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关於夫妻关系的法律规范

夫妻關係即夫妻法律關係,它是夫妻間的權利 與義務的總和。夫妻關係的內容包括人身關係和財 產關係兩個方面。人身關係指與夫妻的身份相聯系而下具有經濟內容的權利義務關係,財產關係指夫妻間具有經濟內容的權利義務關係。夫妻人身關係     

《故事新编》:时间与叙述

《故事新編》正如《朝花夕拾》,是魯迅為解决“個人時間”与“歷史時间”之緊張關係而進行的静夜掙扎。他那“放在引號中叙述”的基本策略在此书中有更精彩的表演。由《補天》到《鑄劍》到《奔月》,他最終择定了“油滑”的即“混淆古今”的叙述方式,使來自文獻与當代的众多引語在同一作品空間中同質地發声,从而將“过去”的故事、“未來”的闡释納入他寫作的“現在”,以反抗那個話語秩序分崩離析的時代里講故事者的悲喜劇命运。     

儒教“天命”觀及其信仰方式 兼論當代儒教信仰方式的轉型

<正>一儒家信仰及其特徵從信仰社會學的研究看來,"信仰看作宗教的本質和核心,可是,信仰最初是作爲人與人之間的一種關係而出現的"。因爲,"通過個體之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特殊情感内容,轉化到了個體與某種超驗觀念之間的關係當中。超驗觀念構成了一個新的範疇,它使源於人際關係的各種形式或内容發揮得淋灕盡致"。正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神的觀念中得到了既實際又理想的表達。①由此考察中國儒教的基本信仰,實際上即是中國人的天命觀念。這個天命觀念,不一定就是對神     

中國傳統中的人文精神與宗教精神

中國傳統中的人文精神與宗教精神有無關係?這個似乎古老的問題的答案,對於思考一個對當代中國文化有着重大意義的問題,即中國傳統人文精神與基督宗教或一般宗教的關係,肯定會構成思考的背景,影響思考的結論。     

曹雪芹是我的校友 外二篇

前些日子《萬象》上發表了我的一篇《曹汝霖是我的親戚》,今天再來寫一篇“曹雪芹是我的校友”。姓曹的同我有緣。下過我和這兩個姓曹的的“社 會關係”,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曹汝霖是近代人, 從時間上我能與他接觸,我下到一歲的時候,母親告 訴我,曹汝霖還抱過我一次呢。他是我的親戚,這一     

錢恂事迹補説 從張遵逵先生的來信談起

錢恂早年相繼随同薛福成、許景澄、龔照瑗出使歐洲,後經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奏調回國,時間是在1895年。他在張之洞幕府的第一份差使爲江南自强軍洋操提調。1899年初,錢恂被任命爲湖北游日學生監督,這背後有强烈的日本方面的推動因素。同時期,張之洞也一度計劃派遣鄭孝胥赴日出任學生監督。在張之洞幕府中,錢恂與鄭孝胥均爲幕主所倚重,但彼此政見不同,仕途發展也有所差異,二人之間始終存在着隱性競争關係。1900年庚子事變期間,錢恂與張之洞關係緊張,一度接近破裂邊緣。錢恂在日激進言論,後來引發有關"張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夢"的争議性話题。錢恂之觀念有其自身發展脉络,當時通過汪康年的關係,也可能間接受到日人宗方小太郎的影響。本文以爲,作爲"中等人物"(姑取非達官顯貴亦非草根平民、既富傳统素養又經新學熏陶之意)的代表,錢恂其人對於理解晚清政治與社會,有着不小的研究價值。     

文化学术动态

近代東西方文化關係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北京召開 由中國現代文化學會主辦的近代東西方文化關係國際學術討論會,於1991年12月16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與會學者來自中國、日本、美國、德國、澳大利亞、印度、南朝鮮等國家和香港地區共70餘人。     

蒙文通的“經子關係”思想探論

在蒙文通先生的學術、思想體系裏,其經學有廣、狹二義,廣義經學包括儒學、孔學、漢代經今古文學,狹義經學指西漢今文經學。其子學也只是諸子學之約稱,而非《四庫全書總目》四部分類意義上的子部學問,故其子學很少涉及佛學的内容。蒙先生在價值立場上推崇廣義的經學,但就中國學術的發展與創新的動力而言,他提倡“經子交相發而後其義可備”的經子關係思想,對於子學中的墨學及其對漢代新儒家形成之意義的闡發,道家道教思想、學術史、著作的整理、研究,均做出了度越前人,啓迪來者的重要貢獻。透過蒙先生“經子關係”思想側面的研究,其中藴涵的“作爲方法的周秦諸子學”的思想精義,有待進一步發掘與深化。     

若保赤子中國傳統文化的理想之政

一 傳統政治話語中的"父母"與"赤子"之喻 在中國傳統中,視天與入之關係如父母與子女是一流行觀念.①此父母-子女關係又由"天之子"為中介而具體地實現為一種"天子-子民"的政治制度.天被認為將其作父母的責任具體地轉授於天之子,所以天之子即是天下全體之人-民的父母.     

蔣介石與尼赫魯

尼赫魯是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領袖.曾任印度民族主義政黨國民大會黨(國大黨)總書記、主席.其地位僅次於倡導不合作運動的甘地.中國抗日戰争期間,他和蔣介石關係密切,互動頻繁.研究他們之間的交往,可以推進近代中印關係史研究的深入,也可以幫助人們了解蔣介石對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同情和他爲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戰争勝利而做出的努力.     

原始儒學“天人之分”與“天人合一”的“兩行之理”

對儒學天人關係的解讀主要有"合一"與"二分"兩種模式。三代時期的"天"經歷了"帝-命-德"的演變。孔子、孟子、荀子對天人關係的論述具有多種面向,不可一概而論。"天人之分"和"天人合一"都以修身爲目的,二者可以共存,本體論之"合一"與工夫論之"二分"是相輔相成的,"分合"的"兩行之理"體現了一種整全面平衡的認識論。     

天人之間

正天與人在中國的思想文化傳統中,"天與人"係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國文化傳統中一個恆久的話題。與此相關的天人觀念是中國思想文化傳統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範疇。關於天與人的天人觀,辨識天與人之間關係的天人之辯,以及由此產生的天人之學,從遠古時期萌發起,一直延續、貫穿於整個中國思想文化傳統的始終,成爲數千年的中國思想文化傳統中的最重要的觀念之一。     

人、物之間理解《莊子》哲學的一個關鍵

人是中國古典哲學的主題,儒家是推動古代人的思潮的主要代表,這是學界公認的觀點.不過,并非所有的流派都同儒家的孟子和荀子那樣,提出人性的界定,并對之進行或善或惡的判斷舆争辯.道家的莊子,似乎更致力於對這類人性論説的解耩.從表面上看,莊子更有興趣的,是物性而非人性.除著名的《齊物論》外①,出自莊子後學的《天下》篇,在劃分古代的思想派别時,竟也以對物的態度作爲區分各派的特色.②因此,荀子甚至批評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荀子的天,指的就是物.然而,如果依此而以爲莊子的"不知人"就是不北關心人的問題,那就大錯特錯了.整部《莊子》,關於人的論述豐富多彩.③儒道兩家,都論入、物關係.差别在於,儒家以人觀物,而莊子由物論人.分析人、物關係,當是理解《道子》哲學的一個關鍵.     

王克敏、宋子文与司徒雷登的和平斡旋——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

抗戰期間,日本侵略者曾通過多條渠道和中國政府聯系,企圖以“和談”的方式取得其在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日方派出人員,或屬於軍部系統,或為外務省官員,或為與中國有傳統關係的“民間人士”。但是,也有一個特別的例外,這就是燕京大學校長、美國人司徒雷登。從1938年到1941年,司徒雷登受日本人之托,多次出入武漢、重慶,會見中國當時的最高領導人蔣介石。有關資料,不僅真實地反映出抗戰期間中日秘密外交的發展歷史,也真實地反映出日本侵略者從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到窮蹙困窘的沒落歷程。     

丧家狗——我读《论语》

(一)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知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第8章)“重”是老成持重的重,北京話說,端着點。人不端着點,就“不威”,看上去,沒有威風凜凜的那麼股勁兒。這和學習有啥關係?我想,孔子說的“學”,不光是讀書,更重要的,還是修行習禮學道德。修行習禮學道德,目標之一,就是有君子風度,如果沒有君子風度,莊重不足,輕浮有餘,當然說明,他沒學到家,“學”自然“不固”。     

“父—子”二級結構與北族政權世界秩序的確立

北族政權具有獨特的世界秩序概念,這一概念是在與異質政權、特别是其南方的定居國家的交往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并被歷史上東部歐亞的諸游牧帝國改造、利用和繼承。具體而言,即是借用血親部落的"父-子"二級結構,來擬構北族君長與臣服政權首領之間的關係,從而將臣服政權納入到北族的政治體系之中。本文通過對與東部歐亞北族政權政治實踐相關的具體史事進行分析,歸納出其世界秩序的結構、運用和内在理據;同時强調指出了東部歐亞的諸帝國對這一概念的分享和活用,以及因爲話語體系的差異而造成的變亂等;此外,還利用考古發現的新成果,追溯了其可能的起源。     

宋以降中国性别文化的变迁

性別文化主要關注性別的社會狀態,而不是自然狀態。性別觀念、男女的社會地位和家庭角色、婚姻關係等都是體現性別社會狀態的重要內容。在下同文明之下,各個民族之間,性別文化有很大區別, 并且在歷史傳承過程中會有所變化。中國的性別文化源遠流長,先秦是傳統性別文化的重要形成時期, 其後性別文化中的下少方面從具有軟性約束的“禮”     

编後

如果闡釋學的循環闡釋(bermeneuitic circle)理論我們可以接受的話,那末對研究主體和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以及相應的研究方法不斷回思、省察,應成为學術與文化研究的不可或缺的一環。为此本期特闢“中國文化研究的檢討與展望”專欄,刊出三篇專論:一为李學勤先生的《走出“疑古時代”》,結合現代考古學的發掘成果,提出在本世紀產生巨大影響的古史辨學派,一方面對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變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製造了不少“冤假錯案”,今天我們應該從“疑古”     

陳寅恪徵引史料未盡之例及其他

在現代學術史上,陳寅恪素以博學著稱,他對史料的掌握向來受到稱道,實構成其學術神話的一環,但在細節上并非無隙可擊:此文以列舉實例的方式,在史料上對陳著作出補充、修正或系聯,并兼及其他學術大家的同類問題,以説明在史料上"竭澤而漁"之不可能,進而深化對"史料"與"問題"關係的理解。     

三才之道與中國文明的平衡藝術

“三才之道”是對中國文明的超越秩序的最簡要概括,與沃格林的原始存在共同體的四元結構具有明顯的對應關係。在將沃格林關於意識的平衡的主題擴展爲教化的平衡之後,通過對《中庸》中論述聖人之道的一段話的深入分析,我們能够得出結論説,中國文明中强烈的宇宙論關切,并非像沃格林在韋伯的影響下所認爲的那樣,是精神突破不徹底、不完全的表現,而是出於教化的平衡這一重要考量有意保持的。這爲我們理解中國文明的藝術性特徵——相比於希臘文明的哲學性特徵和以色列文明的宗教性特徵——提供了新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