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教唆犯

依据我国立法的规定,教唆犯的概念是教唆他人犯罪的人。两个成立要件是:主观方面,必须有教唆他人犯罪的故意;客观方面,必须有教唆他人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原则,主要看在共同犯罪中起作用的大小。     

陷害教唆行为的定性研究

“陷害教唆”是指行为人出于陷害他人的动机,教唆他人犯罪,在被教唆的人实施犯罪之时或之后报案,将其抓获的一种犯罪行为。在陷害教唆的情况下,陷害是推动行为人教唆他人犯罪的内心起因,但这种犯罪动机并不能否认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教唆故意,也不能否认陷害教唆犯与被教唆的人之间的犯意联系。因此,陷害教唆犯具有教唆他人犯罪的故意,实施了教唆他人犯罪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构成教唆犯,应按教唆的罪定罪。     

论教唆犯

通过“教唆犯是教唆他人犯罪的人”这一概念 ,分析了教唆犯的两个成立要件以及在认定教唆犯上应该注意的问题 ,详细分析了未遂教唆和教唆未遂这两类不同性质的教唆犯     

论独立教唆犯

根据我国新修订的《刑法》第29条的规定，我国刑法理论上以被教唆是否犯了被教唆之罪为标准，将教唆犯划分为共犯教唆犯与独立教唆犯两类犯罪人，被教唆犯了被教唆之罪，即教唆与被教唆之间形成了共犯关系，此情况的教唆犯称之为共犯教唆犯；被教唆没有犯被教唆之罪，即教唆与被教唆之间没有形成共犯关系，教唆单独成罪，此情况的教5唆犯称之为独立教唆犯，对独立教唆犯，中外刑法理论上称之为“教唆未遂”，笔认为，此主张不科学，理由在于：从单独犯罪来看，虽然教唆未遂这种独立教唆犯的独立意义不能否认，但是，在共犯教唆犯中，当被教唆犯了被教唆之罪，教唆与被教唆之间具有了共犯关系时，教唆犯就不能独立存在了，即使被教唆得犯而未遂（此情况成立共同犯罪的犯罪未遂），这种共犯关系依然存在，教唆犯仍不能独立存在，它只能与被教唆构成共同犯罪，因此，我们应把共犯教唆犯中的未遂教唆形态即共犯中的犯罪未遂与独立存在的独立教唆犯区别开来，不能将二混为一谈，由于我国立法上在未区分教唆犯不同种类的情况下，将其作为共犯人的种类之一，在刑法总则“共同犯罪”一节中将其包括，这是导致上述理论将独立教唆犯与共犯教唆犯混为一谈的主要原因，基于完善我国教唆犯罪刑法立法的需要，本重点就独立教唆犯的概念，构成特征，处罚大批量民共犯教唆犯的异同以及立法完善措施作了深入地探讨。     

浅议再教唆犯罪

再教唆犯罪与教唆犯罪一样具有可罚性，其理论依据主要在于三种属性说，实践依据主要在于教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再教唆犯罪从行为主体上讲属于一般主体，在主观上必须有教唆他人犯罪的故意，在客观上必须有教唆他人犯罪的行为。     

教唆犯的概念及成立要件问题之我见

教唆犯是以教唆他人犯罪这种独特的方式参加共同犯罪活动的。以往对教唆犯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注释刑法学的层面上。本文立足共同犯罪，着重对教唆犯的概念和成立要件从应然的角度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试论片面共犯

片面共犯属共同犯罪范畴，是共同犯罪的一种特殊形式。就片面共犯的存在范畴而言，教唆犯与帮助犯可以构成片面共犯。对片面共犯的处罚分为暗中帮助他人犯罪的场合和在暗中教唆他人犯罪的场合两种情况。     

论教唆犯的构成

教唆犯是从属于实行犯的从属犯，还是不从属于实行犯的独立犯，历来刑法学所争论，并由此导致教唆构成的不同见解。本以教唆犯罪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认识为基点，对教唆犯的性质及其构成进行了论述，并对教唆犯的犯罪形态进行了初步分析。     

论教唆未遂之犯罪形态——刑法第29条第2款的检讨与完善

教唆未遂涉及到教唆犯和未遂犯两个刑法理论上有争议的问题。我国刑法学界一般认为刑法第29条第1款所规定的教唆犯存在未遂形态,而对第2款所规定的教唆犯属于何种犯罪形态则存有争议。本文拟就教唆未遂的犯罪形态略陈管见,探讨“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的含义,指出刑法第29条第2款所存在的缺陷并对该款提出完善建议。     

论教唆未遂

教唆未遂是刑法理论中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共犯从属性理论认为,教唆犯从属于正犯,如果正犯未着手实行犯罪行为,那么教唆犯就不成立,从而就谈不上教唆未遂的问题。共犯独立性理论则主张教唆犯独立于正犯,即使正犯未实施犯罪,教唆犯依然成立,即成为教唆未遂。而我国通说认为教唆犯具有二重性,其既从属于正犯又独立于正犯,这就为理论上解释教唆未遂带来了困境。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的教唆未遂理论进行一下梳理,并对刑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关系作出判断,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司法实践。     

传授犯罪方法罪研究

传授犯罪方法罪的客体,通说认为是社会治安管理秩序;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采取各种手段向他人产生犯罪方法的行为;犯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直接故意.本罪存在未遂与既遂之分;本罪与教唆犯具有明显的区别.     

用谦抑性原则检讨我国刑法对教唆未遂的处罚规定

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要义就是缩小刑事处罚的范围和减轻刑事处罚的程度。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规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这表明我国刑法对教唆未遂采必罚主义，这种做法有违谦抑性原则，且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该条款应修改为：“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如果此罪的法定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对于教唆犯，可以比照所教唆之罪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校园网络受外来非法入侵的现状和对策

校园网络受非法入侵常见的现象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不健康信息的侵入；二是反动言论侵入；三是教唆犯罪(黑客)侵入。因此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加强校园网络安全管理，以防为主，阻止非法信息的侵入。     

论教唆犯罪的犯罪未遂

根据我国刑法理论之规定,教唆犯罪是隶属于共同犯罪的一个下位概念,因此,教唆犯罪是被作为共同犯罪来加以界定的。但实践中,并非所有的教唆犯罪都能构成共同犯罪。鉴于此,我们对教唆犯罪未遂形态的研究应建立在把教唆犯罪划分为独立教唆犯罪和共同教唆犯罪的基础之上,且由于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使得刑法典有关教唆未遂处罚原则之规定缺乏合理性,违反了刑法基本原则,也放纵了犯罪。文章以此为切入点,对教唆犯罪的未遂形态进行重新界定和阐释。     

“揭发型”立功的刑法解读

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的,应认定为"揭发型"立功。共同犯罪案件中,无论是实行犯、组织犯、教唆犯,还是帮助犯,犯罪分子只有揭发的是共同犯罪以外的他人的犯罪,经查证属实的,才成立立功。在一般犯罪案件中,"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应该理解为揭发与本人的违法犯罪行为无关的他人犯罪行为。     

共同犯罪认识错误疑难问题的思考

共同犯罪认识错误,可分为在同一共犯形式内的错误与在不同共犯形式间的错误两种基本情况。前者以共同正犯的错误为例,宜坚持法定符合说为基本处理原则;后者的处理较为复杂,以教唆犯与帮助犯之间的错误为例,以教唆故意实现帮助效果的,宜认定为教唆犯未遂,以帮助故意实现教唆效果的,宜认定为帮助犯。     

论教唆犯

教唆犯问题是刑法学理论研究的难点与热点问题之一,本文就教唆犯概念和成立要件、教唆犯性质及其负刑事责任根据、教唆犯种类、教唆犯犯罪停止形态诸方面结合中外刑事立法规定和刑法学理论各主要学术流派观点作一论述,并对现行立法中关于教唆犯规定存在的若干问题及由此导致的理论研究错位问题提出了完善初步思路与对策。     

中国刑法与英美刑法关于教唆犯之比较研究

我国刑法和英美刑法关于教唆罪的理论相差极大,既有渊源、性质的差异,也有处罚、法律形式、系统的不同,本文在比较两者差异的基础上,对现存的争议问题,如教唆的性质、教唆未遂、教唆犯的处罚等展开探讨,力求对我国的刑法研究有所裨益。     

教唆犯的未完成形态比较研究

教唆犯的未完成形态即教唆犯的预备、未遂和中止。在比较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大陆法系国家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刑法》规定及刑法学界的通行观点,独立教唆犯有成立预备犯的可能。教唆犯的二重性决定了教唆犯的未遂有时表现为未实行终了的未遂,但更多的表现为实行终了的未遂。教唆犯成立犯罪中止并不一定要以自动有效地制止被教唆者的犯罪行为或有效防止被教唆者犯罪行为可能发生的犯罪结果为必要条件,教唆犯甚至无需采取任何措施也可成立中止犯。     

论教唆未遂的成立范围——兼评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

教唆犯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共同犯罪的一种,然而刑法对教唆犯在教唆未遂情况下的规定却不甚合理,由此造成了理论上的很大分歧。本文从理论上论证了被教唆者未实施被教唆之罪在法律上不应处罚的理由,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刑法第29条的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