档案行为犯罪化也并不违背刑法谦抑性的立场。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档案解密现实困境及对策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档案解密面临复杂的安全形势和安全威胁。通过内容分析法和访谈法对档案解密法律规制、档案解密现状及问题进行了全面调查和深入分析;运用扎根理论分析了档案解密在意识、法律规制、组织协调、方法技术层面的制约因素;从五个方面提出了解决对策,即：以“党管保密、依法治密”为基本政治原则,建立定密主体、档案馆、档案主管部门和保密局“四方合作、动态协调”的常态化机制;完善政策法规体系;细化解密标准规范;统筹档案解密与总体国家安全;运用档案解密新技术和新方法,为突破档案解密的现实困境提供参考。     

论档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是近年来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一项工作。《档案法》与《刑法》的相关条款,为档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提供了法律依据,奠定了法律基础。档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主要包括证据衔接、程序衔接两个方面。     

老河口市建立工商公安联合执法档案

近年来,老河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老河口市公安局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工作衔接机制,为联合执法建档。建档内容包括: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接受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移送涉嫌经济犯罪案件,应当认真登记,实行统一受理、分类审查、分级立案侦查制度,并在涉嫌犯罪案件移送通知书的副页上签字。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向公安机关经侦部门移送涉嫌经济犯罪案件时,应当附有下列材料并装订成卷:(一)涉嫌犯罪案件移送     

论档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的证据转换

档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档案执法证据的转换,《档案法》及《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为档案执法证据能够在刑事司法程序中采纳与使用提供了法律依据,这既是由档案违法行为与档案犯罪之间的竞合与证据的不可复制性所决定,又有助于提高刑事司法效率。档案执法证据向刑事司法证据的转换包括证据的转换范围、证据转换规则和档案执法文书的转换规则等内容。为确保公安司法机关合理使用档案执法证据,有必要对档案执法证据在刑事司法中的适用条件和特殊程序做出明确规定。     

查处档案违法案件证据问题应引起重视

贯彻落实《档案法》,档案系统全面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要求我们查处档案违法案件要更加规范。近年来,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大力查处档案违法案件,同各种档案违法现象和行为作斗争,维护了《档案法》的威严,保证了档案的安全。但是,从法律的角度严格审查这些案件,我们发现有些案件查处的还不够规范,特别是对证据的认识、证据的收集、证据的使用,还存在不足。本文结合查处档案违法案件的实际,就证据问题做些探讨。     

档案执法调查取证的几个问题

1档案行政执法人员在调查收集证据时,必须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档案执法人员共同进行,并且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或案件不得有直接利害关系.若有利害关系,应当回避.     

档案开放利用案件中的法治问题及解决途径——以中国裁判文书网130篇文书为分析对象

档案开放利用对促进档案资源价值及时实现、保障公民知情权等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中部分档案开放利用文书案件进行统计与分析,总结案例基本情况和特征,并从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四个层面分析档案开放利用司法案件中呈现出来的法治问题,即在立法层面存在着公民档案利用法律保障制度缺失、缺乏可操作性,在司法层面存在着各地各级法院判罚标准不一、事实认定错误,在执法层面存在着档案主管部门执法不严、不力,在守法层面存在社会公众档案法律知识匮乏、滥用诉讼权等行为和问题。然后从这四个维度提出了解决路径,即需要国家加快完善档案法律法规建设、法院要统一判罚标准、档案主管部门要执法必严、公民要提升守法意识等。     

宋代民事审判中档案证据力研究

从宋代民事审判的相关案例来看,档案证据在诉讼时效的确定、证据辨验、案件初审及案件复审等环节发挥着证据力。档案证据力发挥需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三个要素。由于档案证据的不同,官方档案证据力优先获得认可,私人档案经过签押或认证具有一定的证据力。     

档案开放利用中矛盾的防控探析

档案开放利用中的矛盾阻碍了档案价值的发挥,不利于档案工作的顺畅开展。因此文章首先明确了档案开放利用中保密与开放、利用与公布、履职与担责以及国家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其次从法律法规、档案工作人员、档案用户三个方面来具体分析这些矛盾产生的原因,继而提出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建立有效的矛盾防控机制,以期预防和控制矛盾,促进档案的开放利用。     

档案安全刑法保护问题研究

档案安全之刑法保护尚处于发展期而非成熟期。刑法典中以档案为特定行为对象的犯罪,在体系归属、对象范围、行为内涵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异议,并与散见在分则各章的其他涉及档案安全的犯罪形成了复杂的罪数关系,不利于档案安全的统一保护。建立科学合理的档案安全刑法保护体系,需充分发挥附属刑法在刑法体系中的应有功能,才能解决刑法典的稳定性与行政犯易变性的矛盾,实现档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     

项目生命周期理论视域下的档案服务外包安全监管法律风险及解决

档案服务外包安全监管是关系档案安全的重要问题。基于项目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当前我国档案服务外包安全监管主要存在的法律风险包括相关法律制度存在先天缺陷，格局设计与生命周期不契合、监管主体缺乏动态调适，跨组织全周期连续监管疲软、监管过程单向线性发展，整体把控与阶段防控相脱节和监管效能建设浮于表面，系统性的事后救济监管缺位等方面。本文从完善立法，健全契合生命周期的监管依据、结构改革，创设目的统筹规划的安全部门、依法加强行政干预，形成助力行刑衔接的兜底监管、技术赋能，创新贯通业务流程的监管手段、意识先行，树立常态化长效化的法律监管思维和协同并进，构建多元主体联动的合作框架等环节提出了解决策略。     

档案记忆观视野下的社群档案开发利用策略研究

档案记忆观对社群档案的开发利用具有理论指导和方法创新的意义。通过从视角、主体、内容、手段四个方面分析档案记忆观对社群档案开发利用的影响,提出档案记忆观视野下社群档案开发利用应在理念层面采用多元理念创新开发利用方式,在视角层面运用多维视角把握开发利用内容的侧重点,在模式层面建立档案馆与社群、公众和其他文化遗产机构之间的多方主体合作开发模式。     

档案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的实证解析与制度完善—以109起行政诉讼案件为样本

档案信息公开工作是档案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部分。近年来,因档案信息公开引发的争议层出不穷,行政诉讼案件数量日益增多。通过对近9年来109起案件分析可知,档案信息公开行政诉讼存在原告滥用诉权,原告资格与受案范围较为模糊,档案馆、档案局与人民政府在信息公开中的主体地位与法律责任不明,信息公开与否缺乏明确依据,档案馆、档案局存在一定程度不作为等问题。未来应当建立健全档案信息公开滥诉行为的判断标准与规制方案,厘清原告资格与受案范围的标准,明确“以公开为原则,以保密为例外”的档案信息公开原则,明确相关主体的法律地位与工作职责,促使政府信息公开与档案信息工作协调顺畅。     

档案部门应急预案管理研究

档案部门加强应急预案管理,有利于维护档案安全,提升档案部门应急管理能力,推进档案安全体系建设。当前档案部门应急预案管理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应急预案体系尚未健全,预案内容形式化,缺少科学的绩效考核机制,应急演练不足,缺乏经费投入。加强应急预案管理需要做好六个方面的工作:具体包括成立应急预案编制小组,加强潜在风险的预测与评估,积极开展应急预案编制工作,认真做好应急预案的审核与发布,定期举行应急演练工作,高度重视应急预案的修订与完善。     

档案在诉讼中的证明力辨析

档案由于其存在形式和保存方式的权威性使得其在满足了客观性、关联性和法律性以后就具有可采性。在诉讼的具体案件当中档案的证明力根据其与案件事实的关系可能为直接证据也可能为间接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