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读国学经典——奠基幸福人生

"及早读经,大量读经,老实读经,快乐读经","只要一个人把任何一本经典读一百遍,必能从经典中提升其为学的能力,必定能从经典中领悟其为人处世之道,必定能变化其气质,开阔其胸襟,启发其智慧……"——这是全球读经运动的发起人王财贵教授读经主张的方法、态度、价值观的精髓所在。     

儿童“读经热”现象的思考

当代中国,"读经活动"的展开颇有"星火燎原"的势头,对儿童读经一事,提倡甚至热情赞赏者有之,反对甚至严厉批评者有之。从时间、内容、方法和效果等四个维度认真剖析儿童读经现象,探讨儿童"读经"是否是稳妥的教育方式。     

从历史变迁与思想分野看儿童读经

世纪之交兴起的儿童读经热,是近百年来中华传统文化失落、人文教育薄弱、学校教育不够和谐等问题在新形势下的“反弹”。从读经的名实内涵、历史变迁和思想分野维度对相关问题进行梳理,为读经“正名”,旨在减少“技术性阻障”,为消解儿童读经及其讨论中之无谓“论争”提供某种依据和条件。     

“儿童读经运动”质疑——与南怀瑾先生商榷

以王贵才“儿童读经”和南怀瑾的“中国文化断层重整工程”为代表的“儿童读经运动”是以“填鸭”“填牛”之强制灌输方法,让儿童死记硬背、生     

儿童读经及其讨论的多维视野

自"2004文化保守主义年"以来,对于儿童读经一事,在中国形成了"两极化"的态度,力倡甚至热情赞赏者有之,反对甚至严厉批评者也有之.事实上,儿童读经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是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主要内容;就目前而言,读经应因需而设、因材施教,更要讲究方法,体现文化的价值取向.对当今儿童是否需要读经所引发的争论,我们应倡导多元平衡和超越精神.在社会各方面还没有达成足够共识的时候,争论双方似应多一些"换位思考",多一些宽容;而政府也不应当过多干预,"执其两端"而竭,还是顺其自然为好.     

科学理性地看待儿童读经

当前的儿童读经与历史上的读经具有不同的性质,不能用过去的批判言论来批评今天的儿童读经,更不能因为读经已经废除,今天就不能再读。经书承载着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的读经教育中蕴含着重要的教育方法。对于今天的儿童读经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应结合时代特点,科学理性地思考传统文化教育,从传统中汲取合理的因素。儿童读经对于儿童的成长和文化的传承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也不能过分夸大其作用。要在读经实践中加强科学研究,使读经活动能够健康、有效地开展。     

从儒家经典到课本选文：清末民初读经科向国文科的转化与融入

民国初年读经被取消后又被反复提倡,但清末的读经科部分转化、融入了国文科并影响了国文科的发展：国文科课程目标中的“德”由读经科转入,教材中部分课文是对读经科中的整本儒家经典的节选,教学中的诵读法也来自读经科。转化的发生及其成功,主要原因是：读经科改变了形式,顺应了现代教育（国文）的变化,教育目的由培养臣民转为培养公民,教育形式由私塾中的单个点拨到学堂中的班级授课,国文教材形态由专书变为选文,考试文体由八股变为古文。     

论读经

四书五经是儒家典籍,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近年来,读经热潮席卷全国,这个经究竟应该读还是不读?如果可以读,那又该如何读?对这些问题的探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即以此为题,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文章认为读经应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并通过文科教学、课外阅读以及新闻媒体的正确导向等方式,复兴传统经典中值得颂扬与传承的价值观。     

读经论争的百年回眸

读经问题是民国初年废除读经之后围绕恢复读经和反对读经而产生的一系列论争,是我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抛给世人的一个世纪难题。百年来,关于读经的争议主要经历了四次:第一次发生在民国初年,主要围绕着袁世凯、康有为等复古尊孔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者反复古斗争展开;第二次是20世纪20年代在东西文化反思过程中出现的,以1925年章士钊"读经救国"论和鲁迅的批判为标志;第三次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抗战前夕,高潮为《教育杂志》1935年"读经专号"中关于读经的大讨论;第四次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尚未结束。读经的论争还会继续,解决读经论争的最好态度是抱有开放心态,认清潮流,允许实践。     

"儿童读经"运动质疑

本文剖析了当前社会上倡导"儿童读经"运动的三大主要理由,即文化传承、开发潜能、提高道德.认为儿童读经弊多利少,而把读经教育纳入幼儿园、中小学课程范畴或让儿童上所谓的现代私塾则需要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们慎之又慎.童年是极其宝贵的,我们的教育有比读经更重要的事要做.     

“中庸”是孔子之道“一以贯之”的方法

孔子说自己的道是一以贯之的,却并没有明确说自己的这个＂道＂到底是什么,又是用什么贯串起来的。后人恰恰多就这两个问题各持己见,争论不已。关于孔子的＂道＂,有三种较为普遍的看法,即＂仁＂、＂礼＂、＂仁与礼＂;关于＂一以贯之＂的＂一＂,有的认为是＂忠恕＂（这种说法较为普遍）,有的认为是＂中庸＂,也有的认为是＂仁＂,还有的认为是＂礼＂。不管哪种说法,要搞清孔子之道一以贯之的＂一＂是什么,如果从孔子生活的时代、孔子的人生理想、孔子中庸思想的形成、孔子的人生实践来分析其思想观念,就会明白,＂中庸＂应该是孔子之道＂一以贯之＂的方法。     

从《论语》看孔子的教育哲学思想

《论语》一书二十篇是孔门弟子辑录的孔子言行录,也记载着一部分孔子门徒的言行,是我们研究孔子教育哲学思想所依据的主要资料。从《论语》入手分析孔子的教育哲学思想:教育对象,主张有教无类;教育内容,特别重视思想品质和伦理道德教育;教学原则和方法,主张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好学乐学、立志有恒、锲而不舍、学行结合;道德教育思想,主张立志乐道、自省自克、身体力行、改过迁善;主张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以及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的教师职业素质。     

试论《论语》中孔子的“好学”形象

孔子知识渊博,文化积淀深厚,是一位旷世大儒,他用他的一生阐释了“好学”思想,弘扬了“好学”精神。从孔子求学的信念、求学的目的、求学的态度、求学的方法、求学的品格上剖析他的好学精神,还原孔子在《论语》中的好学形象,以期能对当下教育改革提供点滴启发。     

孔子"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主张探幽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主张是孔子启发式教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今人所持“强说人”观点和“教师就应该换另一种办法施教”的观点是对启发式思想的否定与割裂。要全面客观地评价孔子的启发主张,就必须正确认识“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思想涵义。     

春秋时代称《诗》之风对孔子"诗教"的影响

春秋称《诗》之风对孔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教育理念上，使孔子重视《诗》的传授，以《诗》作为教学内容；二是在学《诗》目的上，使孔子重视《诗》的政治功用，重视《诗》在伦理教化、性情修养和增长见识方面的作用；三是在引诗、解诗的方式上，孔子也深受《左传》一类解诗性质的引诗的影响。春秋时代人们称《诗》时没有文本观念，而孔子却已具有朦胧的文本概念，他在引导学生理解诗歌时，要求他们注意《诗》作者的本意。可以说孔子诗教并非空穴来风，它是对春秋时代称《诗》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浅析章学诚的科举观

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科举观是矛盾的,他一生都在调和这一矛盾。文章对他的学术论著及教育思想剖析后认为,其矛盾科举观产生的原因是:因科举制度的弊端和考场的舞弊而反对;因儒学的影响和科举为选拔人才、培养人才的目的而支持。     

"西河"与"长寿"小考

苏轼《后杞菊赋》"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一语,从来解者"南阳"不误,而"西河"则牵附"子夏退老于西河之上",其实大谬。苏轼崇信道家养身之说,多服食药饵以求祛病延年,其诗文中多见反映。"西河"乃用《神仙传》故事,与所谓"子夏退老"全不沾边。     

从"宰予昼寝"说开去

宰予是孔子弟子当中性格较为突出的一个。"宰予昼寝"的原因,既非"志气昏惰",更非身体欠佳,而是其聪明才智不得施展,革新思想不受重视,因而陷于压抑、苦闷、不知所措的行为表现。但是基于与孔子真诚的师生关系和对老师"爱殷责重"用心的理解,一时消沉之后,即振作精神,积极进取,终以孔门十哲弟子之一名传后世。     

关于孔子教学思想研究基点的思考

基点是作为开展某种活动的基础的地方。研究孔子教学思想这一活动也必须首先寻找到研究的基点在哪里。研究孔子教学思想的基点既要考虑到其所处的宏观时代背景、微观的生平与教学活动,又要进一步顾及其角色定位、教学形式、私学类别与教学根本等。     

浅论范仲淹教育实践与理论

范仲俺是北宋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军事家、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热心兴学育人的教育家。兴学育人可以说是范仲淹行之终生的事业。他大力提倡改革科举制度,积极投身于兴办学校的教育实践之中,从而形成了丰富的教育思想。范仲淹重视师资素质培养,力荐“明师”任教。在教育上他继承孔子的教育思想,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并提出了培养专门性实用人才的主张,范仲淹对当时的学校教育,以至宋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