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中央百司及地方官府榜文文书的发布规定

依据封建层级管理体制,宋代榜文文书大体分为皇帝颁布的敕榜、中央百司所发榜文和地方官府发布的榜文。其中,中央百司及地方官府的指挥、政令需要吏民周知的,均遵循相关规定,以榜文的形式传达至基层社会。榜文文书的下行及公示于民众成为朝廷和各级地方官府日常行政运作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并由此建构起中央与地方、官府与民众之间政治信息沟通、互动的基本渠道。     

古代下行文书“榜(牓)”之功用及体式

“榜(牓)”^①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下行文书,它是封建社会皇帝或官府用于发布政令、晓谕臣民的文书之一。榜文萌芽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真正的榜文开始出现,经过隋唐五代的发展至宋朝达到繁盛,出现了敕榜、榜谕、榜示等“榜”族文种,元明清各朝时有沿袭。为此,我们结合相关史籍记载和留存的实物榜文对历朝历代榜文的功用、体式进行深入的归纳总结,以期进一步掌握古代榜文的相关知识。     

灵台博物馆馆藏“为钞法事”榜与明朝榜文制度

榜文是基于朝政的急需,由六部及都察院衙门,或巡按各地的大臣,以皇帝的名义奉旨发布的文告。作为诏令的一种重要形式,榜文有其特有的功能,保存至今的榜文也成为研究明朝历史的基本史料之一。但由于榜文实物的缺失,学术界对于明朝榜文制度,尤其是榜文发布程序的研究做得很不够。灵台县博物馆馆藏永乐二十年"为钞法事"榜的发现,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明代榜文制度特别是榜文的发布程序,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宋代榜文文书副本的复制方式

作为一种公之于众的下行公文,宋代榜文文书副本的复制载体有纸张、木板、粉壁、碑石之别,与之相应的复制方式则有手工书写、雕版印刷、勒石刻碑的不同。榜文文书副本的复制载体和复制方式的统一与其传播效果有密切关系:书写的榜文优长在于大字醒目,简便易行;雕版印刷的榜文复制速度快、数量多,便于在流动人群中广泛传播;勒石刻碑的榜文威严庄重且留存时间相对久远。文书副本载体与复制方式各异的榜文成为宋代官方施政信息布达民间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助推中央和地方行政事务的得力工具。     

古代图书版权保护考略

版本之称谓始于宋代。版本保护中的公据、榜文、牒文、牌记、印记史料显示出,官府对于版本的保护是一种公权力救济方式,是中国著作权法律文化的源头,而清政府颁布的中国近代第一部《大清著作权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清代四川“炮税”

清代契税实行“定额解缴”,契税税率和税额由朝廷制定,但契税的征收方法却因时代和地域不同而差异较大。四川省各州县大多采用“炮税”办法征收契税。何谓“炮税”“州县临去任减价税契之谓也。”也就是州县官员在即将离任之时,为了多捞钱财而降低税额,让平时买卖土地房产的业主争相到官府验契投税的行为,官场称为收“庄稼”,民间称降率撮收契税的办法为“放炮”,所缴之税称为“炮税”。     

清朝对城市环境卫生的管理述略

清朝对城市环境卫生的传统管理中,注重对城市垃圾的处理,除此以外的其他城市环境问题,通常由民众向官府反映后,官府才出面进行管理。清末"新政"时期,北京等城市在内外巡警总厅下设置了清道科专门负责城市卫生,朝廷同意后开办了自来水厂等,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环境卫生的改善,促使中国城市环境的早期现代化迈出了重要步伐。     

宋代的编史修志与档案利用工作

在宋代,由于架阁制度的出现和史馆组织、修史制度的完备,再加以印刷术的广泛应用,所以宋代在利用档案记述史迹方面有了显著发展.在这一时期,官府各种编修机构之多,档案编纂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都是前代所没有的.在宋代朝廷的各主要部门都设有编修机构掌管编撰工作,中书省设有编修条例司,主编中书省的各种条例.为了汇编公布朝廷的敕令,还特设敕令所,为编修皇族家谱设有玉蝶所.此外,还有日历所、会要所、实录院、国史院等各种机构,分别从事各种史籍的编修,尤其是日历、会要、实录的编修.在日历编修中,除依据史馆存贮的起居、时政记外,还要博采朝廷各官府的大量档案.     

古籍裱纸公文所见明代地方官府公务接待的经费来源和货币化研究

沈阳师大图书馆藏明隆庆刻、万历递修本《文苑英华》封皮衬纸均用万历年间福建官府废弃公文托裱，部分内容涉及福建地方县级官府因各项事宜产生的公务接待，由此产生了一些地方官府的经费支出。公文提供了区别于史籍记载明代地方官府在公务接待经费上的来源，反映了明代地方官府在因公接待上由实物到货币化的转变，揭示了都察院巡按御史对地方官府在财政支出上的审计和监察职能。侧面反映了明中期张居正赋税征银后，明代经济整体趋于货币化的趋势。     

清代“四柱清册”

正四柱清册,是中国古代官府办理钱粮报销或移交时编制的报表,"四柱"指"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分别相当于现代会计中的期初结存、本期收入、本期支出和期末结存,"旧管"加上"新收"减去"开除"等于"实在"。宋代时已有此种报表,以后各朝官、民沿用。清制,凡官府仓库盘查核实、官员离就任交接、各项钱粮及工程奏销等财政收支存储等,均须在呈报奏销文书的同时,详列四柱清册附后。其中,呈报给皇帝的封面为黄色,又称四柱     

中国古代地方官府与民间诏敕文书专藏场所源流演变考述—以敕书之室为例

诏敕文书专藏之室是我国古代官方和民间档案保管场所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E考据”的方法,在搜剔爬梳古今文献的基础上,以敕体的源流演变为主线,结合特定的时代背景,考证了以“敕书”名室者在古代的存续脉络。敕书之室滥觞于唐代,是散见于内地县治和边疆寺宇的个别现象。至北宋时,宋初的建法立制改革推动了编敕制度的兴起,敕书库和敕书楼相继上升为一种普遍的地方官署档案保管场所,为地方性的专门编敕服务。南宋时,官府内部的机构改革使得敕书楼逐渐被架阁库所取代,敕书楼由官方转向民间。至明清时,敕体不再是法规形式,敕书之室的建筑主体由北宋单一的地方政府演化为官方和民间并存并逐渐以民间为主的结构。由于明代饥岁灾荒频繁而实行劝分政策和旌表制度,导致因赐敕旌义而特建楼、阁专藏的现象尤为频繁。     

唐代的状报

状报起源于唐代,是伴随着进奏院的产生而出现。进奏官把获取到的关于朝廷信息和其他地方藩镇的动态,编辑成状报传递给各自所在的藩镇,让节度使可以及时得到消息,并且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判断。状报成为唐代中央和地方联系交流的媒介,对信息沟通起一定的作用。     

四库全书地方采进本的地域性问题

四库全书的地方采进本,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许多地方的主政官员进呈给朝廷的是本地籍作者的著作或图书内容与本地有关的著作。它展示了地方文化成就,同时也便于具体操作。     

试论中国古代雕版印刷版权形态的基本特征

文章提出中国古代的版权形态具有三个特征:个别保护、局部协调与载体依赖.首先揭示个体出版者如何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维护其版权,其次介绍古代民间的几种版权管理实践,然后指出中国古代雕版印刷的版权与其物理载体--书版紧密联系,最后探讨了形成这些版权特征的因素.     

宋代邸报的新闻活动探析——围绕政治信息传递相关问题而展开

宋代邸报的新闻活动具有很浓的政治色彩,它构成了官方体制运作的一个链环,在一定程度上亦成为士大夫之间交流的平台。由于受到多方面的干预和影响,邸报所发挥的社会功能是相当有限的。本文在宋代邸报的新闻活动基础上,考察与分析宋代邸报的政治信息传递与以士大夫为读者群体的关系,提出邸报始终代表朝廷的政治传播方向,最终目的是稀释不利朝廷的信息,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     

试论宋代谣言传播的政治风险防控

宋代社会上流传了大量的时政谣言。事实上,人们巧妙地利用谣言简练、快捷的传播特点,围绕所关注问题而展开,表达对朝政及社会诸方面的态度与看法。由于传播效果具有双刃性,宋廷不得不采取措施消解谣言带来的政治风险,故其一边布置谣言传播的政治禁区;一边建立预警、预案制度,并由此滋生出一套严密的传播与防控体系。     

四库全书私人呈送本中的家族本

在四库全书私人呈送本中,有一部分在京官员呈送的图书,仅仅是自己家族的著作。他们利用朝廷向全国征集图书的机会,把自己家族的著作呈送朝廷,以供采择。这一特点在四库学论著中尚未被论及。     

“天禄琳琅”版本鉴定错误及其原因探析

"天禄琳琅"藏书是清代著名的宫廷善本特藏。本文在全面调查海内外存世天禄书的基础上,以《天禄琳琅书目》与存世书相互对勘,结合文献、他书,考证辨别,首次统计出《天禄琳琅书目》前后编中版本鉴定错误的总体情况,得出整部《天禄琳琅书目后编》版本误判比例高达三分之一,而宋元版部分更是几近三分之二的结论。对这些鉴定错误加以归纳分析,并从主观、客观两个方面探讨其致误原因。     

为公共图书馆的失当辩护

本文评论了<为公共图书馆辩护>一文的一些失当参考文献9.种     

科举档案：唐宋贡籍及其演变

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作为贡举人名单的贡籍在唐代产生,但它成为一件科举档案则始于宋代,主要记载贡举人的个人资料与考试情况,是贡举人地位得到提升的反映。为了更好地管理和安抚贡举人,宋代政府编制贡籍,并在此基础上叙理举数,推行免解和特奏名制度,同时殿举、除名等惩罚之制以及贡举人经济、法律等特权的获得亦依托于贡籍。但在明清时代,随着“科举必由学校”逐渐成为现实,政府加强对基层士人的管理,贡籍进一步下移,学籍得到扩展,政府所掌握档案由得解举人扩展为广大生员。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举人贡籍的独立性,但礼部仍然通过贡籍的替代品保留对举人的有效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