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莫里哀热”及其文化动因

20世纪初莫里哀的作品开始传入中国,引发了戏剧理论界和舞台实践的莫里哀热。文章分析总结了民国时期的莫里哀生平与创作研究、翻译与舞台实践,并着重对莫里哀热背后的文化动因进行了深层次解读,指出其作品与中国的白话文运动、戏剧改良和话剧抗敌等运动的密切联系。在中国传播的莫里哀剧作,也用讽刺的笑和忧愤的恨见证了中国话剧从发生、发展到成熟的曲折道路。     

民国时期的“牛”记者

在中国历史上，记者曾经口无遮拦，损人骂街是家常便饭。但是在存在那种不讲理权力的情况下，记者，尤其是敢说话的记者，其实还是很弱势     

民国时期“公文程式”解读

通过对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公文程式令(条例)》颁布背景及变化的历史考察,认为民国时期公文程式的频繁变化,是对当时政治体制不断更迭的回应,这也导致社会各界从不同视角对其内涵及变化进行阐释。     

民国时期奉天“反腐败”面面观

在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的大量民国时期的档案中,有当时政府和军队有关“反腐败”的命令、通告等文件,这些尘封的历史档案记录了当时社会的腐败问题和政府、军队对腐败问题的态度,对我们今天反腐倡廉有许多启示。张学良将军惩治腐败民国时期的贪污腐败之风,不仅在地方政府官员中盛行,而且军队中也存在。张学良将军对东北军一些官兵营私舞弊等恶劣之风深恶痛绝,接连两次发布告,严明纪律,整顿作风。1928年12月8日,张学良将军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名义签发严禁官兵与商民勾结盗卖公物的布告。当时,有的军官和士兵把武器装备、营房设备、生活用…     

民国时期的钟祥“三怪”

民国时期,钟祥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钟祥城里有“三怪”:赵、关、戴。赵即赵鹏飞,弃高官不做,回故里为民;关即关云门,学军不从军,拒为日军效力;戴即戴之麟,痛恨蒋介石,向毛泽东呈书。三人都满腹经纶,胸怀鸿鹄之志。其品行高洁,一生追求光明,极富正义感,不随世俗,不趋炎附势。三人因言行上有些独特,不合时宜,便被戏称为“三怪”,其轶闻轶事流传甚广。其实,三人都是当时钟祥的精英人物,曾为钟祥的文化、教育和公益事业作出过积极贡献,特别是编修民国时期的《钟祥县志》,三人更是功不可没。     

民国时期的“国学热”思潮述论

国学一项,中国古已有之,但它原来仅指贵族子弟攻读诗书的学校。随着近代西学东渐局面的出现",国学"概念渐成,并在清末民初几十年间渐成一股"国学热"的史学思潮,但对于什么是"国学",学术界当时颇多争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1]4。而对于民国时期的"国学热"的历史画面,我们可以从其在国内的延续和发展,从西方的学术、思想、文化对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与学术精神的冲击以及当时学术界对国学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的不同解读来寻找出其中的一些端倪。而"在当时     

民国时期的“文书政治”刍议

民国时期,＂文书政治＂作为一种官僚积习,风靡大小机关。它以滥发公文来维持行政,文来文往,不问实效,于行政效率影响极大。南京国民政府曾推行两种清除＂文书政治＂的举措：一是改良文书,二是刷新政风。事实上,文书改良并不能革除＂文书政治＂,技术上的作风改进也不能纠正社会性的政治体制。     

民国时期“全国运动会”的兴衰考略

1914年举办的民国首届"全国运动会"具备了真正的全国运动会的形式,有效地推动了近代体育项目在中国的传播,对提高全民体育意识、增强民众体质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之后历届"全国运动会"的举办树立了典范。     

民国时期图书“翻版”考述

民国时期,随着新书业的发展和印刷技术的进步,图书翻版日现泛滥之势。不法书商的翻版行为侵害了出版机构和著作人的合法利益,因此历届民国政府、出版机构及著作人通过种种措施,试图取缔这一非法出版行为,但效果甚微。究其原因,翻版书的出现及泛滥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同时,在民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段,翻版书也有其客观价值,应给予辩证审视。文章通过梳理翻版书的翻版形式、翻版热点、翻版特征及顾客群体,分析翻版书形成的原因,探讨不同群体对翻版书的迥异态度,再现民国时期图书翻版这一历史现象的同时,以图为当前版权保护提供历史借鉴。     

民国时期的“百花奖”：“电影皇后”评选活动

1933年1月1日,当时在上海《新闻报》做编辑的歌词作家陈蝶衣在业余时间创办了《明星日报》这份小报。在《明星日报》的创刊号上,陈蝶衣便刊登了发起＂电影皇后选举大会＂的启事,开始了类似于现在的电影＂百花奖＂的评选活动。当时,上海的电影公司云集,     

民国时期的美术社团“天马会”

天马会是20世纪20年代上海最具影响力的美术社团,它所确立的美术展览机制,在中国美术乃至中国文化的巨大变革时期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民国时期“报纸下乡”经营思想的考察

“报纸下乡”的经营思想自20世纪30年代提出以来,经历了抗战时期“报纸下乡”动员抗战、抗战后“报纸下乡”推进“农村复兴”计划两次论证与实践,使得新闻界对“报纸下乡”的困难、实施、效果等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与分析.     

民国时期上海“中法药房”研究

民国时期,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全面发展,中国的西药业亦逐步兴起。中法药房在动荡时局下的艰难发展,正是民族工商业在那个时代曲折前行的缩影。     

民国时期线装书“高丽纸”印本述略

清宫旧藏高丽纸的来源以域外朝贡、商贸和再造仿制为主,近代以来这批高丽纸陆续散出,坊间可得,同时民间也有通过再次加工的手段获得高丽纸的情况。因高丽旧纸质地优良,兼具古意,以周叔弢、傅增湘及故宫博物院为代表的一批藏书家及出版机构,纷纷以此纸作为印刷珍贵古籍、书画、碑帖用纸,成为民国时期古籍印刷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通过文献梳理,可以考证出民国时期以高丽旧纸印刷的线装书实物,展现高丽纸作为古籍印刷用纸的特点,同时探求民国时期藏书家及出版机构在传播珍贵古籍时所作的贡献和“好古求旧”的心境。     

民国时期北平的“房荒”及住房保障

正当前,高速现代化和城镇化已将北京房价推入云霄,但另一方面,大量房奴及蜗居"蚁族"的存在又在叙说着北京的城市之殇。高房价、房奴与"蚁族"的存在都说明北京正陷于"房荒"之中。其实,"房荒"不仅是今日北京城市发展和民生保障的重要课题,民国时期的北平同样面临严峻的"房荒"。时局动荡之下,政府既无力推进大     

民国时期“公文程式”类图书的出版实践

公文程式的频繁颁布与修订,构成民国时期公文制度建设的外在表征,触发了公文程式类图书社会需求的激增.基于民国时期出版的207种公文程式类图书,文章从出版主题、出版时间、出版机构、出版者、出版地点等多视角,对民国时期公文程式类图书出版实践的主要状况、基本规律与重要特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释,认为出版界在普及新式公文、推动中国公文程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诸“卍”字会

正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战乱频仍,加之灾荒连绵,广大民众备受其害、艰难度日。民间慈善团体纷纷开展救护与赈济活动,留下可歌可泣的历史印迹。大家通常较为熟知近代的新型慈善组织——西方"舶来品"红十字会,而对于在本土成长起来的规模较大的民间宗教性慈善组织——红卍字会,以及其他同符异色的诸卍字会系列,人则知晓无多。其实,它们既非特殊个案,亦非昙花一现。以北京     

民国时期中国报业的“偏枯”与纠偏

民国时期,中国报业经历了"偏枯——局部缓解——偏枯"的发展过程。报界有识之士几经努力,试图阻止这种日益加深的趋势,但未获成功。考其原因,在于早期外人近代报刊的布点决定了后来报纸的发展格局;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影响了近代经济乃至报业的区域分布;政府对报业整体布局缺乏清醒的认识,听任其自由发展。归根结蒂,只有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教育取得长足进步和均衡发展,才能根本解决报业偏枯问题。     

民国时期清华大学的“强迫运动”及其影响

1911年至1918年期间,清华大学曾开展过名为"强迫运动"的体育训练活动。在此影响下,清华一跃成为北京地区高校体育的领头羊。同时,强迫运动的开展,对于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学生发展,以及创立清华体育文化等产生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