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是理解的前提

400多年前,利玛窦从意大利来到中国,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的唯一目的自然是为了传教.为了赢得中国士大夫的信任,他从学习中国的文字、语言人手,进而学习研究儒家经典、文化历史、风土人情.对这样一位相貌迥异却穿一身中国服装,说一口中国话(包括一些方言)并有一个中文姓名字号的"西儒",士大夫都乐于结交,连大学士徐光启也与他合作翻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     

数学文化传播的利玛窦模式及其影响

中国近代数学文化传播的"利玛窦模式"的主要内涵包括:把传播数学文化作为一种工具为传播天主教义服务;在上层社会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范围内广交朋友并传播数学;将西方数学名著翻译成中文,使国人更好地了解西方的数学思想;重视数学概念的中文译名,创造了许多措辞达意的数学术语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科学名词.利玛窦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西方演绎数学理论和数学计算技术,"利玛窦模式"也为欧洲输送了中国古代的数学思想和数学成就.     

试析利玛窦的适应性传教方式成功的原因

利玛窦来到中国后 ,以文化和解的适应性传教方式揭开了基督教传教史上最迷人的一章。所以能够获得成功 ,是由于在时代精神影响下创建的耶稣会为适应性传教方式的推行提供了成功的可能性 ,而利玛窦的个人素质及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则为适应性传教方式的推行提供了成功的基础和机遇     

“几何”名称的由来

“几何”二字,在中文里原是一个虚词,而不是一个数学专有名词。首先把“几何”作为数学的专业名词来使用,并称呼这门数学分科的,是明末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徐光启42岁时考中进士,任职翰林院,他常常去拜访在京传教且精通西洋自然科学的意大利人利玛窦,向他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利玛窦用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著作《原本》做教材,向徐光居讲授西方的数学理论。     

利玛窦在南昌的两次传教风波

利玛窦在南昌传教三年，经历了两次风波。前一次风波是西方天主教与中国道教冲突的反映，是中西两种不同文化在南昌的首次碰撞，对利玛窦后来在南昌的传教有过影响。后一次风波也是中西两种文化冲突的反映，但由于利玛窦得到了江西地方官员的支持，不仅使风波得以平息，而且还被获准在南昌城中定居买房并建立教堂，从而为天主教在南昌的传播开辟了基地。     

作为现代白话文学源头之一的基督教东传

基督教东传是白话文学运动的重要源头,基于传教的现实需要,19世纪早期,传教士们将《圣经》译为中文,并创办报刊杂志,撰写传道小说。由此,白话文《圣经》的翻译与传播以及传道小说的撰写可以视为后来白话文学运动的先声。这一系列的话语实践对中国现代白话文学的诞生产生了很大影响。     

略论利玛窦在南昌的传教活动

传教士利玛窦被驱逐出南京后，在江西南昌开辟传教事业。利玛窦在南昌结交地方官绅，与皇族成员建安王论友，修订《天主实义》，在南昌建立稳固传教基地。利玛窦的活动有助于基督教事业在南昌的发展，明朝皇帝最终允许他进入北京，利玛窦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人物。     

对"中国现代数学起源于肇庆"命题的若干思考

利玛窦具有很丰富的数学知识背景,他以他的数学才能和语言天赋,在中西方数学文化融合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对中国近、现代数学的萌芽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利玛窦在肇庆既传播了欧氏几何,也传播了“非欧几何”.他所传播的“西方现代数学”及其所获得的效应,确立了他以数学来赢取中国民心的学术传教思想,为他后来在中国系统地传播“西方现代数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利玛窦与中国士大夫合译了许多西方数学名著,不仅引入了新的数学体系,而且引入了新的数学思想和方法(包括几何公理化思想),使中国传统数学焕发出了生机与活力,开创了中西方数学文化融合的纪元,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数学与数学教育的萌芽和发展.     

利玛窦与中国科技史

十六、七世纪中国社会正处于封建社会的深重危机之中,资本主义的萌芽已开始逐渐出现。在欧洲,宗教改革如火如荼地展开,地理大发现又使原先不可逾越的海洋成为传教的新通道。由于传教士们来自科学发达的西方国家,了解科学的力量,自觉或不自觉的充当了西学的传人,因此精通地理学、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知识的传教士们一方面在进行传教,另一方面也将西方的科学传入了中国。利玛窦在中国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播天主教教义的过程中,开始了向中国介绍西方近代科技知识的历程,向中国人展示了一个新奇而富有吸引力的世界,从而也使其成为明末沟通中西方文化交流之第一人。     

浅论利玛窦在华传教的调和艺术

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西方传教士接踵来到中国。利玛窦作为西方传教士中的佼佼者,在了解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不断调和西方与东方之间的种种差别,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传教策略,充分展现了其调和艺术,吸引了一批人皈依基督教,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论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与中西科技交流

如何处理基督教文化和儒教文化两大异质文化,成为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中颇为复杂的问题。外国传教士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趋于两极。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一些人为了减少传教的阻力,有认同儒学的倾向;另有些人以＂文明和优等民族的代表＂自居而无视中国文化;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则提出＂中学西源说＂。     

对外汉语教师海外文化传播策略研究——以利玛窦在中国传教为例

在赴海外完成对外汉语教学的任务中,如何在异文化氛围中处理与当地文化的关系、如何亲和而有效地进行汉语教学与文化传播是海外对外汉语教师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通过梳理利玛窦在华传教的过程,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以为今日对外汉语教师海外文化传播提供借鉴。     

基督新教来华与中国学校英语教学的发端

19世纪上半叶,基督新教传教士为摆脱其在中国政治、社会与文化活动空间受到极大限制的困境,及时调整传教策略。创办教会学校便是其重要方法之一。早期教会学校将西方近代教育制度、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引进中国,开启了中国的学校英语教学。特别是1818年创办的英华书院和1839年创办的马礼逊学校,英语教学已颇具特色。     

利玛窦在孝嗣关系问题上的“是孔非孟”策略

“是孔非孟”是晚明来华耶稣会士适应政策在孝伦理观上的一个典型体现。由于孟子重民轻君思想与明初统治加强中央集权控制的意图不相合拍,孟子学说曾一度到排挤,利玛窦能充分利用这一政治形势,由此可见他的精明。然而在晚明儒林中,孔孟一体已成不可逆转之大势;在世俗社会中,生嗣传后作为事祭行孝之基本前提,早就深入人心,故利氏此策略受强烈攻剿亦在情理当中。     

浅论民国时期教会中学的英语教学

近代中国的外语教育产生于教会学校特别是教会中学.民国前期,教会中学英语教学取得了不断的发展,师资来源和教材的选用呈现多样化趋势,教学方法也有重大改革,教学效果明显优于当时的公立中学.抗战以后,教会中学英语教学的正常发展趋势被打断,处于停滞和混乱的状态.     

从利玛窦、徐光启看明末西方文化在中国之命运

在西方文化近代化转型即将完成时期,中国也从明末开始,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其先行者就是利马窦和徐光启。但是,在封建社会的末世,来自体系本身的巨大排拒力和阶级、时代的局限,终至明末主动、平等地吸收西方文化的积极行为如昙花一现,很快结束了。     

西医东渐与中国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肇始

西方医学作为基督教会传播教义的手段被带到了中国。其先进的制度体系、技术水平以及教会医师所体现的人文关怀,逐渐赢得了国人的认同;其良好的示范效应促发了中国传统医疗格局和医患关系的转型。于是,西方近代医院制度被移植到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也随之启动。     

格蕾蒂斯·艾伟德在山西阳城的主要活动

上世纪30年代,英国传教士格蕾蒂斯·艾伟德在山西阳城传教,后加入中国籍,抗战期间带领100多名孤儿从阳城到达陕西。她在中国的传教经历被改编成电影《六福客栈》,在西方广为人知。     

马礼逊经典翻译与中西文化交流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担当起了外汉和汉外双向翻译的重任,首次将基督教经典《圣经》完整地译成中文,编纂了中国第一部汉英字典《华英字典》。他还是比较系统地将中华文化经典译成英文的第一位西人传教士。他的中西文化经典翻译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